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简单地了解下玄奘大师的历史贡献。这也是我当初讲玄奘，而在15年后重讲玄奘的理由。
玄奘是距今一千三百多年前的高僧。他不远万里，历经艰险，不惧生死，西行求法，精进留学，取回真经，接着埋首翻译。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即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中国和印度佛教史、印度古代历史等方面，玄奘大师都具有顶尖的重要性，这绝无争论，一致公认。
就中外文化交流史而言，玄奘西行的足迹遍及神秘的西域、中亚，而那里正是人类文化史上的独一无二的宝地。根据我的恩师季羡林先生的意见，希腊-罗马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史人类历史上四个最大的文明，而它们的汇聚点只有一个：那就是西域（包括中国新疆的大部分）和中亚。这是人类文明的太舞台，交流频繁，光怪陆离，冲突激烈。各个文明你方唱着，我就登场，争奇斗艳。这里的文化交融极富成果，并由此向四周发射出巨大强烈的冲击波。但是，由于环境变迁、战争攻略、民族迁徙等种种原因，有关这片广袤土地的历史记载却少得可怜。正是玄奘大师，应唐太宗之请，与其得意弟子辩机合作，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大唐西域记》，乃是关于这个人类文明汇聚点的最最珍贵的史料。
就中国和印度佛教史而言，先说中国佛教，玄奘大师培养了很多僧才，率领助手、合作团队翻译了多达1335卷重要的佛经，其中很多是最权威的译本，或者最流行的译本。他将当时佛教世界最高水平的学说带回中国，创立了法相唯识宗，也叫慈恩宗。由于玄奘大师对中国佛教的贡献实在巨大，他受到了唐朝皇室的特别尊崇和礼遇。唐太宗曾经说“有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还称他“只千古而无对”。再说印度佛教，玄奘长时间留学印度，在印度，广泛游历请教，接触的都是当时印度最具声望的学者，掌握了代表当时印度最高水平的佛学理论。印度当时的不少学说在本土已然失传，正是靠着玄奘大师的汉语译本才得以保存至今。可惜的是，玄奘大师用梵文写成的著作都没有能够传下来，否则，他对印度佛教的贡献就更直观了。
就印度历史而言，玄奘的贡献当然首推《大唐西域记》，其中关于印度的记载弥足珍贵，无可替代。印度文化当然成就极高，但是却不像中国拥有信史传统，可靠的历史记载非常稀有。这一点，马克思也指出过。印度不少学者就说过，倘若没有玄奘，重建印度古代史几乎不可能；有的印度甚至说，印度历史欠玄奘的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事实上，《大唐西域记》几乎就是重建印度古代史、进行考古发掘的“指导手册”，它的准确性早就得到了考古学的证实。
我在前面大致介绍了玄奘大师的历史贡献，当然只能是最粗浅的梗概，好比在大河中取一瓢饮。同时，我还必须回答朋友的另一个问题：就算确实如你所讲，玄奘大师是一个重要而伟大的人物，可是毕竟已经离开当下的我们非常遥远了。玄奘大师对于今天的我们，又能提供什么意义和价值呢？这等于是在问我：15年前为什么讲玄奘，15年后为什么还要讲玄奘呢？
我努力回答一下，尽管肯定不能做到全面。我相信真正伟大的历史人物所展现出来的价值和意义，绝不是其所处的那个时代所能局限的，一定能够超越其所处时代和生存环境，超越时空，焕发出历久弥新的永恒价值。无疑，玄奘大师就是如此。
首先，可以很明确地说，玄奘大师身上最宝贵的精神乃是为了追求真理，不避风险，面对种种挑战，绝不退缩，不惜甘冒付出生命的代价。玄奘是虔诚的高僧，他心目中的真理自然是佛法。这一点，我们毋庸讳言。我服膺冯友兰先生提出的“抽象继承法”，即对于传统文化的某些价值，应该超脱其具体环境，重在继承其精神。玄奘为了追求心目中的真理，不惜偷渡，历经严酷考验。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西游记，《西游记》里讲，唐僧取经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虽然是小说家言，确是真实历史的折射或反映。我想大家都会同意，追求真理的精神是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必须具备的。
其次，我们知道，玄奘不仅是一个佛教徒，还是一个虔诚的弥勒信徒。他西行印度，初心是为了追寻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经典，据说是弥勒菩萨口授的《瑜伽师地论》。在印度，玄奘找到了这本经典，还找到了最理想的老师——当时佛教世界最高学府那烂陀寺的寺主、大乘有宗的最高权威戒贤法师。那么，以我们对宗教徒的一般理解，玄奘应该满足了，不会旁及其他学说了，不会越雷池半步了。可是，历史事实与此相反。玄奘大师没有满足于找到《瑜伽师地论》、进入那烂陀寺、师从戒贤，而是在印度广泛游历访学，因此，玄奘的学问绝不局限于瑜伽行派，而是博及当时印度的大量学派和学说。实际上，玄奘一路走来，无时无刻不在学习。玄奘的西行求法之路，我们完全可以说，就是一条学习之路、探索之路。玄奘充分展现了专精而不封闭，开放又有所守的学习态度。这难道不值得今天的我们思考和学习吗？
义西江措
顶礼，顶礼，顶礼，感恩遇見，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