声音简介
在我看来，关于我们的颓废，最悲哀的不是颓废本身，而是负责公共事务的人经常表现出来的纯粹愚蠢。
——安赫尔·加尼韦特
在第二共和国早期，西班牙的共产党只有几千名成员，在政治上的力量微不足道。西班牙的法西斯政党长枪党在当时的全国政坛上同样无足轻重。将军派在苦战后获胜，法西斯主义占了上风。佛朗哥统治的西班牙非常明显地成了法西斯国家，多年来一直运用暴力、任意发布法令和恐怖行动等手法，就像德国和意大利一样。佛朗哥政权后期，独裁统治有所软化（但必须一提，这是在轴心国落败之后），这只能说明他是名讲求实际的政客，而非他有民主的觉悟。毕竟西班牙是欧洲唯一残存的法西斯政权，远不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对手。
至于共产主义对忠诚派有哪些影响，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的，因为专家的看法并不一致。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在内战开始后，苏联的军事援助大幅提升了共产主义的影响力。在整个内战期间，共产党都强调要赢得对抗法西斯主义的战争，同时淡化无产阶级革命的说法，以免引起西方民主国家的警觉。回顾在西班牙亲历这段重要时期的专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应该会有帮助。
首先，我们想探究的是克劳德·鲍尔斯（Claude G.Bowers）的看法，他是1933年至1939年这6年里美国驻马德里的大使。鲍尔斯不仅是杰出的大使兼公务员，也是一流的历史学家，写了许多名著。他本人认识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所有的领导人，并经常和他们接触，譬如阿萨尼亚、勒鲁斯、希尔·罗夫莱斯、将军何塞·米亚哈（José Miaja）、胡安·内格林（Juan Negrín）、普列托等领导人。他对苏联或共产主义从未抱有特别的情感。在整个内战前夕和期间，鲍尔斯一度在情感上非常支持共和国政权。他认为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不干涉”协议其实正中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佛朗哥的下怀。1937年7月20日，他预言：“随着每一次投降，由很久以前的中国开始，其次是阿比西尼亚，然后是西班牙，法西斯势力在虚荣心的煽动之下，将毫不迟疑地转向其他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而每有一个地方屈服，欧洲战争的前景就变得暗淡一分。”
鲍尔斯怎么看西班牙国内的情况呢？他在1933年来到西班牙，这年右派在选举中获胜。他一方面承认新右翼政府反改革的偏见，一方面也强烈谴责“左翼社会主义者”拉尔戈·卡瓦列罗在1933年和1934年于全国各地四处威胁要发起革命。1934年，在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区和巴塞罗那的起义真正发生时，鲍尔斯报告说，这是社会主义联盟的左翼所组织的劳工起义。他也煞费苦心地指出这样的起义如何遭到摩尔人军队和西班牙外籍军团的残酷镇压。在此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右翼政府没有任何建设性的立法或政绩。共和国先前两年所实施的改革措施都被逆转或取消。人民对政府普遍不满。鲍尔斯先生报告说1936年，在选举前的10个月，费尔南多·德洛斯·里奥斯（知名的西班牙共和国驻美大使）向他保证，右派会在选举中惨败。鲍尔斯答说，他听到的民意并非如此，但费尔南多解释说，由于鲍尔斯是外交官，他当然只听得到上层社会、实业家和金融家的反应，他们不会有这样的看法；不过所有的小城镇和村庄里的人民都对右派政府很反感，他们被摩尔人和外籍军团在阿斯图里亚斯的野蛮行径激怒，尽管这些消息因为媒体受审查而被封锁，但借着口耳相传，现在早已尽人皆知。等1936年选举举行时，费尔南多的预言果真一一实现。
阿萨尼亚领导的自由派胜选后建立了新政府。鲍尔斯说，在这个政府中并没有共产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也没有激进人士。
在阿萨尼亚的政府中，没有任何一位成员与共产主义有丝毫的关联。他是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哲学家，也是鹰派的民主人士，西班牙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既反对共产主义，也反对法西斯主义。他的阁员全都来自保守的共和派和各民主政党，没有一名左翼的社会主义者，共产党人就更不用说了……凡是脑袋清楚的人都不会把当时轴心国要对其发动战争的西班牙政府说成共产主义政权。那时法国议会里有100个共产党员，但没有人说法国政府是共产党政府；现在（1953年）意大利议会里的共产党员还要多，但也没有人说意大利是共产党政权。
