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科举与名公豪强

科举与名公豪强

我们探究宋代士人的心性——这个“心性”不是儒教用语，而是心理状态的译语——时，最大的问题是科举。作为一个士，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成为官僚居人之上，而宋代在制度上使之成为可能的是科举考试。同是父亲早逝、后被母亲和母亲周围的人养育的范仲淹和欧阳修的成功故事象征性地说明了科举的权威。两人都是科举中进士，后在官界步步高升，最终成为士大夫们的领袖人物，君临士大夫阶层。范仲淹的政敌吕夷简、欧阳修批判的骈文家杨亿，虽然都有守旧派的印象，但是其实都是科举中举后进入官界的新官僚。唐代科举允许事前请托。考生把平时做的诗写的文章进呈给考官推销自己的现象很普遍。宋代真宗时禁止，考官只能阅匿名的考卷。更有欧阳修当考官的嘉祐二年（1057年），科举考试突然要求用古文写答案，一直学习骈文写作的考生们一时大闹。但是这次考试却有苏轼、苏辙兄弟以及张载、吕惠卿等后来扛起时代大梁的人才大量中第。这次科举考试给庆历改革带来决定性的时代变化。接踵而至的就是王安石的改革。熙宁三年（1070年）是上千年科举考试历史的分水岭。隋朝以来持续近五百年的重视诗赋的倾向，被改变成以经义（对经书的解释）为中心的考试。随后，虽然元祐更化时诗赋又重新复活，南宋时期两者并存，但是元明时期继承了王安石的路线。严格意义上说，不是继承了王安石路线，而是因为赞同王安石科举路线的道学——朱子学路线取得了胜利。元祐更化时，在科举问题上司马光也是基本支持王安石方针的。主张恢复诗赋的是苏轼。苏轼与程颐的不睦，在这样的地方也显现出来。经义出题的经书，分兼经（选修）和本经（必修）。必修是《论语》和《孟子》。选修是从五经（《易》、《书》、《诗》、《周礼》、《礼记》）中任选一个。经义以外还有评论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论”、关于时事问题的建白书“策”。这种形式经过少许调整，被朱子学继承。必修中追加了《大学》和《中庸》，选修中把《周礼》换成《春秋》，回复到原来的形式。因此必修的就成了四书。由此，四书五经，特别是前者必须全部通晓、后者选一这种形式，在明代被固定化。其实四书虽然是必修的，但是每次只出三题，并不是从四种书中全出，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从《大学》或者《中庸》中选一题。这种形式一直持续到清朝乾隆年间（1736年—1795年）考证学兴盛，五经全为必修为止。熙宁科举改革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完善学校制度。继承范仲淹的方针，地方也设立了学校，原则上只有这里的学生才有科举考试参考资格。到了徽宗时代完成了前边说过的三舍法。学校教育课程配合科举改革，重视经书解释，而所用的教材，王安石他们也给准备好了。这就是《三经新义》。王安石、王雱父子亲自执笔注释《周礼》、《尚书》、《诗》三经，并把这项工作作为政府重点项目，印刷后分发给各地的学校。除此之外王安石还做过很多注释，继承他的系谱的新法党派中也出了很多注释家。北宋末期，从哲宗亲政时期到徽宗时代，这些注释书都被规定为公认参考书。道学者虽也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做了一些注释书，但是即使在南宋后期道学系统学者的藏书目录中也并没有占据多数，由此可见新学的影响力之大。宣告了新学死刑的，是朱熹。他对经书进行的精密并且系统的注释，以及他的弟子们对他的注释进行二次注释（他们参照六朝隋唐说法自称“疏”），朱子学的注释夺取了科举考生必读书的霸主地位。失去市场的新学系统注释，不可能再版，随之即被淘汰，逐渐从地球上消失。