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梅读书 | 张子静《我的姐姐张爱玲 》（一）

        1995年中秋次日，从太平洋彼岸传来姐姐离开人世的消息。那几天，我的脑中一片空白，时常呆坐半天，什么也想不出来。再读《童言无忌》中的“弟弟”，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汩汩而下，“很美”的我，已经年老；“没志气”的我，庸碌大半生，仍是一个凡夫。

        这么多年以来，我和姐姐一样，也是一个人孤单地过着。但我心里并不觉得孤独，因为知道姐姐还在地球的另一端（美国），和我同存于世。尤其读到她的文章，我就更觉得亲。姐姐待我，亦如常人，总是疏于音问。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变，我和她是同血缘、亲手足，这种根底是永世不会改变的。

        以前评介我姐姐的文章，或多或少都会提到她的显赫家世。我们的祖父张佩纶，光绪年间官至都察院侍讲署佐副都史，是“清流党”的要角；我们的祖母李菊耦则是李鸿章的大女儿。母系的黄家——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以及后母系的孙家——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孙宝琦，也都间接或直接地对我姐姐有所影响。

        我们的父亲和母亲，一个是张御史的少爷，一个是黄军门的小姐，结婚时是一对人人称羡的金童玉女。5年之后，1920年9月，母亲生下姐姐，小名小煐；次年12月生下我，小名小魁。

        我开始有记忆的时候，我们家已经从上海搬到天津，住在英租界一个宽敞的花园洋房里。那是1924年，姐姐4岁，我3岁。那时我父亲和同父异母的二哥分家不久，名下有不少房屋、地产。

        我母亲也有一份丰厚的陪嫁，日子过得很宽裕。但不久父亲结识了一班酒肉朋友，开始花天酒地，嫖妓、养姨太太、赌钱、吸大烟，一步步堕落下去。

        母亲虽然出身传统世家，思想观念并不保守。尤其受五四运动及自身经验的影响，她对男女不平等及旧社会的腐败习气深恶痛绝。对于父亲的堕落，母亲不但不容忍，还发言干预，这就和父亲有了矛盾。

        我姑姑也是新派女性，站在母亲这一边。后来她们发现两个女人的发言对一个男人并不产生效力，就相偕离家出走以示抗议——名义上是出国留学。那时我母亲28岁，已有两个孩子。这样的身份还要出国留学，在当时的社会是个异数。

        十多年里，我们家从上海搬到天津，又从天津搬回上海，然后母亲远走英国，又回到上海家中，与父亲离婚后再次出国。但姐姐与我一直生活在一起，直到1938年她逃离这个家。

        父母离婚后，父亲为我们找了个后母。

        记得后母刚进门那段时间，和我姐姐表面上还保持着礼节性的见面招呼，偶尔也谈谈天气，聊聊日常生活。

        那年暑假，姐姐在父亲书房里写作文，写完放在那里，到舅舅家去玩。后母无意中看到这篇作文，题目是《后母的心》，就好奇地看下去。

这篇文章把一个后母的处境和心情刻画得十分深刻、细腻。后母看完很感动，认为姐姐这篇作文简直就是设身处地为她而写的。后来凡有亲友到我家，后母就把《后母的心》这篇文章的大意说个不停，夸姐姐会写文章。

        1937年夏，姐姐从圣玛利亚女校毕业。她向父亲提出要到英国留学，结果不但遭到拒绝，还受到后母的冷嘲热讽。父亲那时经济状况还没有转坏，但他和后母吸鸦片的日常开支太多，舍不得拿出一大笔钱来让姐姐出国。姐姐当然很失望，也很不高兴，对父亲及后母的态度就比较冷淡了。

        1937年秋，姐姐和后母发生冲突，后母骂了她，还打了她一巴掌。姐姐拿手去挡，后母却说姐姐要打她，上楼去告状。父亲不问青红皂白，跑下来对姐姐一阵拳打脚踢，把姐姐打得倒地不起还不罢手。他打姐姐时嘴里一直说着：“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幸亏祖母留下的老佣人何干不顾一切地把他拉开，姐姐才没有真的被他打死。

        姐姐当着全家大小受这一顿打，心里的屈辱羞恨无处发泄，立即想要跑出去。但父亲已下令关门，连钥匙也没收了。之后，姐姐就被软禁在楼下一间空房间里。除了照料她生活起居的何干，父亲不许任何人和她见面、交谈；也嘱咐看守大门的两个警卫务必看紧，不许姐姐走出门。

        姐姐在那空房里也没闲着，每天清晨起来后，她就在落地长窗外的走廊上做健身操，锻炼身体，偷偷地为她的逃走做准备。后来她得了痢疾，身体虚弱，每天的健身操才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