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温暖的午后，我第一次知道了燕京大学这个名字，当时漫步在北大校园，偶然瞥见一个男生身穿某社团的文化衫从我眼前走过，那衫上印着“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这九个字。
当时我正处于大学生涯中常见的迷惘时期，，对于未来的方向、人生的价值感到迷茫，但却因为这九个字而在迷雾当中得了许多的亮光。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了解到这九个字背后所蕴含的历史和故事，这九个字是曾经的燕京大学校训，是这所大学精神的象征，而北大之所以被叫做燕园，是因为北大的核心区域——未名湖与博雅塔，以及周边的大部分近代建筑，皆为曾经的燕京大学旧址，是多少燕京学子求学、思考、探索的地方，也是他们放飞梦想、追求真理的起点。
而提到燕京大学，就不得不提的是这所大学的首任校长——司徒雷登，他曾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浓厚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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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备受压抑的外交家
须知司徒雷登比燕京大学要更有知名度，直到现在都还有很多人时常提到他的名字，甚至曾经被收录进学校的书本当中，而且建国后，还有一篇著名的文章于他有关，而文章的标题则是《别了，司徒雷登》。
不过这整篇文章当中，真正关于司徒雷登其人的内容，只有短短几行字，伟人更多的则是批判美帝国主义：
毫无疑问，司徒雷登是一个爱中国的美国人，但是他的爱却被教员所怀疑，这让他有了一个伪君子政治家的形象，但是读过他在日本人的监狱中写就的《在华五十年》后，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疑惑，写出这样文章的人，真的是伪君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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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中国的美国人
想象一下，如果我置身于和平年代的繁荣新中国，手握985著名高校的博士学位，却在毕业之际做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选择。没有像众多同学一样参加校园里如火如荼的校园招聘，而是坚定地告诉父母，我准备前往炮火纷飞的巴基斯坦，去教授中文。那里的人民正缺衣少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至于原因？
没有原因！我深爱着那里的人民。
我想我的父母听到这个决定后，他们的反应肯定会如同被冷水浇头一般惊愕。他们或许会怀疑我是不是失恋了，或是发烧说胡话，甚至怀疑我是不是被敌对势力迷惑了。毕竟，在他们的眼中，巴基斯坦是一个充满危险和恐怖的国家，而我即将踏入的是一个未知且充满挑战的环境。为了阻止我，他们可能会用尽各种方式，举各种各样的例子劝我。
但是当28岁的司徒雷登，在美国完成博士毕业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携新婚妻子一起做出了一个类似上文的决定，毅然决然的告别美国，选择前往正处于战火之中的中国，而他的父母却没有丝毫组织，反而对他的决定很是赞同。
因为司徒雷登的父母堪称是“硬派旅行者”，在很久之前，他们还年轻的时候，就曾选择离开美国，前往刚刚过太平天国战乱，一片废墟瓦砾的杭州传教授业，想要拯救中国人的灵魂。
司徒雷登的母亲还在万难之中创建了中国的第二所女子中学，并且为学生免除学费，还提供食宿和衣物，更是要求女学生不许缠足，家里也不许对这些女学生包办婚姻，而这很是改变了一些中国女性的教育格局，为中国培养了一批进步学生。
后来这对敬虔的夫妇在杭州生下了司徒雷登，所以说司徒雷登虽然是一个美国人，但是却出生在中国，并在中国慢慢长大，直到十一岁才回到美国。
清华校长梅贻琦曾深情地吐露出他的心声：生斯长斯，吾爱吾庐。大概意思是在一个地方长大，对一个地方就有家乡的爱，但是司徒雷登的父母却是个例外，虽没有出生在中国，却用了一生爱中国，死后更是葬在了西子湖畔。
不仅如此，他们还愿意将自己的孩子也一并搭上，献给这个正处于长时间战乱中的国度，让司徒雷登继续为中国服务，而这种不计回报又无缘无故的爱，我想是难以假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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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卑的高材生
