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IT时报记者 孙妍 孙永会
编辑／ 郝俊慧 孙妍
2004年～2024年，《IT时报》已走过20年。这是中国高速发展的20年，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岁月。我们用纸墨镌刻科技进程的璀璨印记，以字句讲述创新的故事，让最有价值的资讯激发深邃的思考，与时代脉动保持共鸣，与城市更新共同成长。《IT时报》创刊20周年系列报道将持续推出，回望这幅生动立体的科技变革画卷。
2006年5月15日《IT时报》
“今天正好是我守电话亭满31年。”2024年5月8日，82岁的沈玉琇像平日一样坐在家门口的电话亭内，透过两扇窗户，看着早晨人流稀少的福州路，思绪被拉回到1993年的5月8日，那时的她并不知道，自己会守着上海最后一座传呼电话亭。
“303室刘阿姨，你女儿长途电话来了，快点！快点！”“502室王家爷叔，你亲戚来电话了，喊你去吃喜酒。”20世纪90年代，上海里弄里经常穿梭着几位阿姨叔叔，手拿扩音喇叭，或回来上下楼敲门，奔走通报来电信息，他们是“公用电话传呼员”。
30年间，“最后的传呼员”沈玉琇见证了公话亭最繁忙的“网红时代”，一个月五部电话营业额竟高达5000多元，手拿拷机在公话亭前大排长龙是属于那个时代的潮流。
20年间，《IT时报》1000期报纸中，公话亭一直是那个承载着通信发展与人间故事的存在。虽然有人值守的传呼电话亭只剩下最后一座，但上海街头依旧随处可见无人值守的公话亭，从1G到5G时代，它们的外观和功能一直在发生着新的变化，不仅承担了应急通信的功能，还能打车、充电，甚至变身为5G微基站，成为全球争相效仿的城市基础设施焕新案例。
上海最后一座传呼电话亭
2019年，位于浦东大道2511弄的传呼电话亭关闭，值守人吕树生以为，自己送走了上海最后一座传呼电话亭，慨叹不已。
没想到的是，一年后，他竟然在福州路上偶遇了一家尚在营业的传呼电话亭，这位最后的传呼员便是沈玉琇。
上海最后一座有人值守的传呼电话亭，位于福州路614弄。
八旬老人坚守31年
沈玉琇：会一直守下去
5月8日早晨9:00，《IT时报》记者来到位于福州路614弄的最后一座有人值守传呼电话亭，不见值守人，只见到三部公用电话机被一块毛巾整洁地盖着，有两部电话机已经故障，但仍被擦得干干净净。“智能电话站”的“智”字已经脱落，与小区保安亭共用，保安说：“老太太叮嘱过，千万不能让人碰她的‘宝贝’，只要有翻动的痕迹，她都能看出来。”
本以为沈玉琇出门旅游了，没想到9:00刚过，一位打扮清爽的老太太向电话亭方向走来，头发梳理得相当精致，颇有上海“上只角”的范儿。“这就是沈奶奶。”保安提醒道。
“我记得牢牢的，我是1993年5月8日到电话亭的，正好31年。”见到记者，沈玉琇兴奋地回忆起这段“电话亭情缘”，故事的指针调回至20世纪90年代。
1993年，曾在童装厂做过会计工作的沈玉琇被居委会派来电话亭，负责记账，在退休后发挥余热。早期，传呼电话亭共有5人上班。“有早班和中班两个班次，早上是上午6点到下午2点，下午是2点到晚上10点。”沈玉琇仍然记忆犹新，彼时的电话亭前有三路公交车，很多人从公交车上下来，就急匆匆地来电话亭回复“拷机”的信息，亭外常常排起“大长龙”。
1989年2月，北京东路上的老公话亭
5部电话，一个月的营业额就多达4000~5000元，每个传呼员的月薪最低有300元。“现在的营业额一个月也就四五十元，但现在收入‘三分钱’也没有，就是为了排遣下孤独。”沈玉琇打趣道。现在，她的“上下班”时间不固定，如果没事，会从上午9点坐到晚上8点多才回家。
三十余年来，电话亭的收费价格没怎么变过。沈玉琇的坚守，为了一个诺言，也为了一口气。“你不要把电话亭放弃了，哪怕一分钱没有也是没关系的。”她动情地回忆起了丈夫临终前对她说的话，“他是怕我会有一种孤独感。”在这一方小小亭子里，沈玉琇和电话亭每天“目睹”路上形形色色的人，也倾听过许多故事。
