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一个情境——
一位女性经历十月怀胎，熬过孕吐、胀气、浮肿、阴道撕裂、妊娠纹、漏尿种种生育之痛，诞下宝宝；
放弃更好的工作机会，全身心投入家庭和育儿，在无数个夜晚被哭声唤醒，起床喂奶哄睡……
但遗憾的是，她并没有遇到合适的伴侣。
从妊娠到育儿，丈夫和她争吵不休。
她在一次次冲突中失望、崩溃，决定结束摇摇欲坠的婚姻。她提出离婚，带着宝宝分开居住。
《82年的金智英》
在她外出工作的某天，男方带着人破门而入，抢走还没醒来、身上只穿着睡衣的孩子，推翻追赶出门的姥姥、姥爷，开着轿车扬长而去。
那天之后，她穷尽一切方式，报警、求助、诉讼、寻找，但都没用。
她再没见过自己的孩子。
与孩子消失一同发生的，是生活的失序，和反复坍塌、重建的内心。
这并不是虚构的故事，而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现实。
她的名字是——紫丝带妈妈。
她在婚姻关系尚未解除的情况下，孩子就被对方恶意抢夺藏匿；
她取得探视权，却无法有效行使；
她赢得抚养权，却找不到、接不回孩子，等到孩子年满8岁，对方甚至会申请变更抚养权……
2019年10月，紫丝带妈妈公益群体成立，在过去4年，她们相互扶持、推动立法，期盼着通过法律维权，让孩子回归。
今年秋天，我们认识了紫丝带妈妈公益群体发起人朱莉。通过她的联系，采访到7位紫丝带妈妈。
她们来自全国各地，年纪30岁到50岁不等，是生物医药研发员、眼科医生、服务经理、会计、后勤专员、育婴师、前事业单位职工。
在孩子被抢夺藏匿之前，她们从未想到这样的事会降临在自己身上。
想了解她们的处境，需要回到孩子消失的那一天。
点击视频�「紫丝带妈妈」的故事�
*为保护隐私，文章部分人物使用化名
噩梦降临
最初一切都很平静。
妈妈外出工作，姥爷去小区门口拿快递，姥姥和往常一样推着婴儿车，带1岁7个月的宝宝在小区院子里散步。
直到藏身绿化带的两个黑影冲向婴儿车，迅速摁住姥姥，抢走孩子。独留翻倒的婴儿车和老人的惨叫在原地。
秩序被打破。
「跟强盗有什么区别？」
看完小区监控，沁娉愤怒到浑身颤抖。
她是这起事件中的孩子妈妈，从2021年6月到宝宝消失前的2年多时间，她在兰州老家度过了整个孕期，和父母一起养育宝宝。
抢走孩子的，是宝宝的父亲和爷爷。
为了这次抢夺，男方提前5天左右安排孩子奶奶在小区里的民宿「潜伏」，之后飞回北京工作。
在抢夺的前一夜，再和孩子爷爷飞到兰州汇合。
抢完孩子，男方开车绕小区一周观察情况，确认沁娉不在附近，就载上宝宝和爷爷奶奶，驱车躲到北京。
这已经是第二次抢夺。第一次发生在两个月前，当时沁娉已经和男方明确表达，不愿意再和他一起生活。
沁娉前夫抢夺孩子当天的录像片段
计划周密、步步算计后的暴力抢夺，在涉及抢夺藏匿的婚家案件中，不是孤例。
「他提前在我车上安装了定位器。」
2022年3月，顾琳去公司办事。男方通过提前安装好的定位器，观察她的行动轨迹。
确认顾琳开车走远后，撬开瓦房院门的锁，冲进屋子，抢走当时只有4岁的女儿。孩子姥姥年纪大，根本追不上他。
当时天很冷，男方穿着长款的羽绒服，而孩子被抢出门时，身上只有一件白色秋衣、一条粉色裤衩。
事发一个月后，顾琳才知道定位器的存在。当时她开车去维修门店，是维修师傅发现有异常。
对于定位器的安装时间，男方对法院和公安提供了两套说辞。
对法院说是3月初安装，4月份女方发现。对公安说2021年就安装了，已经过了一年半。
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追诉时效是6个月。过了6个月，案件就无法再往前追诉，警察只能终止调查。
顾琳孩子被抢夺当天的监控录像
欺骗也是常用的手段。