事实上司徒雷登最初是非常抵触回中国的，他在自己的自传中坦诚了自己的最初抵触。
这种抵触源于他年幼时的特殊经历，十一岁那年，当他操着一口流利的杭州方言回到美国上学时，东西方文化的巨大落差让他倍感不适。他努力适应，才终于取得了母国认同。
所以即使在大二时，他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召唤，想要回到中国，但他仍然对那里的生活充满了疑虑和不安。他害怕自己会在街角的小教堂里和庙会上，对着那些懒散、好奇的人群大声布道，然后被人戏弄；他害怕自己不得不像个推销员一样，几乎白送一样地向人推销宗教小册子；他害怕自己要忍受人生的种种烦恼和困苦，而无法专注于学术研究，过着一种现代遁世隐居者的生活。
这些细致入微的描述，无疑源于他幼年时对父亲传教生活的深刻观察。作为传教士的儿子，他深知传教尤其是在中国传教，并非一种浪漫的生活方式，而是一种需要完全牺牲、舍己为人的生活。正如圣经中所描述的基督形象：“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而是服侍人。”
然而，在经过长久的挣扎和彻夜祷告之后，司徒雷登最终选择遵从内心的召唤，与新婚妻子一起踏上了前往这个古老国度的旅程。从此，他在中国度过了四十五年的时光，用一生来回应那份呼召。
这种看似愚拙、不计代价、义无反顾的逆向行驶，正是他内心深处对信仰的坚定和执着，这如何是能够假装出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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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伟大的校长
1904年，司徒雷登夫妇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们的心中满怀着对这片古老国度的热爱与期待。仅仅三年后的1907年，他们便积极投身教育事业，协办了育英书院和之江学堂，为中国的教育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1908年，司徒雷登迁居南京，出任金陵神学院的希腊文教授，他的学术造诣与热情教学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然而，真正的挑战与机遇在1919年等待着司徒雷登。那一年，他受聘成为新成立的北京燕京大学的校长。听起来这似乎是一段青云直上的履历，颇为风光。然而，背后的真相却远非如此。当时的燕京大学，所有的财产加起来不过五间课室，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以及一间教员办公室。而更为严峻的是，学校经费匮乏。
与梅贻琦执掌清华时的充裕经费相比，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一文不名。
所以司徒雷登在自传中，将这一段时光中的自己比作乞丐，总是在各个中国政要和美国富人之间周旋筹款，或是骑着毛驴逛遍北平，想要为燕大寻找新校址。
而司徒雷登无疑又是充实的，他用了仅仅不到十年的时间，就从无到有的建成了未名湖畔中西合璧美轮美奂的燕园，并且还为这所新生的大学配备了大师教授。
燕京大学，这所由司徒雷登先生引领的高等学府，打破了教会学校的传统束缚，以其独特的眼光和开放的姿态，将周作人、冯友兰、俞平伯、谢冰心、钱穆、顾颉刚、钱玄同、埃德加·斯诺等一大批当时中国最杰出的教授学者收入“囊中”。这些教授们不仅在各自的学术领域有着深厚的造诣，更是为燕京大学注入了独特而鲜明的学术气质。
也正是在这样一群优秀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享誉世界的学术机构“哈佛—燕京学社”应运而生。
当年的燕京大学，实力不容小觑，不比今天的北大差，在其短短33年的建校历史中，虽然收入的学生不到一万人，却孕育出了42名中国科学院院士，11名中国工程院院士，在二战期间，燕京大学的毕业生更是遍布中国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岗位，这份荣誉和成就，足以证明其在当时的高等教育界的独特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燕京大学在短短的时间里收获了高达二百五十万美金的捐款，但司徒雷登先生本人却始终保持着清苦的生活态度，辞世之时与梅贻琦一样，挥一挥衣袖，没带走半片云彩。
司徒雷登的这些努力，可以说是彪炳史册的功绩，绝不能只用一句“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就加以概括。