热心肠的她时常帮助别人。曾经，有一位女生打着电话就哭起来，沈玉琇打听下才知道，这位女生从黑龙江到上海来，跟爱人吵架负气出走，身上没多少钱，沈玉琇就决定收留她过夜。邻居提醒她：“不要随便相信别人，小心人家把你的首饰和钱都卷走。”但是，沈玉琇将这位姑娘收留了一个月，甚至还为她的工作签字当了担保人，招工单位一听是电话亭阿姨作保，当即便同意了。
隔壁的老半斋面馆、不远处的上海书城，福州路上，随处可见支付二维码，只有沈玉琇依旧只收现金。“昨天有人打了20多分钟电话，只给了2元，有时候人家没带现金，要手机付给我，我用不来手机支付，也就不收了。”说着说着，沈玉琇坦然地笑了。
时下，沈玉琇和这座电话亭的故事还没结束，“我会一直守下去，直到守不动。”
最后两位值守人命运般偶遇
九旬吕树生：如果可以我会守到100岁
记者多次拨打吕树生的手机，无人接听，后又尝试拨打他家里的座机电话，结果没响几声便接通了。听到记者询问传呼电话亭的事，吕树生沉默了半晌，只说：“手机用不习惯，还是电话机顺手。”他在家门口贴了座机电话号码，用作门铃，这也是曾经传呼电话亭值守人的执念。
2019年8月31日下午2点，吕树生值守的传呼电话亭结束营业。浦东大道2511弄小区门口的电话亭被水泥和砖头一点点砌起来，吕树生没来得及拿走一部橙色的公用电话机和那块搪瓷的“公用电话”招牌，24年的时光也随之尘封。他偶尔还会到原来的电话亭门口坐坐，跟邻居聊聊，但不愿再多提起传呼电话亭的故事。
“如果可以，我会守这个电话亭到100岁。”吕树生一直憋着一口气，原以为上海最后一座传呼电话亭是在自己手上关掉的。
直到有一次，吕树生到福州路老字号老半斋吃面时，竟然意外发现了一座尚在营业的传呼电话亭，他激动地询问：“女同志，现在还有没有人打？打的人还多不多？”
这次命运般的偶遇后，吕树生和沈玉琇互留了电话，偶尔还会联系，一种使命似乎也在两人之间完成了传递，今年92岁的吕树生松了那口气。
2018年，浦东大道2511弄传呼电话亭关停前一年，《IT时报》第一次采访了吕树生，他跟记者详细回忆起这座传呼电话亭的老时光。
1995年，1张电话局颁发的公用电话承办证，4部公用电话机，3位专值传呼员，这座服务社区200多户居民的公用传呼电话亭就开张了。
吕树生老伴是电话亭最早的管理员兼传呼员，最忙的时候，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为了让老伴能回家吃口饭，吕树生就会作为临时传呼员“替班”。
最高峰那几年，4部电话的总账单高达1400多元，传呼员的收入按传呼次数来算，传呼一次3毛钱，每人月收入能达到300元，相当于传呼1000次。
传呼电话亭未封前，墙上还悬挂着“上海市公用电话价目表”，详细记录了当时的话费标准：市内通话0.5元/分钟，国内长途电话1元/分钟。
一通电话费就能买一份大饼油条，电话费并不便宜。传呼员必须对200多户居民的具体位置了如指掌，到楼下拿着喇叭喊，采取“近接远拨”的方式，住在前几排的居民来电，不挂电话，等传呼员喊来接听，住在后几排的居民来电，先挂掉，等居民到了电话亭后再拨回去。
十多年前老伴去世，吕树生便接了班，继续看护公用传呼电话亭，跟沈玉琇一样，守着的是对另一半的承诺，也守着这个小区里的“信息中心”和“感情中转站”。
老伴生前购置了一台冰柜和三部血压计，夏天，居民纳凉时可以随手买到绿豆棒冰、赤豆棒冰、盐水棒冰……生意好的时候，一年也有上万元收入。冬天，老人们会搬出椅子在电话亭外边晒太阳，边交换信息，附近的老人也常会来这儿免费量血压，人多的时候还排着队。
时间来到2018年，电话亭的生意已经非常冷清，一个月的电话账单不足50元。吕树生还是一周6天、每天8个小时守在这里，来打电话的人很少，往往是老人出门忘带手机，打公用电话交代家里人关煤气、下雨收衣服、送把伞，一些来沪打工的外地青年也会偶尔来打电话回老家。
