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克格勃，它的名声似乎一直都不怎么样，在人们印象中，似乎除了在国外搞暗杀，就是不断吓唬和镇压苏联老百姓。
比如有个黑苏联的笑话，是这样讲的。
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一个苏联人在一起聊天。
英国人：人生最幸福的事儿就是冬天晚上回家，盖着毛毯坐在暖洋洋的壁炉前喝茶。
法国人：你们英国人果然缺乏情趣，最幸福的事儿应该是和火辣的金发女郎一起去地中海度假，然后我们好和好散。
苏联人：最幸福的事情是，半夜被急促敲门声惊醒，开门后被宣布——“我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伊万，你被捕了。”
“你弄错了，伊万在隔壁房间。”
客观看，在那段岁月中，虽然克格勃确实给苏联人带来过一定的阴影，也有过不少“黑历史”，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更干了很多过对国家有积极意义的工作。比如，对外追捕纳粹和敌对势力，对内排查镇压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势力，维护国家稳定、打击恐怖主义解救人质等等。
成功处理1985年的黎巴嫩人质事件的克格勃信号旗特战部队
而且，它竟然还能在西方世界招募到一些不求回报，只为“理想”，甘愿冒着生命危险给苏联提供情报的线人。
比如，前几年的一部英国电影《红琼》，就由真人真实事迹改编。电影女主原型叫做梅利塔·诺伍德，是一位给克格勃服务了几十年的“超级间谍”——冷战期间，她曾为苏联方面提供过大量军事科技情报，其中就包括了核武器相关的绝密材料。
更令人意外的是，诺伍德一直在主动分文不取的“提供情报”，坚持做一名“免费间谍”——老奶奶认为，如果她收下了苏联方面的报酬，将会玷污自己的“信仰”。
多次拒绝苏联奖金的诺伍德，终生只接受过一枚“战斗红旗勋章”....
当然，即便一提到苏联的情报机构，人们往往下意识想到的，就是克格勃，但整个苏联的情报机构，也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
1917 - 1922 年，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消除怠工特别委员会；
1922 - 1934 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卫国战争中的“蓝帽子”，指的就是内务部人员，曾经是个非常让人敬而远之的存在
1934 - 1946 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
1946 - 1953 年，苏联国家安全部；
1954 - 1991 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而且，在苏联解体前夕，一些苏共高层试图给苏联续命的“八一九事件”中，政变的核心人物之一就是时任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
最终，参与行动的大佬们都被一网打尽，除了自杀的内务部部长普戈，其余的参与者全部吃了牢饭，直到1994年，经由俄联邦国家杜马表决通过，叶利钦总统宣布大赦的时候，才被放了出来。
普戈和妻子瓦连京娜在莫斯科的墓地。这老两口自杀“殉国”的头天，他们的老家拉脱维亚，宣布了脱离苏联独立
这种情形下，曾经的苏联克格勃，也无法避免的遭遇了一次大清洗。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克格勃，曾属于全球最为庞大的情报机构，共有5 个总局、 18 个业务局与千余个保障单位，工光登记在册的职员数量就高达50万人，相关的“线人”和“海外情报员”更是多得难以考证。
很长一段时间里，克格勃的权力不但超越了自己的老爹——内务部，而且几乎凌驾于各个部门之上，可以不经过合法程序强制逮捕、看押甚至刑讯逼供和处决。
谁能想到，随着“八一九事件”中克格勃旗下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的突然倒戈，这个昔日不可一世的情报机构，转瞬间就成了砧板上的鱼肉。
被推倒的苏联情报机构创始人，捷尔任斯基的塑像
进入俄联邦时代后，为了防止苏联克格勃这种超权力机构的存在，叶利钦总统决定，不再设立一个统一的情报战线总领导，将原属克格勃的各个机构和功能进行拆分。
最终，克格勃被肢解成了三大块——俄联邦对外情报局、联邦国家安全局和俄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