分居期间，前夫某天中午去晓雪家，说要带孩子出去玩一会儿，晚上就送回来。
第一天晚上，孩子没有回来；第二天，也没有回来……第四天，打视频不接、信息不回。
晓雪回到他们原来共同生活的屋子，发现男方已经换了锁芯，她根本开不了门。去男方的店里找，店面合伙人说不知道他在哪，好几天没见了。
给男方家人打电话，孩子奶奶一听到晓雪的声音就挂了，之后再没人接听。
「这下完了，孩子肯定被他骗走了。」
晓雪多次联系男方未果
田姐51岁，是紫丝带群里年纪最大的妈妈。
她和男方是再婚，男方之前有两个女儿，但他家一直想再要个男孩。
2016年为了要孩子，田姐辞掉工作，高龄备孕。同年12月份，剖腹产生下儿子。这是她第二个儿子。
45岁生产，加上第一个孩子不愿意和自己相处，田姐把所有心血投入在小儿子身上，希望把他培养成可以自食其力的人。
在孩子消失前，她没离开过孩子一天。而养育过程中，父亲是缺位的。
「他10天有8天都是醉酒状态。我陪孩子住院，他带员工旅游。」
田姐陪孩子过生日
孩子消失的那天，秦皇岛下了2022年唯一一场小雪。
她一直认为父母离婚和孩子没有关系，不能阻碍亲情联络，想接就可以接去玩、可以打电话。所以男方让人来接的时候，她没有阻拦。
孩子早晨就走了，还和田姐说晚上早点回来练琴，因为第二天有线上的音乐会。
临出门前，孩子问田姐：
妈妈，今天我可不可以堆雪人？田姐说可以，拿了一副手套给他戴上。
「他们说会早点给我送回来，但从那之后，再没送回来。」
漫长的找寻
报警，这是事发后妈妈们的第一反应。
去年6月，班彤从男方家中接到儿子，想母子一起过端午。
买完东西回家时，发现男方用钥匙把锁眼堵坏，在楼下蹲守。
即便孩子抱着妈妈脖子说「我要跟妈妈玩」，男方依然毫不顾忌，打倒班彤，抢走孩子。
当天，她报了警。得到的回复是：
「你们还没离婚，这是夫妻之间的家事。」
今年元旦，她再度报警，当时已经进入离婚诉讼阶段，但警方依然无法提供援助，因为他们没有干涉司法的权力。
求助妇联，回复大同小异。
在大部分抢夺藏匿案中，派出所和妇联的管辖权都很有限。几乎都只能停留在联系男方、口头调解，调取监控、告知男方抢夺后的行踪。
接下来，妈妈只能自己面对漫长的寻女、寻子之路。
抢夺当天 男方暴力破坏班彤住处的门锁
阿粒是江西人，最初她和前夫都在深圳打工。
年后她带着小孩回娘家，男方上门闹事，最终两人商量好一起回深圳，等法院一审开庭。
回深圳的第二天，趁阿粒出门找租房，男方偷偷带走了女儿，藏匿到老家广西贵港。
之后的日子，她在深圳、广西两地辗转寻女。
有两次，她和女儿近在咫尺。
抢夺发生的第二天，她去男方户籍地找孩子，跑遍镇上所有幼儿园挨个打听，得知女儿上学的位置。
但男方要求老师不能让任何人看小孩，即便阿粒出示结婚证、身份证，证明和男方的关系、证明自己是孩子妈妈，依然不行。
老师打电话给男方说明情况，对方却从窗户接走了小孩。
担心阿粒情绪激动，怕她出事，老师联系男方，打听到他在家。
去他家找人，没找到。孩子奶奶回来，看见阿粒坐在门口，报警说她在闹事。
在派出所，她见到了小孩一面。但离开派出所再去男方家，孩子又被藏起来。
阿粒寻找孩子的部分往返车票
第二次是在开庭后，通过法官争取到一次见小孩的机会。
她带女儿去镇上买衣服、玩具，发现孩子一直在抓隐私部位。
带去检查，发现女儿得了外阴炎。
没有穿内裤，腹股沟、外阴都有裤子褪下的毛毛，很脏。
「小孩和我说，爸爸摸她。问爸爸摸她哪里，她指着隐私部位。」
阿粒带着医生和女儿对话的视频报警，但派出所的答复是：
没有实质性的证据，小孩子说的话不可信，如果报假警，要追究她的责任。
事情不了了之。
刚出派出所，男方就强制带着小孩开车离开。
阿粒再没见过女儿。
今年中秋，她再次上门寻找，被男方和男方父亲暴力殴打，造成多处皮肤挫伤和软组织挫伤，头发被抓掉一大把，颈部不能动。