吕树生放不下的，是那里所有的时光。原本以为画上了句号，但是电话亭的故事却仍在继续。
上海的公话亭故事仍在继续
沈玉琇坚守31年的是上海最后一座有人值守的传呼电话亭，上海街头更多留下了无人值守的公话亭。
2900多座公话亭仍旧温暖着这座国际大都市里的全球旅人，弥平着老年人与这个高度数字化世界间的鸿沟。
2006年变身信息亭，2011年变身WiFi亭，2018年变身悦读亭，2020年变身5G微基站，2021年变身浓缩百年党史的红色公话亭，2021年变身可打车的数字公话亭，2023年变身Hello老友亭，上海全市公话亭都可免费拨打电话。
近年来，上海公话亭的数字化变身越发频繁，小小红色公话亭，承接了越来越多的城市便民服务，似乎在说：“看我72变！”
拍过全球十多城的公话亭
黄逸捷：只有上海还在变
走进中国通信服务上海共联公司数字集成应用分公司的院子里，一辆黄色的重卡吸引了《IT时报》记者的眼球，它载过全上海所有的Hello老友亭。这家公司的前身是上海市公用电话公司，负责运维全市公用电话亭，走进公司的仓库，记者见到已经“退役”的老式IC卡公用电话机，一旁是增添了无线模块的最新款公用电话机，也就是如今Hello老友亭的同款话机。
中国通信服务上海共联公司总经理助理、数字集成应用分公司经理黄逸捷不仅是一位公话亭的运维“守护者”，也是一位公话亭爱好者。在他的手机相册里，装满了公话亭的照片。
黄逸捷拍过全球十多座城市的公话亭，除了上海，还有中国香港、哈瓦那、墨西哥城、墨尔本、曼谷、悉尼、阿布扎比、瓜纳华托、布里斯班、蒙特利尔等城市。“见过那么多公话亭，其实中国绝大多数城市的公话亭都已经‘退役’，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没有开发那么多的公话亭新用法，只有在上海，随处可见，还在升级迭代提供更多服务。”黄逸捷表示，现在国内公用电话机的生产商只剩下一两家，像沈玉琇使用的那种计费公用电话机更是难以找到配件。
人手一部手机，公话亭门可罗雀，全世界都面临同一个难题：难道就让公话亭默默退出历史舞台？上海给出了一个新答案。
2020年，《IT时报》记者率先报道上海电信在公用电话亭顶端安装5G小微基站，为5G建设补盲，这在全球尚属先例。不仅快速引来国内800多家媒体报道，还引得多家国外媒体的争相报道。
当时，上海电信首批建设100个左右的5G电话亭，为的是解决5G基站覆盖难题。5G单基站覆盖范围小，需要建设更多小微基站来为5G宏站补盲，但在上海市中心很难选址，于是上海电信想到了复用公话亭，降低基站建设投入成本。
彼时，《IT时报》记者在淮海中路等上海闹市区实测，5G电话亭周边的5G网速可以达到800Mbps左右，是4G网速的10~20倍。
2020年，上海市政府明确将公话亭保留下来，原则是总量控制、布局优化、功能提升、模式创新。从这一年开始，上海公话亭便开始快速地变身，成为上海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公话亭改造成5G小微基站的变化非常重要，这个老物件真正贯穿了1G到5G。在某次展会的上海电信展台上，我站在一条从1G到5G的时空步道，就这样想过。”黄逸捷说，共联公司深度参与了上海电信5G公话亭的改造。
他将公话亭比作通信行业的“消防栓”，是城市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据上海电信统计，每年从全市公话亭拨出的报警、火警和救护电话还高达10万次，是应急通信的重要载体，为城市中的每个人拉起最后一道通信防线。
150年的上海“老友”
市民：“IC卡在手，万事不愁”