在西班牙，总计473名的议员中有16人是共产党，但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人在政府中任职。
佛朗哥叛乱反对的是阿萨尼亚的共和派政府，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称之为“赤色”的政府，而他们也以此为借口来干预西班牙政局。这两名法西斯领导人都急于让西班牙成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坟墓”。佛朗哥将军称所有共和派为“赤色分子”的习惯让他获得了德国和意大利的大量援助。
然而，他声称他反叛的原因是共和国政府无力维持社会秩序。右翼的希尔·罗夫莱斯先前避开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他于1936年控诉西班牙议会的罪行，包括一连串谋杀、犯罪及政府似乎无法控制的失序。鲍尔斯并不同意罗夫莱斯所列的种种不满，此时他在西班牙已待了三年，对这个国家有了深入的认识。他决定自行驾车到掠夺破坏情况最严重的地区察看。在横跨西班牙全境、长达数百英里的驾驶途中，他发现了一座惨遭祝融之灾的教堂。他虽未能到访每一个据称发生暴乱的地点，但他的考察之旅十分认真，而他能明确断言：
反叛的将军预先安排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军事援助，使一个和平的国家陷入腥风血雨之中，其目的是结束共和国为消除残留在这片土地上的封建制度，以及提升工人的地位至拥有人的尊严所做的改革。由于他们这种目的无法获得国际舆论的认同，必须另觅说法。因此在众将军义正词严打击叛徒，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大军抵达西班牙宁静的土地的数个月之前，他们展开了不实的政治宣传，要说服世界，让世人以为西班牙处于混乱状态，而由阿萨尼亚领导的政府则是共产党的组织。
据我所知，并没有“无政府状态”，因为我亲自造访据称发生混乱的地方，却没看到混乱的场面。
鲍尔斯并没有说罗夫莱斯提出的数字不正确，但他确实十分肯定地说，每一场民众斗殴、每一次酒吧里的闹事、每一次的犯罪和凶杀案、每一次对教会的抢劫，以及每一次的地方罢工和蓄意破坏都被列出并大幅报道，好作为政治宣传之用。他认为，如果《纽约时报》也列出并大肆宣扬美国各地每天发生的类似事件，再以“美国社会骚乱”为标题刊出，那么美国也会面对相同的情况，从而让人们以完全错误的角度来看美国政府。鲍尔斯举出了共和国政府竭尽全力保护全国教会及其人员的许多事例。他还表示，他确信许多众人皆知的骚乱和罪行都是法西斯内奸的渗透造成的，他们许多人伪装成当时群聚在西班牙各地的德国“游客”。他进一步指出，根据他的第一手资料，许多混乱事件根本从未发生。
对于共和派人士在这段关键时期中的内部争权，鲍尔斯大使有什么看法？他是否依旧支持他最初的强烈主张，为阿萨尼亚在1936年组成的非共产主义政府背书？他是否依然相信，共和国政府在战争开始后也能维持其领土上的秩序？鲍尔斯确实全心全意支持共和国，他一直都抱着它会赢得内战的希望，但他非常清楚地指出，在战争结束前，共产党的力量已深入该政府。他还说，在战争期间，共和国境内出现了无法控制的暴行、成千上万的野蛮杀戮，且民众的房屋遭到大规模的破坏。
共和派人士之间一直都有分歧存在。1934年起义的领袖拉尔戈·卡瓦列罗是激进派的领袖，急于以社会主义打造西班牙。鲍尔斯指出，拉尔戈·卡瓦列罗在1936年的选举民调中居共和派人士之首（人民阵线候选人），再加上在进化社会主义者中最受推崇的胡利安·贝斯泰罗根本未能在初选出线，已可以明显看出当时的情势。贝斯泰罗是有文化修养及品格的公务员，以其廉洁和温和而著称。共和国政府曾请他放下平静的学院生活，出任议会议长。在这样的职位下，他依旧能够在两年多的任期中保持宽容、公平、温和和斯文的态度。鲍尔斯大使说，这位杰出人物的失势以及拉尔戈·卡瓦列罗在1936年的胜利，对于在马德里的温和的共和派人来说是巨大的冲击。
