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区域》创作谈：乔纳森·格雷泽的加减运算
获得第76届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的影片《利益区域》已于二月底正式上线流媒体。这篇文章梳理了影片主创人员，包括导演乔纳森·格雷泽，男主角克里斯蒂安·富里道尔，以及女主角桑德拉·惠勒的部分采访。透过他们颇具启发性的讲述，影迷和读者可借此了解创作者的创作理念，实践方法以及过程中遇到的挑战。或许，在当下的艺术世界里，在将作品放到解构，批判领域之前，我们需要更加充分地了解，讨论，辨析，作品内容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打磨,才得以映现。
乔纳森·格雷泽：“简洁”是最终呈现的效果，并非事物原始的面貌
美国电影评论家Richard Brody 在评价导演格雷泽在这部电影里的拍摄策略时写到：“格雷泽对奥斯维辛集中营进行的纯粹的外部描绘—仅展示外墙部分—与他选择重建集中营附近的生活，其二者的创作思路是一致的：他保持着双手的干净”。Brody并没有解释或追问这里的“干净”所谓何意。但作为读者不禁想问，这双“干净”的手是否曾经历清洗？用什么工具清洗的，以及为什么是这种状态？
有趣的是，格雷泽在自己的采访中主动提到了另一个关键词，似乎可以回应评论家的质疑，那就是“简洁”。的确，整部影片从场景上，尽力剔除了人为干预的部分，努力呈现一种克制的，自然的“观察感”；而一种 “集中营里的老大哥”似的拍摄效果，也突出了导演，在时态上渴望追求同步的“现场感”。而在内容上，故事专注于这个仅与集中营一墙之隔的家庭内部的琐碎生活。这其中包括展现家庭中的父亲的工作内容。顺带也展现了一些纳粹官僚制的运作模式。但整体而言，确无复杂的叙事和场面。但观看者容易忘记的是，事物最终呈现的面貌背后，总是经历了漫长的剔除和抉择过程，越简单的事物越是如此。这个过程既考验创作者在观念和审美上的判断和坚持，也包括很多技术上的努力。深入了解格雷泽的实践历程后，我们可以看到，所谓“干净”，“简洁”的视态背后，经历了繁长复杂的“做工”。
格雷泽的采访里提到，拍摄这部影片的最基本的功课之一，就是研究霍斯家族相册中的图片。片中展现了大量的，对霍斯温室、花园和游泳池真实场景的诚实再现或模拟。但仔细观察会发现，拍摄这些历史照片的人从未拍摄过这些场景的反面—没错，他们的对面正是集中营。格雷泽说，“人们在这些历史照片中看到的是一座房子，里面有一个储藏丰富的温室。房子里的工作人员正在准备花园派对，一位女士正自豪地带着她的母亲参观她的庄园。但仔细想想，这些场景可能发生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我想，这就是他们希望看到的，也是他们想展示给自己看的。但这也恰好也解释了拍摄者拒绝拍摄其对面的原因”。作为导演，格雷泽以简单但是直接的方式，在一些还原历史照片的场景中，增添了反面镜头。他让这些人物的世界里出现这面墙，让人物与墙产生空间上的互动。这是导演的个人选择，是他对历史留下的证据和细节的一个后人视角的补充。换言之，它看似“简单”，却是一个提出重要观点的镜头：你们就生活在那里，我们能看到，也看到了。
另一方面，格雷泽还提到，无论是视觉还是视线上，这部影片始终依靠背景压制场面效果。这意味着导演必须在前景的选择上做出自己的判断：“我们拍摄了一些具有戏剧性的场景，但这些场景就像水中的油，无法满足背景的需要。所以它们没有放到成片里。它们会分散注意力。与简单的背景相比，戏剧性的场景会让人觉得矫揉造作。相反，一切平淡无奇的东西却都因背景和距离而变得非同寻常”。 此外，墙，作为道具，也是背景的具象载体凝结了导演另一个细心考量：“这堵墙是崭新的。我认为这与其他大屠杀题材的电影不同。那些电影里的墙面总是带着铜锈，看起来很旧，很有电影感。因为旧，所以看起来更有趣、更美，人们喜欢旧的东西。但在这里一切都是全新的”。格雷泽的考虑颇具说服力，因为电影中的墙是片中人物三年前才建起的，所以，这些墙面是不可能发旧的。毫无疑问，通过这样的细节处理，格雷泽想让观众体验与片中人物身处同一时空的感受。
片中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段落，与那个在暗夜里行动的女孩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女孩的所有行动都是用热像仪捕捉到的。影像中的女孩拥有一个现实原型，她叫Alexandra。格雷泽与Alexandra见面时，她已年过九十。那时的格雷泽正准备拍摄这部电影。他回忆，“在这个项目的筹备过程中，有很多次我都觉得自己无法继续下去，因为除了黑暗还是黑暗。我的联合制片人之一巴特克-雷姆斯基开始研究那些仍然生活在那个地区的人，他们当时还活着。