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四大案之“空印案”_明初四大案_免费在线阅读收听下载

大明洪武八年（1375年）六月某日，应天府（南京）大明户部太仓。户部度支部的司计正在核对山东济宁府今年上缴的钱粮，而另一边，负责押解的济宁官员则与一位户部主事殷勤地攀谈着，诉说着跋涉千里的艰辛。主事并没有搭话，冷着脸忍受着对方的絮絮叨叨。过了许久，司计盘点完毕。主事一边听着司计的汇报，一边查验盘点数额与账册之间的差异，随后面无表情地对那名济宁官员说道：“账册钱粮数目有误，校正后再来。” 济宁官员立刻赔起笑脸，但主事并未理会，径直往堂内去了。无奈之下，济宁官员只得作罢。第二日，济宁官员再一次来到户部，呈上重新填写的账册。而那名户部主事在核对数目、府印无误后便将账册收了。至此，济宁府今年的夏税征缴任务顺利完成。双方心照不宣，交差了事，皆大欢喜。然而，就是这样看似稀松平常的小事，却无意间引发了一场轰动全国的大杀戮。
明代沿用元制，征收钱粮以充田赋，一年两次，分别为夏税和秋粮。因此，每年各布政司（即省）、州府都需要提前收缴足额的钱粮，清点造册后派专人送往应天府户部。户部也有它的接收程序，各地钱粮必须经户部仔细清查，与地方账册核对无误后方能入库核销。一旦出现数额不一致的情况，户部将不予接收，由地方重制账册并用印后再行申报，直到账册与实物完全一致为止。朱元璋认为这样的政策非常严谨，没啥毛病，但可就苦了地方官了。古代交通极为闭塞，哪怕应天府周边的州府来回一趟也得花费不少时间，更何况远在几千里之外的云贵、陕甘、蓟辽等地，一旦需要重新造册用印，那往返估计得耗时半年左右。不光人吃马嚼损耗巨大，而且山川险阻、盗贼出没，没人愿意干这份苦差事。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此复杂的方程式倒也难不倒帝国的能臣干吏们，因为前朝就有现成的破解之法——空印。早在元代，地方长官为避免折腾自己，在钱粮押送队伍出发前，便会为其预备一些空白账册，先行盖上地方大印，以备不时之需。明代官员如法炮制，一直以来也都如此操作，而作为裁判员的户部也体谅地方官的难处，于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帝国的财政机器在所有人的默契配合下正常运转，从未有过半点纰漏。但是，任何人都可以选择默许，唯独一个人无法忍受，那就是皇帝朱元璋。
大明洪武九年（1376年）七月某日，明太祖朱元璋机缘巧合之下得知了此事，震惊之余急忙命亲军都尉府（锦衣卫前身）前往户部查证。当手里攥着一张张盖有地方政府大印的白纸时，老朱内心的暴怒可想而知，自己是个苦出身，最见不得官老爷们欺上瞒下的勾当。于是，老朱打定主意，要挥起大明的铁拳将这群不知死活的官员爆锤一番。一场大明官场的血雨腥风就此开始。经过彻底拉网清查，朱元璋将矛头集中在对钱粮账册有审核用印权的布政司、州府以及中央户部。因此，户部审核官员、地方政府掌印主官还有在空印账册上署名的副职官员们均成为本案的打击目标。朱元璋命刑部顶格处罚，凡涉案的地方掌印主官全部处斩，副职官员等杖一百充军，罪轻者拘役。据统计，被杀的主官便多达数百人，充军拘役的更是不下千人。其中有名的就包括方孝孺的父亲——济宁知府方克勤，方克勤为官清廉，官声颇佳，且案发时已经致仕，但仍被定罪枭首，而像这样较为清廉的遇难官员不胜枚举。一时间，应天府内哭天喊地、人头滚滚，大明官场为之震动。包括宰相在内的各级官员虽然都认为涉案官员死得冤枉，但也无人敢为其抗辩。
同年，恰逢星象有变，钦天监言之为大凶之兆，朱元璋遂征求天下建言。以此为契机，海宁书生郑士利斗胆上书朱元璋，全篇几乎未提到星象，而是重点重提空印案，直斥老朱刻薄寡恩，量刑过重。那这郑士利又是谁？郑士利的哥哥是涉案官员湖北按察使佥事郑士元，作为副职中牵扯较轻的官员，此时郑士元在被拘役后已释放。但郑士利作为案件的亲历者，觉得老朱为人处事过于残酷，自己必须为受害者们讨个公道。于是，郑士利便头铁了一回，怎料这一头撞到了朱元璋这块钢板之上，不光哥哥再次下狱，就连自己也搭了进去。郑士利的申辩理由其实非常充分。首先，“今考较书策，乃合两缝印，非一印一纸比。纵得之，亦不能行，况不可得乎?”仅是盖了骑缝章的白纸根本不能挪做他用，更何况几乎不可能落入他人之手。第二，“省府去部远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册成而后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您老朱给想想办法，这千里迢迢怎么解决？您也没法子吧。再者，“自立国至今，未尝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俗话说，法无禁止即可为，空印并不违法，那您定的哪门子罪？最后，“朝廷求贤士，置庶位，得之甚难。位至郡守，皆数十年所成就。”这些朝廷辛苦选拔培养的地方干员因此案无辜受戮，我都替您可惜。理由很充分，但现实很残酷。朱元璋阅毕，气得火冒三丈，心想我老朱治国还轮得到你一介书生指指点点。结果，郑士利、郑士元兄弟双双充军流放。当然，郑士利上书也不是一点效果没有。朱元璋立马在《大明律》上加了一条：“诈为将军、总兵官、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都指挥使司、内外各卫指挥使司、守御紧要隘口千户所文书，套画押字，盗用印信及空纸用印者，皆绞；察院、布政司、按察司、府州县衙门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其余衙门者，杖一百，徒三年。未施行者，各减一等。若有规避事重者，从重论。” 至此，再无人敢提及空印案。
此案过后，户部成了明帝国中央最为繁忙的衙门，原本季节性的工作变成了全年无休，而更忙碌的则是地方的缴税官吏，终年在两点一线之间奔波着，苦不堪言。空印案确有矫枉过正之嫌，但朱元璋也有他自己的盘算。从推翻元朝以来，朱元璋一直以革除前朝弊政为己任，但无论中央户部还是地方官吏却仍在偷偷沿用前朝旧制，这种阳奉阴违的做法是朱元璋所不能容忍的。大明的皇权绝不容许任何人亵渎。况且朱元璋也认为，元朝的灭亡，与元末中央和地方之间权力错配有很大关系。大明的中央集权要靠什么来实现？老朱的眼里就两样法宝：收权和杀人。不得不说，朱元璋的铁腕政治确实收到了奇效，前朝遗留的官场浊气被一扫而光，“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吏治澄清百余年”。然而，到了明朝中叶，伪造公文、篡改文字、私刻印章等光怪陆离的现象再次涌现，其恶劣程度较前朝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一名清朝户部官员在整理前明户籍黄册时，居然意外翻到了一本明代户部官吏提前编造好的崇祯二十四年黄册，令人匪夷所思。老朱若是泉下有知，怕是孝陵的棺材板都盖不住喽。

明初四大案之“空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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