在派出所笔录，从早呆到晚。最终结果是：男方没有得到惩罚，理由是阿粒也动手抓人了。即便那可能是自卫。
男方父亲拘留5日，赔偿另行起诉。
阿粒曾要求看完整监控，想确认男方脖子上的伤是否由她造成。等到的回复是：不予调取。
「现在白天我没办法自己去找了，怕被打。」
阿粒被殴打后的就医证明
驱逐、殴打，这是紫丝带妈妈在找寻过程中普遍面临的困境。
除此之外，还有男方不断躲避、转移孩子，以及挑拨离间。
佳圆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被父亲抢夺藏匿。
她原本生活在盘锦，但男方为了阻止佳圆妈妈寻找，上演了「谍战」式转移。
先让佳圆在沈阳的寄宿学校读了半年书，又转到北京的小学，再转回沈阳，接着转到男方女友老家的小县城。
直到初中，佳圆才回到盘锦。
监控最严的时候，男方还会搜佳圆的行李，看她身上有没有写着不明数字的纸条，有没有偷偷留妈妈的电话号码。
甚至给她改过一次名，以躲避佳圆妈妈的寻找。
「他说我妈是大坏蛋，和野男人跑了，找到我就要把我卖到山村里。」
有一次，佳圆和妈妈只有一墙之隔。但她不敢去见妈妈，一直在哭。
「当时我太小，我爸说的那些话会让我把妈妈当成坏人。」
佳圆和妈妈的合影
而要支持漫长的找寻过程，金钱也是很大的难题。
佳圆被藏匿时，人们普遍使用的还是按键手机，通讯、信息收集不像现在这样方便。
佳圆妈妈曾几次求助私家侦探帮忙寻找，请一次花几万。但找到了，也往往无济于事。
7年时间，她花光了几乎所有积蓄。
沁娉、阿粒、晓雪为了方便打官司和找孩子，都选择了上班时间更灵活、请假更方便的工作。
当然，这也意味着薪资缩减。
孩子被男方控制在家后，班彤去男方家附近租了房子，每个月5600，到现在住了将近8个月，律师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这么辛苦为什么还要继续找？
那是孩子爸爸，和他生活再怎样也坏不到哪里去。
类似的质疑和劝告，不止一位妈妈曾听过。
「但孩子从小都是我带大的，有没有人想过我也是孩子妈妈。」
如果男方在之前的家庭生活中，充分且负责地参与了家务、育儿，从经济实力上看，也能给到孩子更好的生活环境。
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为了孩子能有一个平静的生活，任何妈妈都不会如此执着。
只可惜，如果对方做到了，这桩婚姻也不至于闹到这番田地。
班彤给孩子买过的玩具
儿子被抢走那天，为了不让班彤继续被打，4岁的小孩捧着男方的脸说：爸爸，你听我说一句话。
接着转过头看向班彤：妈妈，我先和爸爸回去住一个晚上。
「他知道如果不和爸爸走，爸爸会继续打妈妈，是他在保护我。」
去年年中，在男方监护的情况下，她和儿子在男方家附近的商场见面。
儿子悄悄和她说：
妈妈我什么时候才能跟你回家呀？再不跟你回家，我就要长大了。
班彤始终忘不了在派出所和妇联求助时，有人对她说的话：
-他抢孩子，那你当时怎么不抢回来呢？抢到谁就跟着谁。
-你得忍住不去见孩子、不去找孩子，形成完全看不到孩子的事实，我们就能去帮找……
当时她不明白，为什么不能用文明的方式解决，后来才懂他们「话糙理不糙」。
「可是我怎么忍得下心不去见、不去找呢？」
欺骗、隐瞒与暴力
「孩子出生3个月后，前夫告诉我，他确诊了艾滋。」
晓雪和前夫是在2014年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中间分分合合好几次。后来到了适婚年龄，两个人都没找下家，才考虑结婚。
办完酒席后的同居期间，晓雪怀孕。孕期两人没有过性生活和直接的血液接触，宝宝出生后，她带着孩子和前夫分房睡。
领证前没做婚检，是因为当时她对男方的健康状况没有怀疑。
