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希望这一年，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下，这一年许多中央领导人都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其中邓小平来到位于京郊的顺义县调研。
4月7日，邓小平到达顺义，他在这里进行了整整15天的调研，走访了十几个社队，以蹲点、座谈、访问等形式，详细了解农村实际和干部群众的情况。
在调研过程中，最让邓小平关注的问题就是公共食堂。4月15日，邓小平召集县里几个大队的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进行座谈，他在座谈时问大家：“公共食堂是吃好，还是不吃好？”
因为当时中央明确规定“一切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应该办好公共食堂”，所以参会人员都不敢说公共食堂不好，而是违心地大谈食堂的好处。邓小平知道大家没说真话，便鼓励大家说：“公共食堂是个大问题，现在群众议论很多，要注意一下。”
邓小平的妻子卓琳因为已经在上辇村的社员孙旺家里住了一个星期，了解食堂的实际情况，她对邓小平说：“上辇村吃食堂是假的，由食堂分粮食，社员自己回家做饭吃才是真的。”
邓小平听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说：“你们上辇村的干部对共产风、平调风顶得好，锅、碗、瓢、盆没有被刮跑，锁没有砸，门没有拆，是很好的事，而且你们村把生产搞上去了，粮食单产1959年达到540多斤，比1958年提高60多斤，副业收入3万多元。社员生活水平提高了，对国家的贡献也大了，你们的好经验应该总结一下，推广下去。吃食堂光荣，不吃食堂也光荣，吃不吃食堂要由群众决定。”
第二天，邓小平来到牛山公社的白庙村考察公共食堂，发现食堂停火，一片荒凉景象。随后邓小平又深入农户访问，他看到一位老大娘正在喂羊，但家里的猪圈却空着。邓小平问老大娘：“您养羊，为什么不养猪？”
老大娘没好气地说：“还养猪，人还没的吃呢！”
邓小平深感问题严重，他马上召集社队干部开会说：“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以前不管是中央哪个文件上说的，也不管是哪个领导说的，都以我现在说的为准。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
4月21日，邓小平结束了对顺义的调研，他在听取县委书记汇报工作时说：“现在食堂是过渡时期，可以自由一下，不愿意在食堂入伙的就可以不摊工分了，还要很好地研究一下，食堂种的菜、养的猪对不入食堂的户怎样分配的问题。”
邓小平说出了顺义县的干部群众心里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有了他的拍板，上辇村第二天就有250多户退出了公共食堂。
邓小平回到北京后，在5月10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汇报自己调研情况的信，他在信中说：
现在实行三七开供给制，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废除这种供给制，只对五保户和困难户补助部分实行供给，可以更好地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性……关于食堂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能像供给制一样一刀两断地下决心，要走群众路线，完全根据群众自愿。吃食堂，不吃食堂的都给以便利。
5月13日，毛泽东批准了邓小平的这份报告。
1961年初，安徽省在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推动下，每个县都搞起了一两个“责任田”试验点，一些社队则干脆自发地搞起了责任田。在不长的时间里，全省搞责任田的生产队达到了39.2%。当年年底，安徽全省取得了粮食大丰收。。
但在1962年初，曾希圣却因为“责任田”而受到了批判，这年3月，他被免去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1962年6月下旬，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责任田”的问题。邓小平在会上表态支持了曾希圣，他说：“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
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你说不好，总要有答复。对于分田到户要认真研究一下，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
这年7月7日，邓小平又公开说：
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说的是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
这就是邓小平著名的“猫论”，这番话充分显示了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后来曾希圣听到邓小平的话后，激动地说：“小平同志的意见，是对‘责任田’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中国农村改革，有了小平同志这位帅才，肯定是大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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