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开始，蒋介石3战3败差点被撸，共产党员如何帮他坐稳总司令?

北伐开始，蒋介石3战3败差点被撸，共产党员如何帮他坐稳总司令?

作者：棠棣之华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常棣tandy

1926年8月16日，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会与鲍罗廷举行会议，远东局成员维经斯基、拉菲斯、福京全部出席。

会议正式宣布莫斯科支持北伐。

鲍罗廷说，我们支持北伐，甚至要广泛宣传北伐；同时对北伐持批评态度，以陈独秀《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为口径，统一共产党人的思想和行动，不给国民党造成中共反对北伐的印象。

1、“拥汪复职”的背景

在对待蒋介石的方针方面，鲍罗廷认为：

“不排除汪精卫和蒋介石合作的可能性，大致这样来分配角色：汪精卫负责国家管理，而蒋介石是军队领袖”；“蒋介石在看到自己面临不可避免的政治失败时，是能够向左转的，并指望得到我们的支持”。

这次会议基本上定下了“蒋汪合作”的框架，经莫斯科批准后，便成为苏联顾问和共产国际在华代表对华工作的指导方针。

北伐军占领长沙之后，国民党左派迎汪复职活动迅速进入高潮。

他们决定在10月份，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各省执行委员联席会议时，正式解决汪精卫复职问题。

顾孟余和何香凝还决定了宣传原则：

说明国民党现状及3月20日事变真相，口号是“巩固本党左派与中国共产党 谅解合作”与“恢复党权，拥汪复职”。

党内日益高涨的迎汪气氛使蒋介石感到强大压力。

他认为迎汪就是倒蒋。而这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进攻武昌失利，他又受到了唐生智的轻视和排挤，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蒋介石派自己代表胡公冕专程到上海会见陈独秀，请中共勿赞成汪精卫回国，因为“汪回后将为小军阀所利用和他（蒋介石）捣乱，分散了国民革命的势力”。

蒋还请伍廷康（维经斯基）亲赴湖北来帮助他。蒋介石一向专横跋扈，特别是对共产党恨之切齿，不到他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向中共求助的；他接连向中共通款，是他“自知地位危险”的真情流露。

如果这时鲍罗廷和共产国际远东局采取果断措施，坚决支持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乘机收回蒋介石的党权，削弱其兵权，迅速建立工农武装，仍然有可能保证北伐沿着正确的道路顺利发展。

但“蒋汪合作”方针已经被莫斯科正式批准，维经斯基的任务就是督促中国共产党执行。

9月16日维经斯基在上海召集远东局和中共中央联席会议，具体贯彻蒋汪合作的方针和如何回答蒋介石的请求。

2、中共的“承诺”

中共中央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建议，且陈独秀完全按照共产国际的精神，通过胡公冕对蒋介石做出了应诺：

（1）蒋汪应当合作；（2）汪领导广州（政府），但汪要根据蒋的意思和指示领导广州的工作；（3）汪可以充当蒋与军队中的其他派别之间的调节器，汪精卫的回任不会使斗争尖锐化，否则将毁灭共同的事业；最后建议由蒋介石首先提出让汪精卫回来的倡议，以便使迎汪一事不违背蒋的意志而是根据他的倡议进行的。

9月22日中共中央通知广州党组织，中共在三个条件下赞成汪精卫回国：

一是“蒋汪合作不是迎汪倒蒋”，二是仍然维持蒋介石的军事领袖地位，“愈加充实扩大蒋之实力（使其）做更远大之发展，决不主张别的军人拥汪以倒蒋”，三不主张推翻整理党务案。

这样，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蒋汪合作”方针首先在中共方面得到贯彻执行。

维经斯基和张国焘于9月22日即应蒋介石之邀前往湖北，当到达时蒋介石已赴江西指挥作战。维经斯基进一步与湖北国民党左派等拥汪各派统一思想，请加伦向蒋介石转达迎汪计划。

