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玄奘大师当然可以留在佛教徒心目中的圣地净土印度，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玄奘还是选择了回到大唐，这是他的祖国。也许有朋友会说，玄奘既然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终究会有“回向”的意识。将学得的佛学知识“回向”还无缘了解的人们，是一个高僧的份内之事。这样说，当然可以。然而，大家别忘了，玄奘也可以选择在印度进行“回向”。此外，还有好多别的国家也请求玄奘大师驻留弘法。其实，最重要的是，玄奘当年是违法禁令，偷越大唐国境的。他并不知道，自己回国以后是否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从历史事实来看，玄奘大师显然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一点，而是在机缘凑合的时候，马上动身回国。实际上，回国后的一切，他无法预料，但重要的是不在他的考虑之内。从历史上看，一个真正伟大的人物总是国际性的，但同时又必须是民族性的，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容易简单说明白的。无论如何，玄奘大师做到了近乎完美的统一。
第四，特别重要，玄奘学有大成，又确实和帝王唐太宗特别有缘。历史记载具在，唐太宗的确希望玄奘能够还俗，出任官职。然而，玄奘拒绝了。他的心愿是非常了不起的四个字：“单身行道”。换句话说，根本就无意将自己历经千辛万苦求来的学问，当作世俗利益、世俗地位、世俗权力的敲门砖，或者说“货于帝王家”，而这可是中国绝大多数知识人梦寐以求的。正是这一点，将玄奘和中国传统中的绝大多数知识人判然分开了。玄奘看重知识的独立性，看重知识的本身价值，不认为知识是交换的工具。他不仅没有出任世俗官职，甚至也没有出任过僧届的重要高级职位，只不过出任了慈恩寺的方丈。这太特别了，当时和后来的人们、乃至今天的我们中的很多人都难以理解。《西游记》就是例子，里面讲唐太宗请玄奘还俗被拒，就封他为“左僧纲，右僧纲，天下打阐都僧纲”。这样的官职当然是杜撰的，却也正反映了一般人的心态。大家都认为，玄奘大师应该当个大官，至少应该在佛教界当个大官，所以这就是一种反应。在具体问题上，玄奘也坚持自己的看法，有时甚至毫不理会皇帝的建议和意见。历史记载告诉我们，玄奘一回国就受到了大概率不在自己意料之中的热烈欢迎，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狂热了。然而，从一开始，玄奘大师就有意识地回避了所有的热闹场面，孤寂自守。这样做当然有绕开矛盾、消减妒忌的考量，也是他谦虚自抑的优秀品性使然，然而最主要的还是他自始至终就抱定了“单身行道”的信念，终其一生，从未改变。这是玄奘大师身上特别的闪光点。
第五，玄奘大师是一位僧人，但是，他绝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只顾自己修行的“自了汉”。他有超强的组织能力、教育能力，总而言之，很有实际能力。我们都知道，玄奘大师是人类历史上顶尖的翻译大家，他的翻译开创了中国翻译史的新时代，在佛经翻译史上是“新译”的开山祖师。玄奘大师翻译的数量之大、难度之大、权威之坚、
流行之广，放在全人类历史的大背景下，也是罕见其匹的。这样的工作，当然不可能是由玄奘一个人独力完成的，必须由某种组织严密的机构的保障。玄奘正是一个出色的组织者，他将以前就有的“译场”加以改造和完善，将分工更加明确细化。译场里每个角色都有不同的分工，也有不同的责任，而彼此之间又是一个相互配合的有机互动的结构。集体合作翻译，在今天也许不是什么稀罕事情，但是，如此详尽的分工和组织，却只有玄奘大师做到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玄奘并不简单地满足于自己成就巨大空前绝后的翻译工作，还从中总结出了一整套的翻译理论，比如著名的“五不翻”：秘密故不翻，如陀罗尼等；多含故不翻，如薄伽梵等；此无故不翻，如净净树等；顺古故不翻，如阿搙菩提等；生善故不翻，如般若尊重等。即使在今天，这套理论依然具有相当的指导作用。这在后面我还会为大家接着介绍。
玄奘大师的永恒价值是一个巨大课题，自然不是几句话就可以阐释清楚的，也不是像上面简单地观察几个方面就可以了然的。15年前，我刚讲完《玄奘西游记》不久，“玄奘精神”、“重走玄奘路”就成了流行的时代话语，这当然很说明问题，然而绝不能说，我们已经完全体认了玄奘大师的精神和永恒价值了。
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他在《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吗》一文中说道：“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先生在写下“舍身求法”四个字的时候，脑海中一定有玄奘大师的影子吧。
今天，正是需要中国脊梁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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