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牺牲后,彭德怀视他女儿如己出,侄女彭钢却不高兴了:我才不要

2024-05-03 10:50:3421:44 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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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因为叶剑英长期在后方从事与国民党的统战工作,朱德也于1940年5月回到了延安,所以在八路军领导中,一直坚守总部的主要是彭德怀和左权,彭德怀和左权一起指挥华北抗日战场的八路军创下了赫赫战绩,两人之间也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彭德怀和左权都是湖南人,但两人的成长经历却完全不同,彭德怀行伍出身,是从部队的底层一步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左权则是学生出身,先后就读于黄埔军校第一期、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是党内为数不多的既有军事理论、又有实战经验的军事家。两人共事以后,很快便惺惺相惜,配合默契。

左权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后,成为了彭德怀的好帮手,从指挥军事、侦察敌情、筹划粮草到宣传接待、总结经验等,事无巨细,他都揽在自己肩上,使彭德怀从繁忙的军务工作中解脱出来,有时间、有精力考虑军政战略。

到左权牺牲前,“彭左”几乎是八路军前方总部的一个代称,这个时期八路军总部的电文中,处处署名“彭左”。

“百团大战”就是彭德怀和左权精诚合作的杰作。1940年8月,八路军部队在彭德怀和左权的指挥下,共投入105个团,先后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此役严重破坏了日军在华北的主要交通线,收复了被侵华日军占领的部分地区,给了日军以有力的打击。

8月22日这天,彭德怀和左权来到作战室听取情况,作战科长王政柱向他们汇报实际参战兵力共计105个团,左权听后高兴地说:“好,这是百团大战,作战科要仔细查对准确数。”

彭德怀却说:“不管是一百零几个团,就叫百团大战好了。”

“百团大战”期间,日军的冈崎支队在10月27日一度占领了我军的黄崖洞兵工厂,给我军造成了重大损失,彭德怀非常生气,他亲自与左权等人研究制定了具体的作战计划,决定歼灭冈崎支队,绝不放其返回老巢。

彭德怀共调集了9个团的部队,将冈崎支队围困到了关家垴地区,但冈崎支队据险坚守,我军不仅久攻不下,而且伤亡非常大。

这时在前方的刘伯承也坐不住了,他给彭德怀打来电话,建议部队暂时撤围,另寻战机,但彭德怀说:“冈崎支队所剩人已不多了,我们不能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应该一鼓作气坚决消灭他!”

刘伯承说:“我的彭老总啊,这样打我们赔不起呀!”

彭德怀则回答说:“我的老兄,敌人援兵正在逼近,一旦放虎下山,他立刻就会得到援兵的接应!”

刘伯承有些生气了:“你这是赌气、蛮干,这一仗,我不同意再打!”

彭德怀也火了:“拿不下关家垴,就撤销第129师的番号,杀头不论大小!”

彭德怀挂掉电话以后,左权对他说:“刘师长也是为部队着想,即使你不同意他的意见,也不该对人家发那么大的火呀!”

彭德怀也有些后悔地说:“唉,你也知道,我这臭脾气,一旦来了劲,自己也控制不住。你放心,等打完仗,我亲自向刘师长道歉。如果他不原谅,我就学廉颇去给他负荆请罪!”

战斗继续进行,在总指挥部里的彭德怀也坐不住了,他戴上帽子,跑出了指挥所,沿着交通壕直奔前沿阵地。他一口气跑到离关家垴只有500米的阵地前,背靠着壕沟,右脚伸出去,蹬在前面的土壁上,双手举起望远镜,仔细地观察着日军阵地,身子几乎完全暴露在战壕的外面。

左权和刘伯承等人知道后,连忙叫人把彭德怀从前沿拉了回来,彭德怀回到指挥部后,发现左权一脸责备地看着自己,自知理亏,只好问了一句:“有什么新情况吗?”

左权严肃地回答:“八路军的副总司令不见了!”

彭德怀不好意思地一笑:“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战斗打到最后,彭德怀把总部特务团的警卫连也投入了战斗,在这个紧急关头,左权坚决支持彭德怀的决定,他下令说:“指挥所的同志全部向前推进,犹豫等于死亡!”