9月27日加伦劝蒋介石请汪“出任党政”。

汪精卫也致函蒋介石，表示要捐弃前嫌。10月3日蒋介石发出迎汪电报，表示为了党的前途，与汪共同一致，始终无间。

至此“蒋汪合作”，大局已定。

3、蒋介石的挫败

维经斯基到湖北另一项重要工作是进一步稳定蒋介石的军权。

在三二〇事件后，蒋介石将共产党员和苏联顾问赶出第一军，重用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他的军队中几乎没有任何政治工作。

加伦指出，在攻取武汉的作战中，第一军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崩溃了；该军士兵大批逃跑，其数量达到35%，出现了在国民革命军中任何部队都没有出现过的现象。

这样的军队在武昌城下当然不可能有所作为，而唐生智的第八军顺利地拿下汉口和汉阳。一些对蒋介石不满的党政军人员，主张以唐生智代替蒋介石出任北伐军总司令。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被迫改变他在广东的做法，请共产党人到他的部队中工作，召回苏联顾问，同苏联接近，最后开始听取苏联方面的建议，表现左倾。

蒋的表现正是苏联和共产国际方面所希望的。维经斯基在湖北积极贯彻他在上海与陈独秀达成的以蒋主军事的议案，说服拥唐派不提更换总司令人选的话题。

加伦认为“无论唐生智，还是蒋介石都不是左派，所以不存在以此代彼问题，况且蒋介石此时已感到自己的虚弱，绝对听我们的话，并且向我们提供在部队中自由工作的机会，而唐生智并没有表现出同我们接近的特别迹象”。

在军事上加伦有绝对发言权，有他的保驾，尽管蒋介石当时在军事上处于弱势，仍然稳固了最高军事领导人的地位。

蒋介石另一次军事危机是他进攻江西失利。

第一军在武汉无所作为使蒋介石大为丢脸。

他认识到，开辟江西第二战场不仅是改变于已不利局面的需要，而且与他的政治生命息息相关。加伦实际上仍然主张拿下武汉后，进军河南，对是否进攻江西犹豫不决；因而也没有通知中共方面进行有力配合。

而鲍罗廷坚决反对进攻江西。但蒋介石就像坚持北伐一样，坚持开辟江西战场。他9月2日命令第二、第三、第六军火速向江西进军。

守军采取诱敌深入战术，且战且退，将担任主攻的第六军引入江西腹地。

蒋介石小胜轻敌，不听苏联顾问劝告，指挥第六军于9月19日以轻装袭占南昌。

孙传芳随后指挥援军从九江杀来，入城部队退出南昌，即陷入优势兵力的包围，几乎全军尽没。蒋介石又一次受辱。

加伦为挽回蒋介石的威信，通电表示对这次作战的结果承担全部责任。

4、加伦的作用

蒋介石决定二攻南昌，调嫡系第一军第二师为攻取南昌主力，会同第二、三军联合作战，并亲自赴前线督师，企图举挽回面子。结果又因他指挥“疏忽鲁莽，致兹失败”，他甚至产生了自杀的念头。

唐生智乘机向苏联顾问提出，蒋介石最好下台休息，并扬言若由他来指挥，不仅是夺取江西，南京也指日可待。

这时蒋介石不得不接受中共中央和加伦的建议，改变作战方案，同意调第四军入赣作战。

加伦亲自到武汉说服唐生智等人化解小矛盾，顾全大战局，搬来第四军张发奎部作为援兵。

加伦重新制定攻取南昌的作战方案，这时蒋介石言听计从。

国民革命军各部合力向前，付出重大牺牲，终于将孙传芳的主力部队消灭殆尽，于11月7日占领南昌。

这次战役保证了湘鄂的安全，奠定了国民革命军主宰东南的局面，改变了整个中国南部政治军事形势，扩大了国民革命军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