元明官方规定朱熹的注释为参考书，由此决定了最终胜负。清朝考证学复活了汉代经学后，汉代的注释被称作古注，朱子学的注释被称作新注，两者互相对立。处于这两者之间的王安石学派的存在，几乎被完全忽略不提甚至忘掉。但是，朱子学全盛之前的相当一段时间，新学也曾经荣华一时，这个历史事实我们不应该忽略。同时，朱子学在道学内部的霸权地位也逐渐得到确立。继承程氏兄弟、在靖康之变前后活跃一时的杨时和胡安国去世后，统领道学派的是张九成和胡宏。但是朱熹批判他们的言说，说自己才是正统的道学派。这时朱熹拉出来的理论是道统论。到张九成和胡宏为止，周敦颐以及张载等并不一定被看作道学的中心人物。但是朱熹和吕祖谦在淳熙三年（1176年）编纂的《近思录》，集成和分类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四人的文章以及语录，对世上的读书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朱熹由此把自己信奉的道学形成史成功灌输给了年轻的读书人。“道学鼻祖为周敦颐”这个历史像被创造出来。朱熹大量引用他们四人的观点注释四书五经。这些注释不但经得起训诂学的考验，互相之间也具有整合性、体系性，所以成为科举考生们趋之若鹜的最佳参考书。朱子学不但学说内容具有独创性和优秀性，而且因为适合科举文化，从而受到士大夫广泛青睐。本来道学是一种陶冶个人心性的学说，与讲究立身出世的科举考试有互不相容的一面。事实上确有一些追求道学之流“为做圣人的学问”的老实学生放弃了科举考试。道学在公立学校以外，还设立了自己的教育设施，叫“精舍”。汉代以后有把私塾称作精舍的习惯。这种设施也称“书院”，后来后者普及。当初设立的目的与科举几乎没有关系，但是后来书院成了纯粹的科举考试预科班。不论考试题出题形式如何变化，为了科举合格，事前都必须下相当的功夫复习准备。任何时代复习考试都是要花钱花时间的。能做到这种优雅事情的，只能是一部分特权阶层。作为令十七世纪基督教传教士感叹不已、刺激法国设立高等文官考试制度的面向万人、匿名考试、公平合理的鼻祖，科举考试也具有布迪厄所说的“再生产”特征。许多老百姓，连站到起跑线上都不可能。科举与世族在理念上是势不两立的。本来，据传是隋文帝为了打倒贵族制度，才开始了科举制度，所以这两者之间本来就是互不相容的。其实程颐和张载等作为郡县制的弱点所举出的世族消失，就是科举制度带来的。但是，另一方面，科举不是靠运气，而是靠实力的考试体系，所以让子弟专心复习后，考中的可能性就极高。而如果有人中第，那么给他和与他有关的人都将带来巨大的利益，所以同时也是一个一本万利的投资行为。所以只是自己一个家族在资力方面和学习环境方面还是有些心里没底。为了使他中第，或者使他中第后能维持其特权，在这样的背景下，前边说过的宗族就有了用场。所以他们对于义庄以及中第者开办的义塾赋予了辈出科举官僚、维持自己宗族势力的使命。当然，不仅仅是科举。人多力量大，为了在地区社会保持发言力，本族团结一致比较有利。作为地方社会秩序的旗手，这样说听起来很了不起，但是在官方的记录中常常被称为“豪强”的这些地方势力，像填补王安石设计推行的社会秩序构想崩溃后的空间似的，在南宋社会大量丛生。士大夫们对他们的态度是二律背反的。其实虽然这里说“他们”，但是如上所述，士大夫本身就是地方的有权有势的人，所以“他们”有时也就是他们自己。理念上的士大夫与现实中的豪强，虽然在社会上是同一存在，但是随着自己所处的时间和所站的立场以及自己的信念的不同而改变态度，或者说不得不改变态度，他们也有苦恼。所以仅举出史料上留下来的结论部分，就居高临下对当事者的阶级立场说三道四，这种方法是不足取的。记录他们的纠纷的典型史料是作者不详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以下简称《清明集》）。“书判”意思是审判的判决书。征税和审判自古就是地方官僚的两大职务。南宋末期编撰的这本文集，可能是作为地方官的指南书籍编撰的。