最后在彭德怀和左权的指挥下,我军依靠顽强与勇敢,终于将武器优良的冈崎大队歼灭过半。

彭德怀和左权不仅在作战时相互配合,生活中也是互相关照,他们都熟知对方的生活习惯与爱好。左权和彭德怀都爱吃鱼,但当时的太行山区并不容易搞到鱼,所以只要有鱼,左权都让给彭德怀吃,他自己却去吃烤辣椒,还边吃边说:“辣椒不比鱼差。”

左权是有名的“烟枪”,抽烟是他消除疲劳的最有效的方法,他每个月5元的津贴几乎都用来买烟了,彭德怀搞到烟后,也总是给左权送过去。

有一次,彭德怀得到一盒香烟,他叫人送给左权,为了防止被人摸走,他在香烟外面包了一层纸进行“掩护”,不料在送的过程中还是被人发现了,被摸走了好几支。

彭德怀得知这个消息后,心疼得不行,他于是亲自给左权送了过去,送到以后,他还风趣地说:“再不送来,层层抽税,就只有形式没有内容了。”

1940年5月下旬的一天,左权的女儿在八路军总部医院出生了,当时左权因为去外地办事,还不知道孩子出生的消息。彭德怀知道以后非常高兴,他问左权的夫人刘志兰:“给孩子取名字了没有?”

刘志兰回答:“还没有。”

彭德怀沉吟片刻,然后说:“刘(伯承)师长的儿子叫太行,你们的女儿就叫太北吧!”

取名太北,是因为当时总部所在地武乡是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属于太北区。

左权回来以后,听说彭德怀已经给孩子取好了名字,也很高兴,欣然同意。

随着两人友谊的不断加深,1941年11月的一天,左权向彭德怀讲了一件压在心里将近10年的事:他曾因“托派”文件事件而遭受留党察看处分。

那是在1932年5月,有人向苏区中央局告发:左权在任红军新12军军长时,曾收藏过一份“托派”文件,他因此受到了处分。

但真相是上海托派组织通过邮局寄了这本刊物给红新12军政委施简,有一次军里在开会时,有人无意中在施简的衣袋里发现了托派文件,于是当即将文件交给左权看。左权为不使文件扩散,看完后便放进自己的衣袋里,这才有了这次误会。

彭德怀知道这件事以后,马上亲自向中央为左权申诉,他提出:

根据我对左权同志的了解,不论在中央苏区及长征时期,(他)对党的路线是忠实的,对于工作是积极的,负责任的。年来在政治上已有较高的进步,过去的问题应该清理一下,建议中央撤销(对)他的处分,使其安心。

但可惜的是,还没等到中央的正式结论,左权便壮烈牺牲了。

1942年春,日军为了报复“百团大战”,发动了对华北平原“五一”大“扫荡”,侵华日军司令冈村宁次指挥三万多人,“蚕食”太行、太岳山区根据地。

不仅如此,日军还挑选人员,组成了两支“挺进队”,每队有4名军官和100名士兵,一支叫“益子队”,由步兵第223联队益子重雄中尉为队长,其任务是破坏八路军总部,刺杀彭德怀、左权等人;一支是“大川队”,以步兵第224联队大川桃吉中尉为队长,任务是破坏第129师师部,刺杀刘伯承、邓小平等人。

这两支“挺进队”都伪装成八路军,携带电台和信鸽,均在夜间活动,所以一直没被我军的情报系统发现,直到5月22日早晨,八路军总部才得到消息:当地民兵在桐峪西北部山林地区老林圪洞附近,发现一支来路不明的武装队伍,身着便衣,携带小型电台,约有100人,后去向不明。

彭德怀和左权经过分析,认为这支武装队伍很可能就是偷袭我军总部的“挺进队”,再联想到日军即将要发动的大“扫荡”,他们果断决定:在敌军分路合击时,乘隙钻出合击圈;当日军扑空撤退时,伺机集中兵力歼其一路至几路。

5月23日晚,彭德怀和左权率领八路军总部司令部和北方局机关开始转移,到了25日,部队进入到辽县南艾铺地区,此时日军已经发现了我军的行踪,并对艾铺一带构成了严密的包围圈。

眼看敌人的包围圈渐渐收拢,彭德怀命令左权率领总部和北方局向西北方向突围,但左权却打断他的话说:“您是司令,总部不能没有您,没有您就没有总部了!您先冲出去,我来掩护!”

说完以后,左权强令警卫战士把彭德怀扶上马送走,把安全突围的最后机会留给了彭德怀和其他战友们,自己随后带领一个100多人的干部连突围。

此时警卫连长唐万成赶了过来,他对左权说:“彭总已冲过封锁线,现在你快跟我走吧!”

但左权却拒绝了,他命令唐万成赶紧追上彭德怀,唐万成却不肯,他紧紧地抓住左权的胳膊不放,左权大怒,拔出手枪说:“你要懂得,要是彭总有个三长两短,我要枪毙你!”