蒋介石也通过这次战役稳定了总司令的地位，并通过收编军阀的军队，大大增强了自己的实力。

5、“迎汪复职”的实现

在北伐的胜利进军中，10月15日，国民党在武汉举行了全体中央委员与各省区、各特别市和海外各总支部的联席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自中山舰事件以来国民党左派力量的大检阅。

在北伐作战中，中国共产党人具有重大影响的第四军所向披靡，被誉为“铁军”，而蒋介石嫡系第一军接连失败，证明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排斥共产党人是完全错误的。

在北伐军所到之处，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并给北伐军以最有力的支持，保证了北伐的胜利，显示出中共的巨大力量。

在对待蒋介石、汪精卫和唐生智等人的相互关系上，中共表现出识大体、顾大局，与国民党左派和蒋介石真诚合作的态度。这一切极大地提高了国民党左派的威信，壮大了他们的力量。这些成为国民党联席会议成功的基本保证。

10月18日，江苏、上海、安徽、浙江党部提出迎汪案动议，并得到山西、山东等25个党部附署，在与会代表强大压力下，张静江公布了蒋介石的迎汪电报，《请汪精卫销假案》遂被通过。

大会致汪精卫和各党部的通电云：

“自公请假离职以来，全党同志时有彷徨歧路之慨。各地党部叠来函电请公销假者，不下数百通。”“蒋介石督师前方，党务、政治任务繁重，汪同志亟宜销假共同负责。”

大会决定由何香凝等会同张静江等具体负责迎汪回任事宜。大会还通过了对蒋介石的慰问电，称赞蒋介石“忠实努力”，表示联席会议对他“竭诚信任”，以消除蒋介石对迎汪的误解。

这样，“蒋汪合作，以蒋为主”的方针正式形成，并开始付诸实行。

会议通过的另一个重要议案是中国国民党最近政纲案等一系列的决议案。中国国民党最近政纲就是鲍罗廷在8月9日与维经斯基会晤时提出的、争取在武昌国民党代表会议上通过的政纲。

会议召开前，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充分准备，政纲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共的要求。

政纲关于政治为32条，分政治、外交、经济、教育、行政各目，关于军事11条，此外对妇女、工业家、商人、学校教职员、机关职员、农民、工人、军人、华侨都做出了政策规定。

这个纲领和其他决议旨在分散蒋介石的权力，约束蒋介石走向军事独裁，保证左派政治权利，保护工农大众的基本利益，防止国民党向右转。

但决议中能起约束作用的条文，多是一纸空文，所通过的大部分社会政策在当时也无法兑现。唯一可以执行的决议是迎汪复职。

这次会议使左派的意志得到了申张，为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扫清了障碍。

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汪精卫被推选为中央常委、组织部长、国民政府委员等要职，实际上开始主持武汉国民政府的党政工作。

6、从要求迁都到否定迁都

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后，远在广州的国民政府已经不能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武汉处于全国中心，有较充足的财政资源，水路通衢，南连湖广，北接豫鲁，控江浙而带川陕，是作为国民政府所在地的首选。

而在实际上，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之后，武汉已经成为政治中心。但这里工农运动基础远比广州薄弱，特别是两湖为唐生智所控制，鲍罗廷、中共中央和一部分国民党左派人士担心，国民政府迁都后受左派影响减小，政策会向右转，反对迁都。

鲍罗廷和中共的态度影响着国民党左派，因此迁都提案在武汉联席会议上没有被通过。

最初提出迁都提案的是蒋介石。

他担心唐生智操纵武汉政治，于1926年9月9日，向张静江等提出，因他要到江西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委员先来主持一切”；蒋介石进而指出，在他离开武汉以后，“武汉政治恐不易办，非由政府委员和中央委员先来数人，其权恐不能操之于中央”，意为将被唐生智控制。