除此之外，宋代还面向地方官编写了关于饥馑对策和治水方法等各种各样的指南书籍。全国有超过一千个县，各县有知县、主簿（财务长）、尉（公安局长），再加上府、州，仅各种官职就有几千个。每三年定期进行人事调动，而且通常基本上不能连续就任实际职务，所以单纯计算就有数万地方官预备军存在。这说明指南书籍的需要量很大。包括上述《书仪》、《家礼》等，宋代是一个流行编撰各种指南类书籍的时代。而使之成为可能的是印刷出版文化的普及。直到引进西洋法律体系为止，中国没有刑事审判和民事审判的区别。话虽如此，但是实际上当然存在国家对嫌疑人进行刑事处罚的案件和受理当事者的控告后国家对当事者之间的利害冲突进行审理判决的案件。这两者在制度上不加区别，均按下表所示程序处理，这里充分反映了以“礼治”为宗旨的儒教国家的特征。判官（地方知事兼任）的最大的任务是建设一个没有纷争的社会。话虽如此，实际上却是刑事案件多发。宋代的《宋刑统》基本上继承的是唐律，只是新增加了用棍棒抽打的勘丈和收监刑的编管。《水浒传》中好汉们也差不多都吃过这样的刑罚。府和州中相当于中央政府中刑部的职责由司理参军担任。法务是用“理”来表现的。由此也能看出前面叙述过的“理”字的活跃。《清明集》很早就被看作逸书，仅有宋刊本的残页流传到日本。在内容偏于制度和思想、文学的文献资料中，这些残页作为窥视宋代社会现实的重要史料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及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图书馆发现了几乎完整的明代刊本后，在全世界的宋代史研究者中掀起了一场“清明集”热，解读和分析都有长足进展。《清明集》是一本把日常生活中的吵闹争斗活生生记录下来的很贵重的文本。这里描写出来的是与中央政府统计数据趋向不同的宋代社会现实。但是，不得不承认，因为内容引人注目，所以对内容的分析研究进步很大，而忽略了对执笔目的和编辑方针这个重要问题的分析研究。这本书收录的不是一般的公判资料，原则上都是“名公书判”。也就是说，这只不过是一本这位不明身份的编者心目中理想的判决文集而已，其内容绝没有、也不可能完整反映宋代社会。从此书看到的宋代社会的实际情况我们留待第九章介绍，这里想说的一点是有关上述宋代人的纠纷。写这些判决文的地方官们，他们自身都是地方社会出身。这里没有一个人的祖先是中央官僚出身的。而他们在这里却要批判横行乡里的有权有势的“豪强”（亦称“豪横”、“豪民”）。对于他们来说作为政府官员，当然应该采取这种态度。但是，从这些文本中有时能看出他们的感叹：“他们为何这么不明事理呢？”以及无奈：“这些家伙真是没办法！”借用一位研究者的话来说就是，由此可以看出他们这些“奋斗的民政官们”希望实现理想社会秩序的苦恼。《清明集》所收判决文的作者们，也就是“名公”们中的很多人都是朱子学派的人物。开头三篇文章（不是判决文，而是对官吏的告诫）的作者就是那位真德秀；接着上场的是蔡杭（“久轩”是他的号），全书收录他的判决文超过七十篇，自祖父以来他们家三代连续师事朱熹。由此可见，本书的编者应该是属于朱子学系统的人物，由此体现的就是他们的地方统治的理想形态。这些判决文中频繁引用《论语》和《大学》中孔子的语言。“我作为一个判官虽然只有跟别人差不多的能力，但是我追求的，却是没有诉讼的社会。”如果按这个标准来看现在称霸世界的某个大国，实在是令人感慨万端。《清明集》中出现帮助人们诉讼的“讼师”。虽然是帮助原告被告按要求写成诉讼状的代笔人，但是暗中也经常主动挑起诉讼。用现代社会的标准来看应该算作律师吧。另外，位于官僚机构最末端、处理日常工作的地方公务员“胥吏”，也作为坏人出现。地方政府中由中央派遣的官僚只有知事（知州、知县）及其辅佐官等仅有的几个人，其他日常实际行政业务，比如征税、维持治安等，都要靠这些胥吏来执行。