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粲，生于公元177年，逝世于公元217年，字仲宣，山阳郡高平县（今山东微山）人。身为东汉末年的官员、文学家与辞赋家，他名列“建安七子”之一，其才华与成就为后世所传颂。
王粲出身于名门望族，其曾祖父王龚在东汉时期担任太尉一职，祖父王畅更是官至司空，两位长辈都位列汉朝的三公高位。其父王谦亦非泛泛之辈，曾在大将军何进的麾下担任长史。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王粲自小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熏陶，年少时便显露出卓越的才学。
汉灵帝熹平六年（公元177年），王粲在山阳郡的世族王氏家中诞生。他自幼聪慧过人，学识渊博，备受家族和乡人的赞誉。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汉献帝因战乱西迁长安，王粲也随之来到这座古都。当时的长安汇聚了各地的英才豪杰，王粲也在这里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左中郎将蔡邕便是他最为敬仰的前辈之一。蔡邕学识渊博，才情出众，在朝廷和学术界都享有极高的声望。
某日，王粲慕名前往蔡邕府上拜访。蔡邕得知来者是王粲，便亲自出门迎接。当王粲走进蔡府时，在场的宾客们见他年纪尚轻、身材矮小、相貌平平，都不禁感到惊讶。然而，蔡邕却对王粲赞不绝口，称赞他才华非凡，并表示自己在这方面不如他。更令人惊讶的是，蔡邕还决定将自己的藏书和文章全部赠予王粲，以示对其才华的认可和推崇。
这一事件很快在长安城传为佳话，王粲的才名也因此更加远扬。他在蔡邕的提携和指导下，不断精进自己的学问和技艺。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荆州牧刘表因病逝世，其子刘琮继任其位。然而，时局动荡，荆州的未来岌岌可危。王粲，这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家和谋士，审时度势，规劝刘琮归附曹操，以保荆州安宁。刘琮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决定投降曹操，而王粲也随之归附于曹操麾下。
曹操对王粲的才华极为赏识，任命他为丞相掾，并赐予关内侯的爵位。这一举动不仅彰显了曹操对人才的重视，也体现了王粲在当时的声望和地位。
不久之后，曹操在汉水之畔设宴款待群臣。席间，觥筹交错，欢声笑语。王粲举杯向曹操敬酒，并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言论。他回顾了袁绍在河北起兵的往事，指出袁绍虽有兼并天下的雄心壮志，却因不善于任用贤才而最终失败。他接着谈到刘表在荆州虽然自视甚高，但在用人方面同样乏善可陈，导致许多贤才流失。
相比之下，曹操自平定冀州以来，便致力于整顿军队、招贤纳士。特别是在平定长江、汉水之后，更是广纳天下英才，将他们安置在朝廷要职之上。因此，天下英雄豪杰皆心向曹操，愿意为其效劳。王粲盛赞曹操在用人方面的风范气度，认为他与夏商周的开国君王们一脉相承。
曹操听后大为赞赏，对王粲的才华和见识给予了高度评价。此后，王粲在曹操麾下的地位日益稳固，得到了重用。他升任丞相府军谋祭酒，成为曹操身边的重要谋士之一。
同年十二月，王粲随曹操征讨刘备。然而，在赤壁之战中，曹军遭到了惨败。这一失利对曹操和王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赤壁之战的失败令曹操感到痛心疾首，但他并未因此放弃统一天下的梦想。而王粲也在这场战役中深刻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和无情。
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王粲随曹操于赤壁还军。同年七月，曹操引军自涡水入淮水。在这一时期，王粲奉曹丕之命创作了《浮淮赋》。这篇赋作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曹操军队在淮水之上的威武之势，展现了曹操的雄才伟略和军队的英勇善战。此外，王粲还创作了《初征赋》，记录了自己随军征战的所见所感。这两篇赋作均体现了王粲卓越的文学才华和对时局的深刻洞察。