蒋介石力主迁都

是蒋、唐矛盾加剧的表现。

但蒋介石担心唐生智操纵武汉政治也有道理。根据在武汉的苏联顾问铁罗尼的报告，“国民党省执行委员会缺乏力量和正确处理事务的能力。唐生智一个人控制着形势”。“必须有两或三个中央委员到这里来并且建立委员会，否则着手重大事务或树立党的权威都是不可能的”，这份报告改变了鲍罗廷对迁都的态度。

11月16日，鲍罗廷率领宋庆龄、孙科等人以“迁都调查委员”的身份北上，先到庐山与蒋介石商定迁都武汉方案，随即转赴武汉安排迁都事宜。

12月13日鲍罗廷与孙科、徐谦等人举行会议。会上根据鲍罗廷的提议，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迁武昌之前，由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织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

这时在广州的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已经停止办公，临时联席会议实际上就是临时政府。

中共对鲍罗廷突然改变态度，北上与蒋介石商定迁都大计非常不满，但联席会议的成立表明大局已定，也表示同意迁都。

但这时蒋介石的态度却发生了180度的转弯。他积极主张迁都，原准备赶在汪精卫回任之前到武汉就任党和政府最高首脑，但临时联席会议竟没有他的位置，使他很不高兴。

特别是鲍罗廷一到武汉，武汉就开始了反蒋运动，显然得到了鲍罗廷的支持。鲍罗廷还耍手腕，对唐生智说，“谁能忠实履行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就能成为中国最伟大的人物”，暗示他要以唐生智取代蒋介石。

蒋介石更加怀疑鲍罗廷要通过迁都武汉削弱他的权力。

于是他将张静江等第二批从广州北上的中央党部和政府成员扣留在南昌，于1927年1月3日在南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也就是说，否定了迁都武汉的决定。

7、蒋介石与维经斯基的谈判

如同意蒋介石的决定，等于党与政府全跟着蒋介石一个人走，承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此前鲍罗廷与国民党左派为“蒋汪合作”所做的种种努力必将付诸东流。

鲍罗廷向联共（布）中央提出两个方案，一是迁都问题等汪精卫回来再定，二是他去南昌亲自说服蒋介石。

1月9日斯大林致电鲍罗廷，要求他赴南昌说服蒋介石。但是，没等鲍罗廷去南昌，蒋介石已经于1月12日来到武汉，要求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迁往南昌。鲍罗廷在12日欢迎蒋介石的宴会上，不点名地批评蒋介石欺压共产党，妨碍农工运动发展，有悖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蒋介石质问鲍罗廷谁压迫农工，反过来指责鲍罗廷欺骗国民党，破坏孙中山的联俄政策。

从此两人关系紧张。武汉方面利用工农团体举行迁都请愿活动，给蒋介石施加重大压力。

蒋介石在与鲍罗廷面谈迁都武汉问题时，假意表示同意鲍罗廷的意见。但回到南昌后即命令联席会议取消，仍然坚持迁都南昌，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面临分裂成两半的危险。这样，鲍罗廷的处境更为困难，遂提出回莫斯科休假。

莫斯科虽然早有撤回鲍罗廷之议，但当时的情况是，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他，坚持让他留守岗位，不要突出自己，处理好迁都问题。

在迁都武汉问题上，国民党左派团结一致，又有共产党的支持，在鲍罗廷的坚持下，2月21日临时联席会议扩大会议决定：

结束联席会议，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即日于武汉开始办公；3月1日以前在武汉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宣告成立武汉政府。

但蒋介石非但不让步，反而指责武汉搞分裂。

2月22日，南昌方面声明，在南昌的中央党部和政府迁武汉之前，在武汉不得以中央和政府的名义办公。实际上迁都问题并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

