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七年底,英法联军五千六百余人集结在广东珠江口,炮击广州城,打响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对于英法联军来说,这依然是一场不对称战争。他们只用了短短一天时间,就攻克了广州城。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广东巡抚柏贵、广州将军穆克德讷投降敌军。然而,英法联军并没有满足取得的战果。他们率领舰队北上,直取天津大沽口。
英法联军
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响的消息,很快就传遍朝野,再次引起广泛震动。彼时的清廷,正对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疲于奔命,焦头烂额,难以腾出手来应付英法联军。因此,咸丰皇帝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前往大沽口与英法联军进行谈判。他希望在俄国、美国的调停下结束战争,使得自己能够将全部精力放在平定太平天国身上。
但是,英法联军无心谈判,悍然炮轰大沽口,吓得谭廷襄等逃之夭夭。大沽口随即落入英法联军手里。咸丰皇帝惊慌失措,赶紧另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前往天津,与英国、法国、俄国、美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
咸丰皇帝
《天津条约》签订的消息,很快就传到湖南。当时,正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大营担任幕僚的左宗棠听了,极为愤慨。他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干脆披衣起床,来到书桌边,磨墨、铺纸,给好朋友、湖北巡抚胡林翼写了一封信。
在信中,左宗棠说:“为人臣子,当时局败坏时,一心为国家计算,不但置己之生死利害勿顾,即所事之成败利钝亦不深较,亦可谓纯臣之用心矣。”在他看来,一名精忠报国的大臣,在遇到时局败坏的不利形势时,要一心一意为国家考虑,将自己的生死利害置之度外。如果这样做的话,不管事情取得成功还是最终失败,都已经不重要了。
左宗棠
可惜的是,朝廷内外,这样的大臣犹如凤毛麟角,让左宗棠忧心忡忡。他认为,《天津条约》签订糟糕至极,更可怕的是,将来还可能会更糟糕,搞不好敌人会变本加厉地入侵,“夷务屈辱至极,恐将更有不堪者。然窃意华夷杂处,衅端之开必速。”。
左宗棠一语成谶。三年后的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劫掠京城,火烧圆明园,迫使咸丰皇帝聪明逃往热河行宫,继而又死在那里,再也没有回到京城……
火烧圆明园
左宗棠是三次会试落榜的举人,也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但他从小熟读兵书,长大后又深入研究军事、舆地之学,具备了卓越的战略、战术眼光。咸丰二年,他协助当时的湖南巡抚张亮基防守长沙,“昼夜调军食,治文书”,迫使太平军围攻长沙三个月后无功而退。咸丰四年以来,他又协助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指挥调度军队应对太平军,收复了大部分失地,还使得湘军有余力出省作战。
如今,左宗棠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局了然于胸。他敏锐地看到天津具备的战略地位,提出一个建议“彼时以一支劲旅护天津,而后与之决死战,尚可得志”,这是说,如果清廷派一支劲旅守卫天津,并在天津与英法联军决战,还能够有所作为。
事实证明,左宗棠很有战略眼光。咸丰九年,僧格林沁指挥一支军队防守天津,利用大沽口炮台的优势与英法联军作战,取得了击沉击伤敌舰10艘,毙伤敌军近500人,重伤英舰队司令何伯的骄人战绩。这也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清军唯一拿得出手的一次胜利。
大沽口炮台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皇帝见大敌逼近京城,慌忙命令曾国藩挑选精勇二三千名,由鲍超、张得胜管带,火速进京勤王。曾国藩耍了一个“花腔”,婉拒了清廷的命令。
这时候,左宗棠正在湖南训练楚军。虽然楚军尚未训练成功,但他得知“征调川楚勇丁赴援”的消息后,表示“我既挺身任事,亦不敢有所推诿,竭吾心力所能到者为之而已”,当即向曾国藩提出请求,请他派自己北上勤王。
不料,清廷主和派大臣投降的速度,远远快于左宗棠出兵的速度。左宗棠还没有出发,清廷就与英法联军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作为《天津条约》的补充。
左宗棠能做什么呢?只能长叹一声,就此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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