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孩子大多是游击队员，与一个名为 "AK "的抵抗运动合作，这是一个波兰地下组织。他们管理文件，在集中营内外共享信息。因为他们是孩子，所以他们受到的怀疑较少。我遇到了这位女士，她向我讲述了她的故事，我决定将其放到电影里。她那时在煤矿工作，但并没有下井。她是一个波兰裔的非犹太女孩，住在当地，觉得有必要为囚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她所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晚上在建筑工地上给他们留下食物，在那里，她的危险显然比白天要小。她身上那种简单、纯粹的善良，让我觉得我可以继续这个项目，因为她身上有一种与黑暗势力对抗的力量。她身上有一种人类的能量。那股力量告诉我，我们也有善良的能力。在整个项目中，她在很多方面都成为了我的北极星”。而为了把女孩身上这种“照亮”，“发光”的感受用镜头语言传递出来，团队使用了一个其自身与电影拍摄技术无关的机器—一台军用红外热像仪。他们投入很多时间在对焦、图像处理和软件应用方面的调整。
热敏仪的另一个优势是，它可以帮助导演实现影片在美学风格上的统一。为了确保所有的拍摄画面都要尽可能的清晰和简洁，格雷泽在片中没有使用任何电影灯光。这就意味着，他只能在自己设定的限制范围内工作，即全部依靠自然光。而如果拒绝使用灯光，观众如何看到这个在夜晚行动的女孩？热像仪成为了唯一的选择。为了拍摄这个镜头，创作团队对这项技术进行了漫长而艰难的探索。导演给出了这样的形容，“热像仪记录的不是光，而是热量。我想，这与你在此之前看到的所有画面相比，是一个相当戏剧性的转变，但它的呈现“意图”是不变的，那就是维持一种，在行动上“正发生着”的真实状态。另一方面，她确实在发光，这是非常美丽和诗意的。这强化了她作为一种能量的概念”。
格雷泽这种审美上的坚持和统一带来了另一个技术上的障碍，那就是相机阻挡了高分辨率。导演坦言，“在裁剪到六乘九之后，我想我们用这台摄影机拍摄的画面大概只有 1K，这对于一部电影来说分辨率太低了。我们用索尼威尼斯摄影机拍摄的其他所有影片都是 6K 分辨率。这台摄影机不够好，但我们别无选择。所以我们在后期制作中使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将画面提升到了 4K。这彻底挽救了画面，使其与影片其他部分所使用的索尼威尼斯摄影机拍摄的画面相当。这个东西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有如此多的细节。你要一点一点地挖掘所有这些细节。我们的分级师加雷斯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从这些图像中提取所有信息。而在拍摄过程中，除了高对比度，你基本上什么都看不到。当你看到这个女孩的镜头时，它在不断变化。不过很快，我们又回到了彩色摄影画面中，这时候你会看到，这是一个真实的女孩坐在一架真实的钢琴前，弹奏着一首乐曲，这是她前一天晚上在建筑工地的一个罐子里找到的，是一个囚犯留下的。她穿的是Alexandra的裙子，坐在Alexandra的钢琴前，在Alexandra的家里；早些时候，骑着Alexandra的自行车，把苹果放到Alexandra的背包里。她就像霍斯家族的肖像画一样真实”。
不断贴近真实，是格雷泽在这部影片中追求和坚持的审美原则。而以上提及的内容，只是格雷泽为以看似“简洁”的面貌靠向真实的一部分实践而已。
克里斯蒂安·富里道尔：很高兴成为导演视野里的一部分
在被问到与导演合作的感受时，大多数演员会称赞，很荣幸参与导演的作品。但几乎没听演员说过，很高兴成为导演视野里的一部分。片中鲁道夫的扮演者克里斯蒂安·富里道尔便是如此形容与格雷泽合作的感想。这个形容非常动人，这意味着他理解，一个创作者的视野，既非个人的武断，也不是怠惰性地重复。视野，具有解释性且具备活力，它意在复活世界，而不仅仅是概括性地描述世界。
当被问及与以往的拍摄经验的区别时，Friedel坦言非常不同：“我们使用多摄影机系统拍摄这部电影。有时，十台摄像机同时拍摄，场景内外同时取景。有时，当我们在一个风景区拍摄时，我们也有十台摄影机。我把拍摄过程描述为一次寻找。我们在寻找一种“日常感”，在寻找这些纳粹身上的“平庸性”。我们早上有很多时间。我们来到片场，立即开始拍摄，我们有可能，也有机会进行各种变化。整个过程里，没有技术上的干扰，也不用考虑连续性的问题。我们独自呆在这所房子里，没有技术人员。他们都在在地下室，乔纳森在布景旁边的拖车里，车上有 10 台监视器。这太神奇了，这是我第一次以这种方式拍摄电影”。