自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归曹以来，王粲的命运便与曹魏紧密相连。他不仅受到了曹操的深深赏识与重用，更与曹操的二子——时任五官中郎将的曹丕与平原侯曹植，以及众多邺下文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曹丕与曹植，这两位文采飞扬的公子，对王粲的才学均十分欣赏，他们常常与王粲一同悠游宴乐，以诗赋酬和，共同探讨文学之道。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王粲的文采愈发熠熠生辉。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七月，王粲跟随曹操西征马超，亲临战场，感受了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豪情。他挥毫泼墨，作《征思赋》叙述此次西征的种种经历与感受，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战争的深刻思考。期间，当他过首阳山时，被夷齐（伯夷、叔齐）的气节所感动，写下了《悼夷齐文》；而在还长安时，他又以三良殉葬秦穆公之事为题材，创作了《咏史诗》，表达了对忠臣义士的崇敬与哀悼。同年，曹丕命王粲作《闲邪赋》，王粲不负所托，以优美的笔触和深刻的哲理完成了这篇佳作。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曹操再次兴兵征讨孙权。为鼓舞士气，曹操召荀彧到谯地犒劳军队。王粲则受命作《为荀彧与孙权檄》，文章慷慨激昂，字字句句都透露出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战士们的激励。同年，当得知“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离世时，王粲深感悲痛，他挥笔写下了《阮元瑜诔》，深情悼念这位文坛挚友。此外，他又奉曹丕之命作《寡妇赋》，以细腻的笔触叙述了阮瑀孀妻的悲苦生活，令人动容。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魏国初建，百废待兴。在这一时期，王粲因其卓越的才学与品行，被任命为侍中，成为曹操身边的重要辅臣。为了颂扬曹操晋封魏公、始立宗庙的丰功伟绩，王粲挥毫泼墨，写下了《太庙颂》及《俞儿舞歌》四首。这些作品不仅文采斐然，而且情感真挚，充分表达了对曹操的崇敬与赞美。
王粲博学多识，无论是天文地理还是经史子集，皆能娓娓道来，无有不知。因此，每当曹操外出游览时，多让王粲在车子右边陪乘，以便随时请教。王粲的才学不仅体现在文学造诣上，更在于他善于机辩、应对自如。在朝堂之上，即便是钟繇、王朗等魏国的卿相，也常常在奏议时停笔措手不及，而王粲却能从容应对，言之有物。
当时，旧的礼仪制度因战乱而废弛，王粲便肩负起恢复建设新的礼仪制度的重任。他深入研究古代礼制，结合当时实际情况，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新的礼仪规范，为魏国的政治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
汉末丧乱之时，玉佩一度断绝。然而，王粲因认得旧佩并重新制作，使得玉佩得以传承。故而西晋时期的玉佩皆受法于王粲，这无疑是对他卓越贡献的肯定。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三月，曹操西征张鲁。王粲从征，沿途写下《从军诗》其一，以诗抒怀，表达了对战争与和平的深刻思考。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二月，曹操还邺，王粲亦随军而归。同年五月，曹操进爵魏王，王粲写下《蕤宾钟铭》及《无射钟铭》，以铭文歌颂曹操的功德，表达了对曹操的敬仰之情。
此后，王粲与陈琳、刘桢等奉命作《大暑赋》，以赋体描绘酷暑难耐的景象，展现了他对生活的细腻观察和敏锐感受。同时，他还奉命作《刀铭》，以铭文形式赞美兵器的锋利与威猛，体现了他的多才多艺。
同年十月，曹操再次征伐东吴孙权，王粲再次从征。在征战之余，他写下《从军诗》其二、其三、其四、其五，以诗歌形式记录了征战生活的点滴，展现了军人的英勇与豪情。
然而，不幸的是，次年（公元217年），王粲在返回邺城（今河北省邯郸市）途中病亡，终年四十一岁。
王粲生平才华横溢，其创作涵盖了诗、赋、论、议等多种文体，共计近六十篇作品。然而，历史的洪流中，许多珍贵的典籍已遗憾地佚失。《隋书·经籍志》曾著录有《王粲集》十一卷，《去伐论集》三卷，以及《汉末英雄记》十卷，但均未能流传至今。
幸运的是，明代张溥辑录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收录了一卷《王侍中集》，为我们保留了部分王粲的珍贵作品。据俞绍初编有的《建安七子集》所录，王粲现存诗作共计十二题二十五首，另有失题诗四则（残）。而他的赋作则有二十七篇，文章四十六篇。此外，根据吴云、唐绍忠的《王粲集注》统计，王粲现存诗作共二十三首。