得知对方携带HIV时，她第一反应非常惊讶，同时也害怕。立刻去了疾控中心和儿童医院，给自己和孩子在不同时段做了几次测试，确定没事才安心一些。
后来在法庭上，晓雪终于知道对方真实的确诊时间，那时她刚怀孕一个多月。
最初没有离婚，是因为在认真了解过艾滋相关信息后，知道HIV的传播路径有限，做好防范还是能够正常生活，病毒载量也能通过医疗干预的方式控制在极低水平。
「加上想到孩子还小，至少有一个完整的家先过着。」
晓雪给孩子庆生
她仅存的防线在2021年春天被击碎。
前夫去医院做检测，说是复查前列腺。但晓雪在对方手机上看到了梅毒的化验单，上面写着：阳性。
信任彻底崩塌。
从那天起，晓雪在家的每天都战战兢兢。男方洗过的碗，她会重新洗一次；不敢共用洗衣机，她和孩子的衣服全都手洗。
精神紧绷到快要崩溃，她选择带着孩子回娘家。
而传染病史，只是他隐瞒的一部分。
结婚之后，家里的日常开销、包括产检费用几乎都是晓雪一人承担，男方在外跟人合伙开店，从不告诉她收入多少。
结婚时给的13万彩礼，男方也以不同的借口，比如在外欠账、创业资金、酒席费用、店面房租等等，拿回11万左右。
2022年劳动节，男方到晓雪家，说带孩子出去玩两天，晓雪觉得自己不能太自私，不让爸爸看孩子，就答应了。
假期结束后，她和男方、孩子却彻底失去联系。
晓雪孩子的衣服和玩具
「曾经分开过，后面他回来找我，我觉得他有所改变，就又一起生活了。」
阿粒和男方是在深圳厂里打工时认识的，她是仓库的管理员，男方是物料员。
2012年领了结婚证，没有婚礼、没有彩礼。
婚后男方和别的女孩暧昧不清，被发现三次。有一次吵架很激烈，他握拳暴击了阿粒的头部，四次。
阿粒说，可能男方本身对她没什么感情，是自己一厢情愿。
2014年，两人协议离婚。
3年后，看到男方行为改变了很多，加上当时阿粒想要小孩，男方也有意愿生孩子。但阿粒输卵管有问题，是原发性不育，男方有轻微弱精。
想成功受孕，需要做试管，两人因此复婚。
阿粒试管期间起早贪黑是常态
「很顺利但也很辛苦。那段时间，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
医院和工作地点距离很远。
阿粒每天早上6点多起床去请假，再赶2个小时的路去医院检查、取卵。一切结束后又回去上班，晚上常常加班到21点、22点。
3个月后，胚胎移植完成。孕早期她还在工作，但后来出现了流产征兆。
为了保胎，她辞职了。
孕期一部分生活费由男方承担，阿粒也把自己的住房公积金提出来补贴家用。
她每天做家务、买菜，做好饭等男方下班吃，独自忍受着孕期的反应。
孩子出生后，育儿的压力全担在她身上，男方没有帮衬过阿粒，且经常和她吵架。
「当时想着他只要还在给生活费，让小孩有个完整的家，忍了也就算了。」
直到2022年，男方没有了固定工作，迷上澳门六合彩，而且越买越大。
去年6月，因为赌博这件事，阿粒曾起诉过离婚。
当时男方跪下来求她不要离婚，答应她任何事，还在律师拟定的保证书上签字，承诺不再赌博。
但到了12月29日，阿粒发现他还在赌。两人的关系降到冰点，3个月后，孩子被男方抢走。
保证书、户口本连带着小孩的东西，都被带走了。
阿粒女儿用过的婴儿车
「婚前他展现的一切都很好，后来我才明白都是伪装。」
班彤和男方都曾有过一段婚姻，两人通过网络相亲认识。因为籍贯都是黑龙江，所以班彤在潜意识中，对他有额外的信任。
结婚之前，在男方口中，他自己是做企业咨询服务这方面工作的。弟弟有抑郁症，但他从未放弃帮助弟弟，给他找了一份可以维持生活的工作。
女儿的抚养权给了前妻，但他很想念自己的女儿。
「他表达的这些，会让我觉得他挺有爱心和责任感。」
但直到两人越来越熟悉，组建了家庭，班彤才慢慢看到真相：
他就职的公司是相对正规的追债机构，弟弟患有精神分裂症。
在月子和产假期间，说好晚上他负责照顾小孩，但他其实从未醒来过。都是班彤和孩子姥姥在照顾。