相比之下，泥水匠出身的拉尔戈·卡瓦列罗是训练有素而不拘小节的政治人物。他是“自己人”，也习惯把民众称为“工人”。他是工人社会党的领导人，是该党的激进派。他信仰无产阶级革命，而且不想等太久。他对议会程序感到不耐烦，并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救星。不过拉尔戈·卡瓦列罗也非常诚实廉洁；他过着清苦的生活，成了工人阶级的偶像。鲍尔斯大使坚定地表示，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压倒性胜利及贝斯泰罗初选的失败，恐怕是最重要的单一事件，让右派认为左派在选举中获胜就等于认可了社会革命。即使贝斯泰罗后来获得提名，也无助于减轻这种忧虑。拉尔戈·卡瓦列罗本人也未设法安抚恐惧他的人。他自恃自己在选举中的胜利，又因1934年起义不成反遭右翼政府监禁的余怒未消，他就像火柴一样，准备点燃火药桶。当时西班牙监狱里还有3万名左翼分子因起义遭囚，拉尔戈·卡瓦列罗要求立即释放他们，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鲍尔斯大使并没有提到暴力事件在释放他们之后是否增加，但马达里亚加却表示，这3万名激进者一被释放，骚乱程度就猛增至原来的10倍。这发生在1936年那个灾难性的夏天。
随着摩洛哥军队反叛，右翼于7月17日出击。鲍尔斯大使向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报告说，支持军事叛变者包括君主主义者、希望维持封建农业的大地主、实业家与金融家、教会、以西班牙前独裁者之子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José Antonio Primo de Rivera）为首的法西斯分子，以及军队。
鲍尔斯说，由此开始，共和国领土上爆发了难以控制的混乱和暴动。情况一直到共和国政府牢牢掌握维持公共秩序的武力之后才获得控制。旧势力——国民卫队、警察、士兵及几乎所有的军官——已经放弃了共和国。有效的替代力量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建立。
在社会混乱和政治暴力的环境中，人们往往寄希望于共产主义，在当时的西班牙也不例外。在共和派方面，共产党人和左翼社会主义者是关系密切、组织良好的集团，他们打铁趁热、立即动手，占据了很多重要位置。几个月后，最初领导内阁的卡瓦列罗不能配合共产主义原则，因此受到共产党的全力抵制，并在1937年5月17日被较受共产党喜爱的胡安·内格林博士取而代之。内格林是前内阁的财政部长，他原是马德里大学的生理学教授，在政坛上则是较没名气的社会主义者。有了他这个理想的人物站在台前，西班牙共产党控制共和国政策的努力就不那么显眼了。鲍尔斯大使表示，西班牙共产党充分利用由苏联运来的战争物资，促使共和国政府做出这个改变。卡瓦列罗辞职的原因表面上是健康因素，但鲍尔斯表示，“他的失势毫无疑问是因为共产党人的坚持”。
鲍尔斯佩服内格林博士的文化和语文能力；内格林能说5种语言，也是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拉蒙-卡哈尔的得意门生。在政治方面，内格林冲动、过于自信，自认为可以应付任何事或任何人，但他应付不了共产党人。鲍尔斯先生没有注意到这点，显然在他看来，内格林是勤奋、敬业、开放的社会主义者，这的确是他一直以来的标签。
1937年5月之后，拉尔戈·卡瓦列罗不得不退居二线。他继续发表激烈的演讲，任何怀疑他对无产阶级革命信念的人，只要读读他的言辞，就绝对会相信他的热忱。后来他逃到法国，在纳粹占领法国时被关进集中营。鲍尔斯说，卡瓦列罗在战争结束时由集中营获释，身体已衰残不堪。他在1946年的一场截肢手术后于巴黎去世。
内格林是个勇敢的人；在内战最后悲惨的几个月里，他勇敢地苦撑，希望欧洲能爆发大战，拯救西班牙共和国。在内战接近尾声时，马德里的共和派罢免了他，认为他的领导太过左翼，而内格林不得不逃亡。已经有很多文章写过他的政治信念和政治行动。鲍尔斯大使并不认为他受制于共产党人，写下经典著作《西班牙内战》（Spanish Civil War）的休·托马斯（Hugh Thomas）、《纽约时报》在内战期间驻西班牙的通讯记者赫伯特·马修斯也持同样的看法。马修斯在《轭与箭》中写道：
内战后半期的共和国总理内格林和你我一样都不是共产党员。他名义上是社会主义者，但西班牙的社会主义者就像英国的工党党员一样，并非马克思主义者。内格林博士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赢得这场战争，或者至少坚持到欧洲战争爆发为止，他和我们所有的人都已看到欧洲战争即将到来。如果没有西班牙共产党人或苏联的帮助，他就无法继续内战，无法让西班牙共和国继续撑下去。苏联是唯一愿意出售武器给他的国家，也是在国际联盟中少数几个支持西班牙的国家之一。
由这个角度来看，内格林博士是“赤色分子”甚至是其同路人的说法，根本是无稽之谈。内格林政府从未受“赤色分子”支配。以往有许多人都说，要是共和派获胜，那么西班牙将会变成共产主义国家，现在也有许多人如此认为，但在我看来，这并非实情……我确信西班牙不会成为共产主义国家，最好的证据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情况……即使在有大规模共产主义运动的意大利和法国，建立共产主义政权也是不可能的。