唐万成只好放手,朝彭德怀突围的方向跑了过去。

左权带领部队突破日军的最后一道封锁线时,日军的炮火更加猛烈,突然,一发炮弹落在左权身边,飞溅的泥土劈头盖脸扬了他一身。具有丰富军事知识和战斗经验的左权知道,这发炮弹是敌军用来进行试射的,在第一发炮弹落下之后会有极短的间隔用来避险,左权当时完全可以躲避,但他却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高喊着让大家卧倒。

果然第二发炮弹又接踵而至,左权的头部、胸部、腹部多处中弹,英勇牺牲。

彭德怀突围以后,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左权带领队伍前来会合,但最终等来的却是左权牺牲的消息,他不禁悲痛万分……

左权牺牲后,彭德怀为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为左权报仇。

左权牺牲后,一时间八路军“为左权报仇,誓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的呼声响彻天地,当场就有500多名青年报名参军成立独立营。

5月30日,769团1营3连在苏亭镇一带打响了伏击战。战士们把满腔怒火变为倾泻的子弹,在这场持续仅20分钟的伏击战中,以阵亡1人的代价毙伤日军140余人,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和骡马牲畜。

1942年12月,八路军情报系统得知:春节时,“益子挺进队”有一个小队要在祁县参加庆功会。彭德怀马上指示总部特务团团长欧致富精心挑选30名指战员组成暗杀队,由团部参谋刘满河负责,经过严格训练后,伺机除掉这个小队。

农历大年三十这天晚上,暗杀队的队员化妆成老百姓,潜入了日军小队庆功的饭庄,日军在晚上喝得酩酊大醉,毫无戒备。晚上10点,刘满河摔杯为号,暗杀队队员们亮出匕首,只用了一袋烟的工夫,就把这个小队的日军全部杀死。

第二天,长治城、祁县县城、太原城等地分别挂出日军“益子挺进队”队员的人头,这引起了日军的恐慌,为了避免八路军继续追杀,日军甚至下令解散了“益子挺进队”。

第二件事是为左权题写碑文。

1942年10月10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将左权灵柩移至涉县石门村太行山麓举行公葬,彭德怀含泪写下《左权同志碑志》:

左权同志湖南醴陵人,幼聪敏,性沉静。稍长,读书既务实用,向往真理尤切。

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献身革命,生死以之。始学于黄埔军校,继攻于苏联陆大。

业成归国,戮力军事,埋头苦干,虚怀若谷。

虽临百险乐然不疲,以孱弱领军长征,倍见积极果决之精神。

中国红军之艰难缔造,实与有力焉。迨乎七七事变,倭寇侵凌,我军奋起抗敌作战,几过中原。

同志膺我军副参谋长之重责,五年一日,建树实多。

不幸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清漳河战役,率偏师与十倍之倭贼斗,遽以英勇殉国,闻得年仅三十有六。

壮志未成,遗恨太行,露冷风凄,恸失全民优秀之指挥。隆塚丰碑,永昭坚贞不拔之毅魄。

德怀相与也深,相知更切,用书梗概,勒石以铭,是为志。

第三件事是为左权照顾女儿。

左权去世后,刘志兰在陕北公学工作,左太北常常会被放在彭德怀家。彭德怀性情刚烈,但对小太北却特别有耐心。

左太北曾回忆说:“彭伯伯和浦阿姨说我小时候特别倔,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时候他们不让我干,我就哭,在地上打滚,怎么劝我也不成,浦阿姨说没办法,他们俩就出去,等会儿听屋里没声了,进屋看我在地上睡着了,再把我抱起来。”

左权牺牲6年以后,刘志兰终于走出阴霾,和陈守中重新组建了家庭,这段婚姻也得到了组织上的祝福。

1957年,刘志兰选择和陈守中一起去内蒙古包钢工作,当时左太北正在北京读中学,她准备让女儿去住校。彭德怀知道后马上说:“住什么校?住我家里!”

于是左太北就被接到了彭德怀家里,彭德怀对她视如己出,资助她读书和生活,关怀备至。

有一次彭德怀回家时带了两件漂亮的雨衣,侄女彭钢非常高兴,她刚想选一件,彭德怀却走到了左太北的房间里,让她先挑。

左太北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让彭钢先挑吧!”

彭德怀却说:“没关系,谁先挑都可以。”左太北这才先挑了一件。

彭德怀把剩下的这件雨衣给了彭钢,但彭钢却有意见了,她说:“这都是人家挑剩下的,我才不要呢!哼!”

彭德怀于是耐心地解释说:“太北的爸爸已经牺牲了,妈妈又不在身边,我们是不是应该照顾她呀?”在彭德怀的劝说下,彭钢这才不生气了。

如此两位将军都已作古,但青山依旧,山河无恙,他们在中华大地上谱写的这一曲曲动人的传奇,并不会被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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