王粲的诗作以四言、五言为主，语言简练而意蕴深远。其代表作有《赠蔡子笃诗》《赠士孙文始诗》《赠文叔良诗》《七哀诗》以及《三良诗》等，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王粲深厚的文学功底，更体现了他对人生、情感、社会的深刻洞察与独特理解。
在赋的创作上，王粲同样展现出了卓越的才华。他的赋作包含咏物、纪行、抒情诸类，如《鹦鹉赋》《初征赋》以及脍炙人口的《登楼赋》等，这些作品以其细腻的描绘、丰富的情感和深刻的哲理，赢得了后人的广泛赞誉。
除了诗赋之外，王粲的书信和散文也堪称佳作。如《三辅论》《与袁尚书书》《谏袁谭书》及《难钟荀太平论》《安身论》等作品，不仅体现了王粲的政治见解和人生智慧，也展现了他作为一位杰出文学家的深厚底蕴和卓越才华。
王粲的作品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文学遗产，更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以及其中人物的悲欢离合与生死歌哭。
王粲作为三公之后，深受家族传统影响，怀揣强烈的用世之志，对名声有着不懈的追求。然而，他仅有文士之才，而无沙场立功之能，因此将个人对国事、民生的深切关怀，以及对教化现世的积极理想，都倾注于诗、赋、文的创作之中。这使得他的作品不仅具有深厚的思想内涵，更充满了现实关怀和功利价值。
在题材选择上，王粲注重抒情言志，尤其擅长五言诗的创作。他的诗作内容广泛，情感丰富，多用比兴、象征等手法，以鲜明的意象和深邃的意境抒发内心的情感。例如，《七哀诗》中的“狐狸驰赴穴，飞鸟翔故林”等句，便以生动的自然景象寄托了浓烈的乡愁之情。同时，他也通过作品表达对君子人格的向往和追求，如在《车渠椀赋》中，他以细腻的笔触赞美了车渠椀的内外兼美，寄托了自己的君子理想。
由于早年经历了家国的动荡离乱与个人的怀才不遇，王粲的作品风格显得慷慨悲怆，充满了忧患意识和济世情怀。在《从军诗》中，他以豪迈的笔触表达了自己效命时势的热切渴望，同时也以悲凉的语调抒发了心中的郁结。这种慷慨悲怆的风格贯穿了王粲的整个创作生涯，使他的作品具有了强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在文辞表达上，王粲受建安时代文学风气的影响，追求精巧华丽的美学风格。他善于运用骈辞丽藻，谋篇布局精巧细致，使得作品在形式上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例如，他的《杂诗》系列便以绚丽的色彩和绮丽的意象展现了自然之美，同时也体现了作者高超的文学技巧。此外，他的小赋作品如《大暑赋》《思友赋》《神女赋》等，也都在对仗、节奏和文辞表达上展现出流畅华美的特点。
总的来说，王粲的创作特点体现在追求文学的功利价值、注重抒情言志、作品风格慷慨悲怆以及文辞表达精巧华丽等方面。
王粲在文学史上，尤其在五言诗的创作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建安时代，他紧随曹丕、曹植之后，成为创作五言诗数量最多的诗人之一。王粲的五言诗创作，不仅数量可观，而且质量上乘。他重视从汉乐府民歌的五言诗中汲取营养，使得他的诗歌既保持了民歌的朴实自然，又融入了文人诗的典雅深邃。
在五言诗的创作中，王粲善于化用或暗用《诗经》《周易》《尚书》等经典文献的辞句，如《杂诗》其一中的“徘徊不能去，伫立望尔形”便是对《诗经•邶风•燕燕》中“瞻望弗及，伫立以泣”的巧妙化用。这种对经典文献的引用和化用，不仅丰富了诗歌的内涵，也提升了诗歌的艺术性。同时，王粲还吸收了楚辞的句法，使得他的诗歌在表达上更加灵活多变，避免了创作资源的偏枯化。
王粲的五言诗创作，不仅丰富了五言诗的艺术形式，也推动了五言诗的发展。他的诗歌在情感表达上真挚而深沉，在语言表达上精炼而优美，为后世的五言诗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正是由于王粲等建安诗人的努力，五言诗逐渐取代了《诗经》四言诗和“楚辞”骚体诗，成为了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体裁。
在赋的发展史上，王粲同样贡献卓越。在建安年间，传统的汉大赋逐渐向抒情小赋演变，而王粲正是这一转变过程中的重要推动者。他的小赋作品数量众多，题材广泛，情感真挚，表达细腻。
王粲的抒情小赋，多用来状物抒情，而非美刺。他完全摒弃了汉赋的规讽之义，专注于表达个人的情感和思想。例如，《寡妇赋》《出妇赋》等作品，通过描绘女性的孤苦无依和悲伤忧愁，展现了王粲对人生苦难的深刻洞察和同情；《伤夭赋》则抒发了对早夭者的哀婉之情，表达了对生命的珍视和敬畏；《思友赋》则表达了对逝去友人的深深思念，情感真挚动人。