2019年9月，男方失业，再没有出去工作。下班回家，班彤看到的画面，往往是他躺在床上刷手机，孩子在旁边看动画片。
「我当时自己骗自己，说他可能白天一直在陪孩子，累了玩会儿手机也行。」
崩塌是在疫情期间，班彤、孩子和男方父母、弟弟住在一起。
一天夜里，儿子刷牙时说：爸爸，有一天小叔拉着XX的手，放到他裤裆里。
班彤听到后，立刻冲进卫生间问：然后呢？
「然后XX就往旁边躲。」
「XX」是邻居家的小女孩，年纪和班彤儿子相仿。班彤问睡在客厅的奶奶是否知情，对方大吼：这事怎么了？
「我当时觉得很受伤，我觉得伤害的不止是我的孩子，小女孩是更受伤的。」
而当她和男方提出不能在发生了这样的事之后，继续带孩子在这边生活。男方的回答却是：
正常人都有生理需求，何况是精神病人。
班彤给孩子庆生
世欣和男方的婚姻维持了7年，他们都是保定人，通过亲戚介绍认识。刚接触的时候觉得人还行，能聊下去。
虽然听到一些声音，说他不怎么和外界接触交流。但世欣当时觉得：我不跟他在一起了，这样的人以后谁要啊？
「现在想想，多少是有点同情心发作。」
在异地状况下，谈了一年半恋爱后，两人结婚。
刚开始都还好，男方心思比较缜密。世欣早起赶动车出差，男方会送她去车站。月子期间，也有承担起作为丈夫的责任。
但随着时间推移，事情开始不对劲。
男方家庭原来是在北京开私企，后来生意不景气了，依然觉得世欣家里条件配不上他们。
潜移默化之中，男方开始在言语上贬低世欣。
即便他没有固定工作，而世欣是大医院的眼科医生。
世欣和孩子在公园玩
家庭分工也出现了问题。
医院的工作很忙，回家后还得搞科研。但男方似乎无法体谅世欣的压力。
「下午刚到17点，立刻要求我马上回家；我到家开电脑，他就拔掉电源线。这种事经常发生。」
对于母乳喂养这件事，男方也很执着，直到孩子3周岁，才允许世欣断奶。
孩子摔跤了、生病了、报培训班，不管大小事，都要打电话给世欣……他似乎没有单独处理孩子突发状况的能力。
有一次宝宝生病，世欣抱着孩子，让男方去缴费处付款。但最终，即便是不多的医药费，男方也叫她去支付。
那一刻是彻底的心寒，再忍下去只会越来越坏。
「我想不明白，婚后是这样的状况，当初为什么要和我结婚呢？」
抚养权之争
如果不是迫不得已，谁都不想走到诉讼这步。
「最开始是协议离婚，房子归他，孩子归我。」
走出民政局后，顾琳的前夫突然反悔，越想越不甘心，把预约号作废，不久后抢走孩子。
第一次离婚诉讼是顾琳提出的，男方在庭上说「我暂时不同意离婚」。
后来顾琳才懂，这个「暂时」是什么意思。
走出法院后，男方举着「夫妻关系、家庭纠纷」的盾牌，开展了一系列报复行为——
跟踪、骚扰、上门恐吓、让顾琳的老板辞退她，强行找顾琳「谈判」：
你如果现在离婚，就永远见不到女儿了。
7年前，介绍前夫给顾琳认识的朋友，曾经形容他是个没有不良嗜好的「老实人」。
第一次去民政局离婚调解时，他还写了一篇「忏悔书」。
男方给顾琳的承诺书
2022年8月，顾琳给自己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期限是3个月。对方消停了，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
一审提交证据时，顾琳给孩子列了一个清单。自孩子出生到孩子被抢走，她为孩子采购的开支总额，在养育过程中占了近90%。
母乳喂养的两年多时间，她请过6个月的产假，休假结束后，她每天中午请假回家喂奶，从没有睡过午觉。
刷抖音怕吵到孩子，所以她一直都是静音，这个习惯现在还没改变。
除了上班时间，其余时间都是顾琳在照护孩子、记录孩子成长。
她还学着给女儿做衣服，小旗袍、睡衣、T恤，女儿的日常穿着很多出自她之手。
顾琳给自己和宝宝做的母女装
而男方看孩子的方式是让女儿去找爷爷奶奶，他自己玩手机、打游戏、看视频。