1926年，司徒雷登的妻子艾琳不幸病逝于他们心爱的燕园，而司徒雷登先生之后也未再娶妻，之后的每天清晨起来，他都会去妻子墓前静坐祷告。
将自己深爱之人葬在自己所建造的学校中，这是至死不渝的深情，难道能说司徒雷登对燕园的爱是假的？
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烽火点燃了整个亚洲大陆。日本宪兵队闯入燕园，随意逮捕了18名燕大师生，其中包括了作为校长的司徒雷登先生。他被关押在山东的集中营中，在那里度过了漫长而艰苦的四年。
然而，司徒雷登先生的信念与坚韧却从未被磨灭。在出狱后的第二天，他便毫不犹豫地投身于重建燕大的工作中。他深知，这所学校不仅仅是一所教育机构，更是培养未来国家栋梁的摇篮。当年的10月10日，燕京大学再次迎来了开学季，仿佛是对那段黑暗历史的最好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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凄惨的老人
1949年，中美关系正处于微妙的僵局之中，司徒雷登，这位曾在中国土地上留下深深烙印的人物，黯然离开了他的第二故乡。他的离去，如同那个时代中美关系的一个缩影，充满了无奈与遗憾。而回到美国仅三个月，他便中风倒下，后半生都在病榻上度过。
1952年，燕京大学，这所曾承载着司徒雷登无数期望与梦想的学府，在历史的洪流中消失。在香港，它的一部分被并入香港中文大学的崇基学院，似乎在异地他乡延续着它的生命。而在中国大陆，它的文科、理科多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则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中国政法大学。这些变迁，仿佛是对司徒雷登一生努力的另一种诠释。
1962年，司徒雷登在病榻上静静地离世。他的葬礼上，响起了中国名曲《阳关三叠》。那悠扬的旋律，如同他一生的写照，充满了沧桑与感慨。
写到这里，我不禁为这位曾被誉为“举世无仇敌”的燕京大学创始人感到唏嘘不已，他的晚年，竟落得如此凄凉，落得个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晚景，真是让人不胜感慨。
在司徒雷登临终之际，他的心中满怀着深深的情感和遗愿。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他希望能完成两个重要的遗愿。
一是将周总理送给他的明代彩绘花瓶还给中国，二是将自己的骨灰安葬在燕园，安葬在妻子的墓旁，在这里他们共同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在司徒雷登心中，燕园和妻子的墓是他最亲近的地方，他希望能在那里安息，与妻子永远相守。
可惜的是时光荏苒，此时的燕园已经变成了北大的燕园，他妻子的墓地成了北大的体育活动场所，而他们曾经相濡以沫的临湖轩则变成了北大的会客厅。
哎，偌大的一个燕园，却容不下一个司徒雷登。
后人也只能将他的遗骨辗转归葬他的出生地——杭州，还好这里也是中国，不是吗？
老校长走了，但是他的学生却都还记得他，毕业于燕京大学的冰心谈论司徒雷登时曾说：
这个将自己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教育，照顾过成千上万人的生老病死。然而，命运却对他如此不公，他的葬礼无人参与，他的名字无人纪念，仿佛他的一生都被世人所遗忘，他的爱被视为假装，他一生的心血被彻底肢解，成为了一个牺牲品，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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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忠实的奴仆
哈佛大学的校训“真理”，代表着对知识的追求和对事实的尊重；斯坦福大学的校训“自由”，则表达了对个人发展和思想自由的推崇。普林斯顿大学的校训“服务”，则强调了社会责任和公民义务的重要性。而司徒雷登所拟定的燕京大学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则巧妙地融合了这三者，以简洁而深邃的语言，诠释了教育的最高目标。
教育是为了更好的认识真理，因为真理方能使人自由，这自由不是让你成为人上人，然后得到驱使人的自由，而是为了更好服务他人的自由。
教育是用生命影响生命，正如梅贻琦一生践行的“行胜于言”一样，司徒雷登也用一生践行了自己所拟定的校训，以自己的言行和行动，诠释教育的真谛。
司徒雷登所拟定的校训，不仅是对燕京大学师生的期望和鞭策，更是对全体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启示和引领，司徒雷登的晚年很喜欢一首诗，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