而任期只有三年，初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的中央官僚们，大部分时候都只能是这些胥吏的傀儡。大错不犯度过任期后，带上薪酬和作为地方民政官得到的各种好处，然后再去另一个新的地方或者回家养老，这才是他们这些士大夫官僚的处世术。所以他们与地方的豪强和胥吏之间一般都保持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这就为“名公”的活跃准备好了舞台。《清明集》所收录的判决文显示的是“奋斗的民政官”的英姿，所以虽然都是真实的判决文，但并没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奋斗的民政官”只是少数，也正因此才被称作“名公”看作典范。本来，把地方的有权势者用带有贬义的“豪强”一词称呼，就是因为这些“名公”们把他们看作国家秩序的公敌。通过《清明集》我们现在能知道“名公”与“豪强”的对立，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这是从辈出“名公”的思想集团一侧的视角看问题，过分强调了对社会现状的无奈这个事实。不仅豪强和胥吏。属于一般老百姓范畴的人们，以及“名公”们的眼中的“愚民”们，也作为诉讼的当事人出现在判决书中。这可以说是展示了成熟了的普通百姓的英姿。但是虽然确实可以这么看，同时却也能看出他们这些“名公”们不愿意对“愚民”们动辄启动暴力装备，用控告等法律手段压制，而是希望进行教育，令当事者心服口服的志向。在这里他们也拿出圣人的说法来说教。这意味着从来主张“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的儒教的变质。这种希望把普通百姓也包摄进礼教秩序的志向，与上一章论及的他们对于淫祀的态度相同，都顺应着“文明化过程”的潮流。这些判决书是编者用自己的价值标准判断的著名裁决，所以才被收进《清明集》，因此决不是宋代判决的一般形象。可以想象宋代也有很多不分青红皂白恣意判决的酷吏和收受贿赂偏向判决的贪官。正因为如此，编者才编辑了这部书刊行，希望成为更多的地方官的参考。但是我们在这里还想再次强调一下，正因为先忧后乐是一个理念所以才限定了士大夫的人生。虽然只是一部分，但是有这种模范判例存在，这件事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意义。宋代地方官有事时向治下民众发布的告示总称谕俗文。朱熹特别赞赏庆历士大夫陈襄的谕俗文。虽然不光是道学者发布，但是道学系地方官谕俗文布告却特别多见。谕俗文用三纲五常，也就是儒教自古强调的区别人与禽兽的人伦，来要求人们遵守礼仪规范生活。如果说谕俗文是地方官居高临下发布的文书，那么“乡约”则是地方豪强与乡民协商共同建立伦理的誓言。张载门生吕大临兄弟与乡亲们一起商定的乡约，被朱熹修改成《增损吕氏乡约》，成为朱子学有关乡村秩序的规范。如果说《家礼》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族血缘组织的规范，那么这就是以乡为单位的地缘组织规约。“奋斗的民政官”退休回乡，就成为“劝善的素封家（无官爵的富豪）”。以上，我们述说了道学或者称朱子学作为回答人的心性问题的学说出现，作为使士大夫的社会存在意义正当化的言说而得到普及。但是，如果这些对于现实政治秩序的安定没有实际贡献，也就是说如果实效性微乎其微的话，那也就仅仅只是一种观念论而已。如果只是关心“心”的问题，真就成了字面意义上的“唯心论”了。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朱子学的思维，也有扎根现实的技术知识所支持。正因为如此，朱熹把八条目中的“格物”训为“至事”，说“即物穷理”。后面，我们就来看看宋代的各种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