刚开始打官司的时候，顾琳还安慰自己：
「在婚姻中他陪孩子很少，说不定能借此机会弥补一些对孩子的爱。」
但现实并非如此，从去年3月到今年3月一审判决出来，女儿都没有被送去学校上学。直到法官介入，男方才送去上了3个月。
5月，顾琳曾经通过幼儿园老师拿到女儿的体检表，19颗牙齿蛀了12颗。
被抢走之前，女儿只有两三颗坏牙，当时顾琳已经带她修补好了。
「我真恨，为什么把孩子养成这样了？」
6月9日，男方再次藏匿孩子，6月20号终审判决，抚养权归顾琳。
顾琳和女儿
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够在判决中顺利拿到抚养权，即便证据充分。
班彤失去了抚养权。
一审判给男方的依据是孩子近一年的生活轨迹。
于是二审前，班彤整理了孩子从出生到22年6月的生活轨迹。
4年8个月中，有3年6个月是和班彤一起生活，剩下的1年2个月是在男方母亲的房子里。但当时班彤也陪伴在孩子身边，直到被驱逐出去。
同时提交的还有男方藏匿孩子的证据，孩子从出生到离婚诉讼期间，班彤为孩子添置用品、缴兴趣班学费等方面的消费记录。
双方的经济条件、收入证明，也在家事调查中查证过，班彤的经济条件明显优于男方。
但还是输了。
因为家事调查认为孩子在男方那边的生活情况比较安定，男方教育孩子用心，男孩跟父亲生活更便利。
但所谓的教育用心，实质是一个幼儿园中班的孩子，每天的时间被严格划分——
15分钟识字、15分钟算数、15分钟背诗……
班彤拿着时间表去给专业的儿童心理教育学家分析，对方的反馈是：
这对小朋友而言不是很好的事情，在未来可能会导致一定程度上的强迫症。
班彤联系男方未果
也有人始终等不来一个开庭。
田姐在去年11月19日提出离婚诉讼，截至今年8月底，一审还没开过庭。
期间她曾申请婚内监护权、家庭教育促进令、孩子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等等，均被要求撤诉、被驳回。
为什么对方暴力抢走孩子，最后却判给他？
事实上，保障紫丝带妈妈权益的法条，目前尚不明确。
2021年6月1日，《未成年人保护法》完成修订，其中一条内容是：
未成年人父母离婚时，应当妥善处理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探望、财产等事宜。
不得以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方式争得抚养权。
「现有能够明确体现出抢夺、藏匿孩子的应该仅有这一条法。」
徐文丽是紫丝带妈妈公益群体的律师，关注涉及抢夺藏匿的婚家案件近10年。
「但这只是原则性的法条，没有具体的惩罚机制和有效措施。可以用，但难以通过制裁的方式落实。」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4条规定
2012-2013年，徐律第一次接手涉及抢夺藏匿的婚家案件。
孩子妈妈和前夫通过法院调解离婚，抚养权给妈妈，男方有探视权。离婚一年后，男方带人跑到女方家抢走孩子。
在寻找过程中，男方曾经拿着刀威胁她，不允许她带走孩子。
当时徐律多次陪伴她去派出所、去本地法院，都不予立案。男方所在地的法院曾提供男方姐姐和村委的两份笔录，都说没见到他，救济途径也就断了。
「当时我很难受，因为我也是母亲，我也懂法律，但还这么无助，帮不了她。」
6年后，妈妈才再次见到孩子，是在法庭上。儿子满了12周岁，男方申请变更抚养关系。
开庭时，徐律团队写了答辩状，思路是男方违法抢走孩子，法律不应保护这种行为。妈妈执意要自己宣读，一边读一边哭：
「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法律要保护这类违法的人？」