俄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大楼
这三个机构的统一上级是俄联邦国家安全委员会。
而这个俄联邦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正是俄罗斯总统本尊，副主席则属于总统非常信赖的人。
比如，现任俄联邦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就是普京总统，副主席为俄罗斯的执政党党主席，梅德维杰夫。
可以说，通过这一连串的改组，俄罗斯的国家级情报机构，实现了全部对总统直接负责。
跟美国的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的角色类似，俄联邦对外情报局与俄联邦安全局在编制设计方面，也是两个平级单位。
不过，鉴于俄罗斯的国情，俄联邦安全局的实权，是明显大于俄联邦外情报局的。
俄联邦安全局的总部依旧在原克格勃总局的卢比扬卡大楼
俄联邦安全局在俄罗斯全国各地都有分局，并新设了一个国家反恐怖主义委员会；而对外情报局和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则只在联邦层面上有总部，全俄各地没有分局。同时，源自克格勃的阿尔法小组和信号旗特种部队也都被划归在了俄联邦安全局的旗下。
俄国家反恐怖主义委员会的特战部队
不过，很尴尬的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克格勃分出来的这三个情报组织，管理是比较混乱的，业务能力更是一言难尽，还被西方势力渗透了个千疮百孔。
首先，随着单位改组的“大裁员”，很多从前华约地区撤回的驻外人员，回家后就陷入了失业状态。
甚至连当年的普京也不例外。
驻东德德累斯顿格勃办事处的普京回家赋闲了小半年，都没能等到组织上分配的工作。好在普京大学时的导师、法学教授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很给力，将其安排到了自己的工作单位——列宁格勒大学，让普京担任校长国际事务助理。
这位索布恰克也是个风云人物，后来担任过圣彼得堡市长，还是俄罗斯联邦宪法起草人之一，也是把俄罗斯差点整“休克”了的“休克疗法”的热情实践者。
所以，作为索布恰克的门生，普京早期的执政风格，曾深受“自由派”的影响。
相伴索布恰克左右的普京，此时他们师徒二人分别为圣彼得堡市市长和第一副市长
当年，像普京这样能重新进入体制内并得到高升的前克格勃人员，其实并不具有代表性。
由克格勃分出来的这三个机构，加一起的规模，大约有25万人左右，也就是克格勃被肢解前1/2的雇员数量。而其余的很多前克格勃正式员工，不是被买断工龄后自谋职业；就是转岗到了边缘单位，日子并不好过。
同时，因为人员和资金的短缺，俄罗斯的亚非拉等海外情报网也在逐渐瓦解，特工频频失踪或另谋生路，线人们也大多失联。
这导致，曾经的一段时期里，俄政府无论是在情报工作还是反恐行动上，都显得比较吃力，典型的像2004年的别斯兰事件，在被劫持的三天中，有超过333名人质惨死，其中的大多数都是未成年人，另有958人受伤、123人落下残疾，26名儿童父母双亡。
而且，这些死伤者中，竟然还包括了多名被“武装家长”误伤的俄军官兵！
以至于，俄军反恐，成了一个在国际上不断遭到嘲讽的反面教材。
别斯兰事件中的“武装家长”，曾给反恐行动添了不小的麻烦
大约在2012年左右，随着美俄蜜月期的彻底结束，俄政府对情报工作和相关特战部队，也开始越发下本儿。最起码，从外表上看，已经基本摆脱了那种土得掉渣的“乞丐军”形象。
这是叙利亚战场上的“信号旗”特战部队，已经不是人们印象中，那个带着“电焊头盔”的“土样子”了
特别是在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中，那些戴着头套、身穿迷彩的“小绿人”们，没费太大劲，就成功实现了对关键目标的控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除了当地的乌克兰政府武装，并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情欢迎和积极配合。
据分析，一部分“小绿人”的真实身份，就是俄联邦安全局旗下的特战部队，其余的大概率来自俄空降兵第45独立近卫侦察团。
至于再后来的情报、战报工作，这里就不多评述了。只能说，俄罗斯的情报系统，配合的都是高层级的战略判断，而现实环境的复杂性，往往总是远大于预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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