在创作形式上，王粲的抒情小赋也独具特色。他的小赋作品篇幅短小精悍，题材广泛多样，既有对自然景物的描绘，也有对社会现象的反映，更有对个人情感的抒发。这种独特的创作形式，使得王粲的抒情小赋在赋坛上独树一帜，也为后世的赋体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王粲的抒情小赋创作，不仅跳脱了汉大赋和传统东汉抒情小赋的影响及窠臼，更开抒情小赋创作之先河。他的作品情感真挚、表达细腻、形式独特，为赋的发展演变和抒情小赋的成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王粲创作的咏物赋之多，也为南朝咏物赋创作高潮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王粲作为名门之后，自幼受家学熏陶，其政治思想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主张积极入世、兼济天下。然而，他并非一味地恪守儒家教条，经历过乱世之祸的他，也吸收了法家思想的精髓，主张宽猛相济，儒法并用。这种兼容并蓄的政治思想，使他在东汉末年的政治舞台上独树一帜。
在王粲看来，政治的核心在于为民造福，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他深知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对汉末群雄逐鹿导致的农业荒弃表达出深深的忧患意识。因此，他主张政府应高度重视农业发展，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恢复和促进农业生产。
王粲提出，政府应当不失农时，充分发掘劳动潜力，鼓励农民积极耕作。同时，他还建议建立严格且具体的赏罚体制，以激励农民努力劳作，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例如，他主张“黎稷茂则喜而受赏，田不垦则怒而加罚”，即对于农作物茂盛的农民给予奖励，对于荒芜田地的农民则加以惩罚。这种赏罚分明的政策，有助于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此外，王粲还提出了“野积逾冬，夺者无罪；场功过限，窥者不刑”的政策，即允许农民在冬季保留部分粮食作为储备，对于超过规定时间仍未收割的农作物，他人可以无罪地取用。这一政策旨在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同时避免粮食浪费。
王粲还强调对农业生产的监管和考核。他提出“种不当时，耘不及节，收不应期者，必加其罚。苗实逾等，必加其赏也。农益地辟，则吏受大赏也。农损地狭，则吏受重罚”。这意味着，对于不按时耕种、不及时耕耘、不按时收获的农民，将给予相应的惩罚；而对于农作物长势良好、产量超过预期的农民，则给予奖励。同时，对于在农业发展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官吏，也将给予重赏；而对于农业发展不利的官吏，则给予重罚。这种严格的考核和奖惩制度，有助于确保农业政策的有效执行，推动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
正是因为王粲提出的这些重农举措，汉末因战乱造成的生产凋敝、农村残破现象才得以大大改善。这些政策的实施，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也为国家的统一和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王粲的政治思想和实践，对于东汉末年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历史评价
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曾评价王粲：“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天质聪敏，才藻宏丽，兴托不群。”曹丕认为王粲在学问上造诣深厚，文辞出众，尤其擅长辞赋，其才华和文采在当时无人能及。
同时代的著名文学家曹植，在《王仲宣诔》中盛赞王粲：“体高气雄，禀性贞亮，覃思文章，甘守贞素。”曹植赞美王粲不仅有着高尚的修养道德，而且才智超群，其文章深邃，性格坚贞。
西晋史学家陈寿在《三国志》中总结道：“王粲强识博闻，才华横溢，其文辞之美，冠绝一时。虽任侍中之职，主持制度，然其恬淡之性，纯正品格，较徐幹或有不及。”陈寿对王粲的文学才华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也指出了他在性情和品德方面的不足。
南北朝诗人谢灵运在《拟邺中集》中诗云：“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他以诗歌的形式描绘了王粲因早年的身世离乱而多愁善感的性格。