上海最早的电话亭，要追溯到1882年，在沪英国人皮晓浦从十六铺到正丰街铺设了一根电话线，两端各设一个通话室。一些赶时髦的上海人花36文钱，相约在两端说说笑笑。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就像小说《子夜》中冯云卿那样的小股民都用电话来打探消息。上海最早的投币式公用电话亭是1932年美商上海电话公司安装的，当时投的是特制的角币，不利于流通。
改革开放后，上海新建10000多部“零次户”公用电话。1992年，最早的磁卡式电话亭诞生于上海外滩，后又演变为2000年后的IC卡电话。
2003年开始，上海全市公话亭大发展。到2006年最高峰时期，上海的公话亭已达10000座。
也就是在这一年，《IT时报》大篇幅报道了上海公话亭升级为“IC信息公话”，拨打114可以提供指路、订房、餐饮订座、房产租赁查询、订票等服务，仅收0.2元/分钟。拨打160声讯电话可以提供餐饮娱乐、教育咨询、驾车导航、旅游指南、医疗服务、娱乐天地、招工信息等服务，信息费1元/分钟，通话费0.2元/分钟。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用户回忆起来，当时公话亭最火的信息服务是导航，大家都养成了“迷路就找电话亭”的习惯，可谓是“IC卡在手，万事不愁”。
受到世博信息亭的启发，2011年，上海电信将闹市区的500座公话亭改造成了WiFi亭，找到电话亭，就能连接ChinaNet WiFi上网。
公话亭不仅是可以展出艺术作品的街头美术馆，也是提供片刻书香的微型图书馆。2018年，上海市民发现，公话亭不仅可以打电话、WiFi上网、给手机充电，还能读书、借书。现在，市民们还能在徐汇区看到“悦读亭”，这个项目当年由徐汇区政府联合上海电信推出的。
能挂号也能刷脸叫车
上海公话亭：看我“72变”
从2020年变身5G小微基站开始，公话亭就加快了“72变”的步伐，外观、功能都变出了意想不到的新花样。
2021年，在党的诞生地、在红色通信的发源地，上海电信为公话亭换装，向党的百岁生日献礼：有的用大幅海报诉说着“党史故事”，有的变身“红色通信拍照打卡点”，如果看着还不过瘾，那么立刻抄起眼前的话筒，拨打“20210701”，就能瞬间接入那段历史，聆听党的百年回声……
这一年，公话亭的基本功能也开始朝数字化转变，可以刷脸叫车，可以帮老年人顺利叫车。
2019年开始，上海电信逐步拓展3分钟免费通话，手机丢了、没电了，都可以来公话亭免费拨打3分钟电话，一解燃眉之急。到2023年，上海全市3000座公话亭都能提供3分钟国内免费通话。
如今，上海仍尚存2900多座公话亭，其中600座是最新升级的Hello老友亭，这个包罗万象的公话亭开始担当起便民生活站，提供一键叫车、预约挂号、养老金查询、15分钟生活圈、AI照相馆、免费充电等服务。
下一步，上海电信会推动Hello老友室内亭，除了上述基础功能外，还能选配功能，可以在校园、机场、酒店、社区服务中心等场景开发新应用，比如提供反诈宣传、街镇新闻、社区场馆预约等新功能。
在上海这座世界人口数量排名前三、中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超大城市，健康医疗、数字助老、便捷出行等基础公共资源面临总体供应不足、区域分布不均的特点。老年长者、残障人士、青少年儿童及外来人员等，从这位街头的“百年老朋友”那儿，感受到了一丝城市的温度。方寸之间，是一个个信息集散地，万千隐秘、四海乡音都在这里汇集，多少烟雨中，你想起给亲爱的Ta打一个电话。
排版／ 季嘉颖
图片／ IT时报 费锋 采访对象 东方IC
来源／《IT时报》公众号vit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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