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57年，二十一岁的苏轼入京应试，与弟苏辙同榜及第，可谓风华正茂，意气昂扬。
公元1101年，六十六岁的苏轼从儋州（今海南）北归，在金山寺中留下“自题金山画像”一诗，两个月后卧病长辞。诗中写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提到这首《自题金山画像》，大致分为两派，一派说苏轼年逾花甲，感叹自己身世飘零，未能建功立业，淡淡的自嘲之中，是对人生失意的哀愁。
一派说苏轼乐观放达，黄州惠州儋州皆是苏轼的贬谪之地，苏轼老来忘机，人生末年丝毫不改豪放本色。
但在这二者之外，是否还有其他些许微妙的情绪呢？
苏轼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非“豪放”一个标签可以概括，试观苏轼四十五年的宦海沉浮，有春风得意、有失落失意、有担惊受怕、还有出尘向道。
当人人说他乐观洒脱的时候，可有谁想过，怎么会有人能生而乐天知命呢？
随遇而安的背后，是身陷乌台诗案，“魂飞汤火命如鸡”的惊惶与恐惧。
逸兴豪迈的背后，是辗转为官十三州，“身如不系之舟”的漂泊与无定。
苏轼的诗歌，本质是在写一个传统的士人，如何用热烈的情感拥抱人生的大起大落，如何用丰富的精神世界，超脱庙堂里的寡廉鲜耻。
在这趟人生逆旅中，黄州、惠州、儋州既是贬谪之处，也是他肆意挥洒浪漫知觉的彼岸他乡。若仅用“意难平”来概述，未免抹杀了在这些土地上留下的苦乐辛酸。
乌台诗案中，苏轼在御史台狱中被关押拷问了两个多月，身心的伤痛和对未知命运的惶恐，无时无刻地折磨着他。甚至在被刚缉拿的时候，苏轼还想过投江自尽。
正是乌台诗案的经历，给苏轼的人生蒙上了一层永远无法磨灭的阴影，让他得以重新思考人生，重新认识朝廷的虚伪诡谲，其后半生用“道家”之学武装自己的思想，与这次惨痛的经历不无关联。
从乌台诗案中绝处逢生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诏令规定“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说白了那时的他只是个空有头衔、没有任何权力的罪臣，这一年他四十三岁。
黄州四年，是苏轼疗愈伤痕的四年，“寂寞沙洲冷”等词正是成于这个时期。
黄州时期，苏轼对人生的看法发生了巨大转折，他在好友帮助下，在一个山坡上搭建了东坡雪堂，开辟了菜园，自号东坡居士，每日田间劳作，日晒雨淋。
在“心衰面改瘦峥嵘”的时间流逝中，用佛家、道家的思想排除心灵障碍，逐渐从黑白混淆的现实世界中构建起宁静自足的精神堡垒。
然而时局多变，神宗既薨，十岁的哲宗继位，其祖母宣仁太后把持朝政，苏轼因文名得以起复，再入京华，官运亨通，做至礼部尚书。
但朝廷激烈的党争，让苏轼如履薄冰，他直言不讳的性格与善于虚与委蛇的朝堂严重错位，再加上乌台诗案的阴影，此时的苏轼早已有了退意，多次上书请求太皇太后外放他，给他一个“不争之地”。
可见苏轼自知非经世之才，不过可以牧一州之地罢了。
后来苏轼便陆续在杭州、扬州、定州等地为官，但好景不长，太后崩逝，苏轼在政敌的围攻下远谪惠州，这一年，他已五十八岁。
惠州，便是他再一次跌落深崖的大悟之地，“人间何处不巉岩”，历经官场的沉浮，他已经深刻认识到庙堂之高非他本性，海滨之远未尝不是另一番美景。
在惠州，他忙于营义冢、修桥梁、施医药，尊抱朴子，法陶渊明，以佛道两家的出世思想，达到了精神之独立与自由。
他本已打算惠州终老，在朋友资助帮助下，于白鹤峰造好了新居安置家人，总算于飘零之外，有了真正落脚的心归之地，但命运总是那般出乎意料。
公元1097年，六十二岁的苏轼再贬儋州，渡江之日，子孙齐集江边痛哭，自忖此行再无生还机会。
儋州之行，让苏轼的生命观再度进化，他告诫后人，“吾生不恶，死必不坠。至时，慎毋哭泣，让我坦然化去”，自此，一代诗心大成。
留给后人的是一个血肉丰满、彷徨徘徊后，终至刚健豪迈的身影。
他曾跨足山巅，也曾到达谷底，高处不胜寒，却于谷底觅尽繁花似锦。
公元1100年，朝堂更迭，徽宗继位后大赦天下，苏轼得徙内地。消息传来，邻里贺喜，他在给朋友的辞别诗中写“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
在安然渡海之后，又欣喜地写下“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若无儋州濒临死境的遭遇，又怎能拥有奇游海外的机会呢？
那个时代，有几人能有这般跌宕的人生体验？又有几人能被贬极南之地后又安然回归？
那么，我们回到金山寺那首自题诗之中，他以自嘲的口吻论及“平生功业”，是讽刺庙堂？是回首过往？还是一笑坦然呢？
我想，其实更多的是浅浅淡淡不足道也的炫耀与满足罢。
苏轼把黄州惠州儋州的经历当作回顾一生时的欣慰与荣耀，抖落一身颠沛和狼狈，在尘埃里开出花来。我们复制不了苏轼的才华，不妨试着效仿他的人生态度，面对人生的起起落落，浅道一句：也无风雨也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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