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全新历史小说《食南之徒》日前正式推出。该书以两千年前的南越国为写作背景，讲述了一位吃货大汉使者前往食材丰富的南越国，因偶遇了一味名为枸酱的美食，最后竟改变了南越国运的故事。
《食南之徒》是继《长安的荔枝》之后，马伯庸创作的又一部聚焦古代岭南地理与风物的历史小说。如今展示在南越王博物院的两枚南越木简，是马伯庸此次新作的灵感来源。
4月23日晚，马伯庸携新书回到灵感来源地，在南越王博物院举办《食南之徒》的新书首发式。其间，他与著名历史作家刘勃畅谈新书创作，跟读者分享小食物“撬动”大历史背后的故事。
两枚南越木简带来的灵感
最近几年，马伯庸几乎每年都要前往南越王博物院参观，这为他《食南之徒》的创作埋下了伏笔。
数次的参观下来，马伯庸将目光锁定在了展柜里摆放的两枚南越木简上。据介绍，这两枚木简出自南越国宫署遗址的一口南越水井，上面的文字记录了两千年前壶枣树的产果情况，类似于今天的园林档案。
“枣树是北方的树种，古代岭南地区为何会出现枣树？”马伯庸心里遂生出了这个疑问。在他看来，这很有可能是人为移植的结果，而南越国享有移植果树权力的人，其身份地位一定非同一般，极有可能是南越国的君主。
马伯庸查阅资料后惊喜发现，南越国的第一任君主赵佗就是河北真定人，而枣树恰好是真定特产。
他很快代入赵佗的人物心境。作为南越政权的建立者，赵佗以长寿著称，活了一百岁有余。“如果真是赵佗下令将枣树移植到岭南来，那么可以合理想象，这是他对北方故土思念的一种表现。”马伯庸说。
有了这一连串的线索与推测，一个故事突然在马伯庸面前展开，“这个故事既能讲岭南的美食，同时也能呈现西汉王朝与南越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就是《食南之徒》的写作契机。”
写美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写一本有关美食的书，是自称吃货的马伯庸一直以来的心愿。相较于以唐代为背景展开的《长安的荔枝》，新书《食南之徒》的故事发生在西汉初年，“有关西汉的历史资料很少，所以对岭南风物的描写难度显然更大了。”
写作过程中，马伯庸竭力挖掘史料，让笔下的细节贴近史实，同时进行符合逻辑的虚构写作。与广东的朋友聊家常，是他在行文过程获取细节的一种方式。
“了解一个地方，就要了解那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样才能准确勾勒出这个地方的文化。以书中的食物裹蒸为例，它现在依然是肇庆的一种名小吃，之所以写它就源于跟当地一位朋友的聊天。”马伯庸说。
《食南之徒》中涉及大量的美食描写，写作的背后是马伯庸对食物的真情流露。“当我写到烤肉串的时候，我就出去吃一堆烧烤，写到裹蒸的时候，我就出去买了一堆粽子吃，写到牛杂的时候，我真的买了好多牛杂、猪杂放在一块，咕噜咕噜开始炖。”
在马伯庸看来，就像美食不会骗人一样，文字同样不会骗人。如果想要给读者传递一种食物是好吃的，只有写作者真心觉得它好吃才行。马伯庸笑称：“不断地吃也带来了沉重的负罪感，这就是写美食的代价！”
将史料与现实经验融会贯通
新书首发式上，刘勃提到，《食南之徒》中作者对赵佗思乡之情的描写尤为打动他。“所有人都知道赵佗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但却忽略了他是一个活了一百多岁的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身边再没有说得上话的人，由家乡的食物勾连起的情感记忆，能够在小说里呈现实在是太好了！”刘勃说。
马伯庸表示，这部分的情节设置来自于他的现实生活经验，“我身边有很多老年人，老年人往往喜欢怀旧，不光是对一种记忆的怀念，他们还会拼命寻找跟记忆相关的一些气味。”加上日常生活中马伯庸对南北生活差异的感知，于是有了对两千年前赵佗心理的大胆揣测。
在刘勃看来，马伯庸的系列历史小说吸引人的关键就在于此，他往往能调动丰富的文学资源，将个人的人生经验跟学术研究成果融会贯通，致力于写出历史的质感。“学术研究出于对严谨性的要求，在没有足够的材料支撑时，研究往往难以再推进。而文学创作却相对更加自由，在史料还有大量空白的地方，作者可以运用自己的人生经验把各种历史细节勾连起来。”刘勃说。
新书首发式临近结束时，马伯庸特别提到，《食南之徒》的大量细节来自他在南越王博物院的所见所闻，“我最大的希望就是读者朋友看完书后，可以到博物院实地去看一看，当历史与现实相遇，脑海中的内容就会变得更加有层次感。”
【延伸】藏在井底的“岭南第一简”
南越国宫署遗址与南越文王墓是迄今发现最重要的南越国时期遗存，前者是国君生前所居、后者是身后所寝。
此外，两广地区还发现许多南越国时期的遗址和墓葬，均出土大量珍贵文物，其中带文字的文物因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成为历史学与考古学研究的关键材料。
2004年，考古人员在南越国曲流石渠遗迹西北处的一口渗水井内，清理出百余枚南越国木简。从1995年南越国宫署遗址发掘开始，将近十年都未见任何竹、木简牍，这批南越木简显得尤其珍贵。
经过清理，木简共计百余枚，字数逾千，内容涉及官职、管理、刑法、赋税、养殖、饮食及从军等各个方面。据考证，木简属于南越国早期、赵佗在位前期，时间上早于《淮南子》《史记》，是目前南越国最早的出土文献，对于研究南越国及岭南早期开发的历史有着相当大的价值，被誉为“岭南第一简”。
文｜记者 文艺
图｜出版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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