当被问到，找到这种“平庸感”是否有助于处理如此沉重的角色，以至于减轻扮演一名纳粹的压力时，他回答：“我真的很想找到一种方法来塑造这个角色。我们想看到一个邪恶的人，说实话，我真的不喜欢他，也不喜欢这个家庭。我不理解他们怎么能住在集中营旁边。但我非常喜欢的是，我们为这些罪犯赋予人性的方式。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作为一个现代人，我的潜意识里藏着许多和这段历史相关的黑暗的画面以及背景知识。这些都是我内心的潜台词。但乔纳森对我说："不要和我分享这些想法。拥有它，但要把它留在你的脑海里，留在你的身体里，留在你的灵魂里。让我们看看，究竟能从一个既是纳粹军官，又是一个父亲，同时还是一个对大自然感兴趣的普通人身上发掘什么。"
拍摄过程中，为了帮助Friedel接受自己的人物，进入状态，格雷泽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表演建议：“你可以想一想，如果你嘴巴说的是真话，那么眼睛说的就是谎言；如果你的眼睛说的是真话，那就用你的嘴说谎。" Friedel把这个想法记在了心里。在电影的结尾，Rudolph身体里就表现出了这种对峙感—他吐了，他的身体说出了真相。但这表明了他的身体在与他的思想进行着某种对抗。这种冲突感一直留在他的世界里。找到这种表演状态是很大的挑战。
谈及成片里删减的部分，Friedel说这背后包含了导演无数的思考和决定。“电影删掉了很多场景。我真的很喜欢那些场景，因为里面有很多情感。有一场戏，我下达了杀人的命令，作为演员，我真的很难过这些镜头被剪掉。但我真的理解他的决定，因为格雷泽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即不去展现Rudolph作为行凶者的一面。[观众]不能立刻认识到 "好吧，这不是我" 。我非常喜欢这一点。包括电影结尾的决定。在剧本中，Rudolph先呕吐，然后观众看到了现实场景中人们打扫博物馆片段。但格雷泽最后竟然又让Rudolph出现了。在莱比锡的一家小电影院里，我和桑德拉坐在一起，她带着她的狗。我们立刻说："哇，"因为这是一个天才的剪辑决定。看完这部电影，我意识到他的构想是可行的，他做了很多伟大的决定，很了不起”。
访谈中，Friedel用得最多的形容词是“强烈的”。这个关键词贯穿了演员整部电影的创作过程。但是这种强烈的感受，无论是冲突感还是割裂感，最终不是为了将观看者引向一种简单的认同或者不认同的观念。而是让他意识到了，特别是在他第一次坐在影院里观影时，“我也可能成为他”。同样的，他说，“并不是说，我们所有人都是纳粹。而是，我们都可能成为那些人”。
桑德拉·惠勒：你将不得不永远忍受这一切，且无法逃避
凭借《坠楼死亡的剖析》获得关注的德国女演员桑德拉·惠勒也出演此片，扮演了军官Rudolph的妻子。在一些采访中，她也分享了自己对人物的理解和创作的感受。"当我看到海德薇格和鲁道夫-霍斯时，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简单的人。他们想当农民，想拥有美好的生活，他们追随自己的想法生活。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决定接受奢华、美丽或安全的生活，但代价是身边其他人的生命"。谈及海德薇哥这个角色，她说，她拒绝探究海德薇为何如此以自我为中心—“我不想把我的眼泪给她"。而谈及导演格雷泽“监控式的”拍摄方法，她说，"这种监视感不仅仅来自于这些摄像机。那些房间里有太多的能量。这与某种责任感有关，也与前几代人有关。每天，惠勒和弗里德尔都会就这段紧张的经历进行交谈。Friedel告诉我："我们有时不知道自己在这里做什么，在这个离集中营如此近的地方，感受着过去的幽灵。有时我意识到，我忘记了我们身在何处。然后我会想，不，我不能忘记离集中营如此之近。这些人就是这么生活的"。
另一方面，她也提到，在银幕上呈现海德薇这个角色并不是这个项目带来的真正的道德挑战。她说："我几乎可以说，我所做的真正工作更多的是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真正在那个地方呆了那么长的时间。扮演赫德维格-霍斯是这个过程中最小的一部分。直面这一罪行，作为一个德国人真实的置身其中才是最大的挑战"。
影片拍摄前，一名导游曾带领演员和工作人员参观了奥斯威辛集中营。他们参观了昔日的兵营和火葬场，还参观了陈列柜，里面陈列着纳粹缴获的成堆物品：皮鞋、假肢、眼镜。这些陈列柜体现了这部电影的美学特征--以一种临床的眼光看待恐怖。她谈到这次参观时说："我曾经期待过，某种得到“净化”的时刻。你知道，这是一个“浪漫”的想法--你作为一个德国人，身处奥斯威辛集中营，突然间，你祖先的所有罪孽都消失了，你理解了，你也就自由了。然后鬼魂也随之消失了。但我学到的第一件事是，奥斯威辛不会这样做。它只会说，'你将不得不永远忍受这一切。人类必须永远承受这一切。而且无法逃避"。
作者：bluebrew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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