在解决武汉和南昌对立问题上，根据莫斯科的命令，鲍罗廷已经不能亲自出面，以免“突出自己”。于是维经斯基出马，他于2月22日从武汉赶到九江说服蒋介石。

蒋介石趁机以鲍罗廷为靶子，大批莫斯科。他对维经斯基说，南昌和武汉之间没有任何冲突。

冲突的根子在武昌，主要责任在鲍罗廷；鲍罗廷为国民革命做了不少事，可他现在开始执行分裂国民革命运动的政策。

“我现在反对他，因为他在坚持将会造成两个政府的危险方针”。

蒋介石明明知道鲍罗廷执行的是莫斯科的命令，但他说：

“我认为这不是共产国际的方针，因为这种政策会在中国人民的思想中造成对共产国际的不信任。这不仅在我们国家，而且在东方各被压迫国家都会有反应”。

他质问维经斯基，“共产国际坚持的是什么方针？共产国际是否主张国民革命分裂？”

蒋介石最后对迁都武汉提出两个条件：

一是“迁政府与鲍罗廷有关系”，即让鲍罗廷离任；

二是“在党内建立严格的纪律”，即建立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最后他威胁说，他“准备分裂”；还说共产党人说他是军阀，是独裁者，想同苏联决裂，对日本妥协。

这些话旨在恫吓维经斯基，不答应他的条件，他就决裂，就投靠日本。

8、蒋介石引发的维经斯基与鲍罗廷的矛盾

蒋介石与维经斯基的这次会见表明局势已经严重到武汉与南昌可能分裂，蒋介石与莫斯科可能决裂的程度。

蒋介石拉维经斯基，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鲍罗廷，又引发了鲍罗廷与维经斯基的冲突。

鲍罗廷指斥维经斯基充当了反对十月革命的加米涅夫那种工贼角色；他南昌之行，既未达到目的，反动摇了反蒋阵线，增长了蒋的气焰，损伤了自己的威信。维经斯基反唇相讥，说鲍罗廷的做法不是什么布尔什维克路线，而是玩弄手腕的政客行为，其结果将不利于中国革命和苏俄在中国革命的地位。

鲍罗廷认为，蒋介石占领南昌之后，锐意经营东南，这种东进方针将与苏联日渐疏远，而与帝国主义列强和浙江一带的买办资产阶级寻求妥协。如果蒋介石占领上海，很可能发动一个反动运动。

基于这种认识，鲍罗廷产生了联合蒋介石的反对派，拿掉蒋介石、与南昌彻底决裂的想法。而维经斯基受加伦的影响，认为大敌当前，国民革命不宜过早分化，否则不利于工农运动的发展，对蒋介石有妥协倾向。鲍罗廷与维经斯基的争论，反映到莫斯科。

斯大林等联共（布）中央领导人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于3月10日召开政治局会议，由斯大林亲自作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并作出相应的决定：

“（1）我们认为在中国南方建立两个中心、两个国民党、两个政府并因此建立两支军队的做法是危险的和不能容许的。

（2）我们认为在武昌召开统一的国民党中央全会是绝对必要的，蒋介石务必参加，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必须无条件服从国民党中央的一切决议。

（3）我们认为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绝对需要密切合作，因为我们坚信，如果没有这种合作，中国就不可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国民革命的中国。”

决定还肯定武昌提出的必须集中党的领导，恢复党的权利，恢复军事委员会以及与蒋介石的合作条件是正确的等。决定以布哈林受共产国际委托的名义转发国民党中央委员，抄送中国共产党中央。

毫无疑问该决定明确反对与蒋介石决裂，主张贯彻拉住蒋介石的一贯做法，制止了鲍罗廷同蒋介石决裂的想法，使鲍罗廷等主张与蒋介石决裂的一些人重新回到“蒋汪合作”的方针。

但这时的“蒋汪合作”与鲍罗廷最初设计的“蒋汪合作”已有很大的不同。

最初的“蒋汪合作”是“以汪制蒋”的“蒋汪合作”；经莫斯科批准的是“以蒋为主”的“蒋汪合作”；这时的“蒋汪合作”是“以党制蒋”的“蒋汪合作”，即通过集中党的领导，恢复党的权利，从而扩大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制止蒋介石走上军事独裁的道路。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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