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评价王粲：“论文能辨名析理，辞采华茂，速而能工，几无瑕疵。诗赋之才，建安七子之首也。”刘勰认为王粲的论文精炼深刻，文章辞采华丽且速度快质量高，尤其擅长诗赋创作，在建安七子中才华出众。
南朝诗歌评论家钟嵘在《诗品》中评价王粲：“其源出于李陵。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弱，在曹、刘间别构一体。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钟嵘指出王粲的诗歌风格独特，文辞秀丽但气质稍弱，在曹植与刘桢之间自成一体。虽然与曹植相比稍逊一筹，但比起魏文帝曹丕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唐代诗人骆宾王在评价河朔词人时，将王粲列为首位，足见其在唐代文学界的地位。唐朝散文家独孤及在《送朱侍御赴上都序》中，将王粲的作品比作“天文”“仙章”一类的范本，对其文学成就给予了极高的赞誉。
南宋进士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一书中，认为王粲忠于汉室，其气节与陶渊明、罗昭谏等诗人相类，是一位有识有节的文士。元朝进士陈绎在《诗谱》中评论王粲的作品时指出：“真挚有余，含蓄不足。”他认为王粲的诗歌情感真挚，但表达上稍欠含蓄。
清代诗论家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中也评价王粲的诗体气不足，文风柔弱，但其伤乱的基调却有着《小雅》《变风》的余韵。清朝文学家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则认为，在建安七子中，除了曹植之外，其他人的作品略同，但若论格局之大，则无人能与王粲相比。他称赞王粲的作品苍凉悲慨，才力豪健，仅次于曹植。
这些历史评价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王粲的文学才华、政治影响及人格魅力，为我们全面理解这位历史人物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王粲，这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以其卓越的文学成就和深沉的家国情怀，赢得了后世的广泛纪念。他的故居和遗迹，成为了人们缅怀这位文学巨匠的重要场所。
王粲故居位于湖北襄阳市万山县西二十里的岘山陂下。这里山清水秀，环境幽雅，仿佛还保留着王粲当年的生活气息。万山北坡现有王粲故居遗址和王粲井，这些遗迹见证了王粲曾经的生活轨迹。
除了故居，仲宣楼也是纪念王粲的重要场所。这座楼位于襄阳城垣东南隅，得名于王粲登楼的事迹。东汉建安十年（公元205年），王粲因“董卓之乱”南下荆襄，依附刘表却不得重用。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他登上了这座城楼，俯瞰着脚下的江山，心中涌起无尽的感慨。于是，他挥毫泼墨，写下了传世的千古绝唱《登楼赋》。这篇赋文情感真挚，意境深远，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后世之人为纪念王粲，以他的名字将其登临过的城楼命名为“仲宣楼”。这座楼不仅成为了襄阳的标志性建筑，也成为了人们缅怀王粲的重要场所。每年，都有大量的游客和学者前来参观，感受这位文学巨匠的风采。
关于“仲宣楼”的位置，后世还有另外两种说法。一说其位于湖北荆州市，一说其位于湖北当阳市。这些不同的说法，也反映了王粲在荆州、襄阳一带的影响力和地位。无论仲宣楼位于何处，它都是人们纪念王粲、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
在罗贯中的经典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王粲的出场是在第四十回《蔡夫人议献荆州，诸葛亮火烧新野》。在这一回中，王粲的形象被鲜明地塑造为曹操麾下一位忠诚的文士。自从荆州刘琮投降后，王粲归附曹操，并被封为关内侯，这足以证明他在曹操集团中的重要地位。
此外，王粲还以他的博学多才和记忆力超群著称。例如，他能够观看道旁的碑文一遍后便能记诵，看别人弈棋，即使棋局混乱，他也能准确地重新摆出，不差一子。在官场生涯中，王粲与钟繇、王朗、陈琳等文官共同进献诗章，这些诗作多是对曹操的赞美与歌颂，从而赢得了曹操的深厚倚重。此外，王粲还积极主张尊曹操为魏王，进一步展现了他对曹操的忠诚与支持。
在《三国演义》中，王粲更多地是以政治家的身份出现，其忠诚和智慧的形象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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