但没有用，到了12岁，孩子的主观意愿可以直接决定判决结果，他明确说要和爸爸生活。
即便这种选择是在这6年间「被植入的」。
最高法发布的反家暴案例中
曾提及抢夺藏匿中的暴力行为
在争取抚养权的代理思路上，徐律团队通常会告诉当事人：
先写我们有利于抚养孩子的地方，再写对方不利于抚养孩子的地方，不带责怪，仅仅是客观反映。
遵循以孩子身心健康为主的原则去讲。
在《民法典》中，对孩子抚养权判决的说明是：
不满2周岁，以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
2周岁-8周岁之前，双方协商不成，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
但这里面同样存在很大的漏洞。
最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并非婚家案件的基本原则，仅仅是写在抚养权这块。
另外，怎样做才是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
没有标准、没有细则。
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非常大，但不同性别、年龄、经历、出身的法官认知是不同的。
也会有法庭考虑到抚养权后期执行困难的问题，影响最终结果。
「这种自由裁量是一个内心的确认，这个确认就一定对吗？肯定是有偏差的。」
徐律认为，对于「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界定，如果缺乏细则、没有补充条款，不仅会加重法官个人的责任，对孩子也不公平。
每年《妇女权益保护法》修订期间，徐律以及紫丝带妈妈公益群体都会积极提案：
希望能增加「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一方，不得争夺抚养权」的条款。从根源上解决紫丝带妈妈在争取抚养权方面的问题。
而要让这短短的一句话入法，注定要经历漫长的过程。
无尽的等待
距离终审判决过去了近5个月，顾琳还是找不回女儿。
拿到抚养权对她而言是转瞬即逝的胜利，更困难的关口在执行。
「当时还抱着一些希望，以为男方会像诉讼前承诺的那样：判给谁就由谁带走。」
判决书下来，电话不接、短信不回，男方失联了。
顾琳带着判决书去立案庭申请强制执行，最初的反馈是抚养权不能强制执行，不可以直接帮忙抢孩子。
顾琳解释不是对孩子强制执行，是要求男方归还抚养权。仍然不予立案，理由是判决书中没有写明男方应该在几月几号前交孩子，建议报警。
她按照建议，找到警察。得到的回复是：你已经拿到了判决，法院有自己的执行局，应由他们负责执行。
她只能再回到立案庭，通过各种官方渠道催促、反应。好不容易立上了，又是将近一个月的内部审核，确定案件是否属于本院的执行范畴。
之后三个月，顾琳几乎每周都要打电话询问进展，或者去执行局蹲守。她等到了4张贴给男方的传票，但男方都未现身履行义务。
「那时对我来说，一周不是5天，是7*24小时，太难熬了。」
在第一次传票发出，男方过了半个月都没有现身后，她曾经碰上当地法院的大执行。
顾琳当时特别兴奋，想着好几个法警、法官一起上门去找，一定能见到孩子。
她和她姐姐联系好，说那天两人一起去，法警开门拘留他，我们就把孩子带出来。
大执行当天，她们从早上6点就在小区门口等，到8点等来法官和七八个法警，敲了门，男方不开，继续敲，依然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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