司徒雷登杭州墓园的墓志铭上，只刻着“燕京大学首任校长”——然而这却是对他的最高赞誉。他已经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真正的英雄，一个无畏的战士，一个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怀念的人。
他无需留恋这个世界的繁华与虚荣，因为在他心中，已经收获了来自更高天国的奖赏。那召他前来的使者，早已赋予了他超越尘世的荣誉和认可。——那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尽了，那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无论地上的骨灰葬在何处，在天国我们终能重逢，他的精神和信仰永远长存。
他誉满天下、也谤满天下，他是一些人眼中“装着爱中国”的伪君子政治家，是蒋介石眼中不受欢迎的人，同时也是美国人眼中对华政策失败的罪人。
但在燕大的校园里，他却是一位传奇般的存在，他是那些莘莘学子心中“永远的燕大老校长”，是他们敬仰和崇拜的对象，他是燕大师生的保护者，是师生们心灵的慰藉，是被日军关押近4年的不屈者，闻一多先生曾称赞他，说他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中国人民的朋友”。
真的极少有一个外国人能像司徒雷登这样，对中国近代史影响如此深远，他生于中国也葬于中国，一生做“中国人多于美国人”；作为教育家，他创建燕京大学，使其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作为美国驻华大使，他见证了国民党失败的整个过程；作为中国走向现代的亲历者，他目睹了这个国家所承受的成长的伤痛。
他身份复杂，既是传教士，又是外交官、还是教育家，然而，尽管他的影响力广泛，但司徒雷登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在台湾，蒋介石公开表态不欢迎司徒雷登。而在内地，一篇《别了，司徒雷登》更是让他的形象被一锤定音。这篇文章似乎为司徒雷登的评价设定了基调，使得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能摆脱这种负面评价。
因此，由于种种原因，对于司徒雷登的研究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视和深入的探讨。然而，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他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教育事业的推动以及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而要想了解司徒雷登和那段真实的历史，最好的方式莫过于阅读他自己的回忆。为此特别推荐《在华五十年：从传教士到大使——司徒雷登回忆录》。
这无疑是一部极具权威性和可读性的作品，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在历史上的中美两方曾有过如此全方位的“蜜月期”，而且对现代中国也有如此深的影响。而司徒雷登的一生，恰恰见证了美国对华的全部努力与失败；《在华五十年》，就是一部美国试图使中国变得跟自己“一样”，却最终失败的历史：
他写家世和作为传教士的使命，是写一种宗教和信仰上的努力，以此为笔，绘制出一幅宗教与信仰交织的壮丽画卷；谈及筹建燕大与担任校务长的经历，透露的是对教育文化的热爱与敬畏；而在驻华大使任上的经历，是写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努力。他写的是自己的挫败、失望和焦虑，更是美国介入国共事务时焦灼纠结的心态与无法改变的失败感。
司徒雷登在华的这五十年，是中国历史剧烈变动的五十年，这让他得以目睹数个政权的更迭，他一生的起落沉浮均对应着中国社会的脉动和深刻的历史背景。
《在华五十年》以第一手史料的独特视角，深入揭开了1899-1949这段历史最受忽视的一面，它不仅仅是对历史的简单记述，更是用真实的细节，生动地展现了民国时期教育的奇迹般崛起，以及中国向现代转型过程中那些被忽略的推动者，抗战中的另一种抵抗，国共战争中美国对华政策的真实意图……
由于他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毫不避讳，所以大陆的绝大多数司徒雷登回忆录都是节译本，经过删选，而本书是个例外，它是无限接近“全译”的版本，出版实为不易，现在点击下方商品卡，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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