鲍尔斯大使并没有称内格林和拉尔戈·卡瓦列罗是共产主义的同路人，但他认为莫斯科在以提供武器为条件迫使共和派在政治上让步。鲍尔斯还提到，共和军中有太多共产党员，但“每一个共产党员旁边都有一名非共产党军官为他的行为把关”。不过鲍尔斯断言：“若世界自1945年以来有学到什么的话，那就是，出于选举政治组合的目的而把共产党纳入人民阵线，影响是巨大的。”（粗体为作者所加。）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西班牙内战的态度并不相同。墨索里尼急于主宰地中海地区，他认为若把西班牙纳为盟友，可助他实现这一野心。如果西班牙实践法西斯主义，也会引起法国极大的忧虑，让法军撤离意大利边境。墨索里尼征服和军队凯旋游行的伟大梦想也激发了他的灵感，他认为意大利士兵必须借着战斗，保持良好的训练。齐亚诺伯爵（Count Ciano，墨索里尼的女婿）也热诚援助佛朗哥将军。这两个意大利领导人都非常害怕西班牙会变成“赤色”政府，并在所有的公开声明中都充分表达这一点。
希特勒则是在纳粹空军司令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ering）的影响下介入西班牙的，至少这个德国元帅在纽伦堡大审判做证时如是说。戈林急于测试他成立不久的纳粹德国空军的实战能力。他和希特勒两人都歇斯底里地恐惧“赤祸”。希特勒说，要不是因为这种忧虑，他会把西班牙留给共和军，而“教会就会遭摧毁”，他兴致勃勃地如此补充。意大利和德国都渴望借着帮助佛朗哥，战胜脆弱的西班牙共和国，打击“颓废的民主”。此外，西班牙长期内战将吸引西欧民主国家和美国对伊比利亚半岛的关注，让德国趁机重整军备。意大利和德国都认为西班牙内战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为即将到来的欧战做演练，他们希望借这场更大的冲突统治整个欧洲。
送抵西班牙的外援数量一直没有正确的纪录，但是根据现有的各种报道和档案，休·托马斯在精彩且详尽的《西班牙内战》一书中，列出了可说是非常接近事实的数字。德国对佛朗哥的援助总计超过5亿德国马克，而德军在西班牙人数最多时，有约1万名士兵和飞行员，其中包括30个大炮和反坦克连，以及数量不详的空军中队。意大利分批派了10万大军来协助佛朗哥，但其士兵在西班牙的人数从未超过5万人。
这场战争造成6000名意大利士兵死亡。齐亚诺伯爵表示，意大利曾派出上千架飞机援助佛朗哥将军，但这个数字可能略高。官方的斯蒂法尼通讯社（Stefani News Agency）报道的数字为763架意大利飞机和141台飞机发动机。同一通讯社还列出了7663辆汽车、10135支自动化枪械和1672吨炸弹的清单。
送抵共和军的外援则少得多，其中主要来自苏联。德国武官报告说，苏联派遣了242架飞机、731辆战车、1386辆卡车及920名官兵，另外还送去了数千吨的燃料、衣物、医疗品及小型武器。法国支持共和派的官方数字则为200架飞机，也许其中许多飞机是共和派私下向法国和其他国家购买来的。在共和国这方的国际纵队（International Brigades）中，外籍官兵的总数从未超过2万人，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其中大部分都在行动中丧生。
在坦克、火炮和飞机的数量上，共和军以1比10居于劣势，因此尽管他们的军队人数接近100万人，但除非英、美、法等民主国家支持大量重型装备，否则他们的失败便是定局。这样的援助从未送抵共和派手中。
共和军得到了法国象征性的支持，但英、美两国却都采取彻底“不干涉”的政策。两国政府都对西班牙实施武器禁运，并获得英国议会和美国国会支持。美国国会对禁运投票时，众议院只有一张反对票；参议院也只有参议员杰拉尔德·奈（Gerald Nye）反对。纳粹政府迅即称赞此举，佛朗哥亦表示，罗斯福总统在禁运一事上，表现得像“真正的绅士”。
公平地说，不能把美国的“不干预”或“孤立主义”政策归咎于华盛顿政府。美国政府对舆论非常敏感，除非国人有强烈的情绪，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国人支持，否则不可能运送军备给西班牙共和国。这样的事史无前例。大多数美国人都乐见共和国战胜佛朗哥，但很少有人愿意冒着开战的风险，扩大物资的援助。如今回顾起来，我们也只能指出哪些领导者正确地阐释了当时的局势，哪些没有。鲍尔斯大使应该比美国政府中的任何人都清楚情况，在我看来，他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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