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彼此冲突的经济理论对于外界来说却极具威胁性。除了那些获得过经济学学士学位的知识分子，其余大部分普通民众都会被这些争吵吓得呆若木鸡。他们被迫被动倾听这些专家的激烈辩论，几乎完全不能理解他们所使用的专业术语，更别说对孰是孰非做出一个理性判断。这种无知的障碍扭曲了所有需要用经济专业知识去理解的政治疑问，用科学的抽象概念麻痹了本来稀松平常的经济讨论。
不过有关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难题可以通过一个相对更加简单的方式加以解决，即一个可以绕过经济学家晦暗艰涩的专业术语的办法，从而找到更加广义的答案。这个方法就是透过历史看问题：美国过去处理通货膨胀的经验是否会帮助美国民众理解自己目前的切实经历呢？
有关这个课题，记忆是会产生误导的。每一代人都会恋旧地向后看，想象着前一代人的生活会更加简单、更少苦恼，当然，也包括生活成本更加廉价。我们可以用一句著名的俏皮话来表达人们的这种怀旧渴望：“这个国家最需要的就是一支5美分的好雪茄。”现代美国人会深切怀念自己生活中还出现过50美分的电影票、赫尔希酒吧卖出的10美分美酒和不到3000美元可供全家人出游的雪佛兰汽车。
对廉价的无比怀念模糊了通货膨胀的真实发展史。20世纪70年代末，虽然物价已经飞升近20年的时间，但还远不至于走到最糟糕的境地。尽管1979年时的通胀率已经超过13%，并足以拉响警报，但还远不及1947年的14.4%、1918年的超过17%和1864年的27%。
美国的历史发展并不总是平静和繁荣。物价总是涨涨落落，且每次涨落都会带来极具破坏性的后果。纵观整个美国史，只有几个有限的时期可以称得上是“物价稳定期”，而每次平静日子的到来都是以许多普通百姓遭受灭顶之灾作为代价，即物价和收入都同样低得可怜。
如果历史学家能够在整个美国历史背景下仔细核对物价的涨落数据，就会发现其具有一个明显的运行模式。到底是什么引起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急剧上升之所以会反复出现，暗藏在这些经济创伤之下的致命因素其实并不是经济，而是政治，即美国政府做出的某些选择，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美国政府拒绝做出的某些选择。我并不是说政府是在蓄意策划引发物价的爆炸式上涨，但周期性爆发的极端通胀现象明显是在政府做出某些决策之后发生的。
美国历史上多数时间的物价涨落都维持在适度水平上，但其中有6段明显的“插入式”时期出现了物价的突兀型飞涨，如果在美国整体通胀历史的图表上看，这6段时间的物价走向是呈急剧上升的尖形曲线
（参见附录A）。历史学家不免会问：这些历史时期内究竟发生了什
么事件会导致通货膨胀急剧恶化呢？
第一次通胀恶化发生在共和政体诞生之后，即美国独立革命战争爆发后出现的通胀横行，尽管搜集而来的有关这段时期的物价数据并不可靠，但那段令人记忆犹新的创伤却留下了一个口口相传的口头语
——“一文不值”；第二次通胀高峰发生在1813年至1814年，当时年轻的美国正在进行并完成与英国的残酷战斗，即1812年战争；第三次通货膨胀的爆发最为严重，当时是19世纪60年代，林肯当选美国总统，整个美国被卷入一场血腥且代价惨重的南北战争之中；第四次比较深刻的通胀爆发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第五次则爆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最后一次，也就是目前这场通货膨胀发生的最开始，则是与越南战争“相依为命”。在这6次通胀爆发期中，只有最后两次是伴随长期且疼痛的通货紧缩期，即物价陷入最低潮的时代。通货紧缩并不为现代美国人所熟悉，除了某些仍然记得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的老人们。但物价的回落依然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让美国人承受了更为混乱的折磨：银行倒闭、企业破产、农场无法被赎回、工人的普遍失业，以及人民的极度贫穷。
这些简单的历史事实可以为以上问题提供一个直截了当的答案：国家一旦经历战争，致命的通货膨胀就会发生。当然这还不能完全解释根本原因，因为每段历史时期都有其不同的具体因素，但所有这些通胀“插曲”都是发生在同一种政府行为之后——鼓动全国支持战争，然后开支远远超出税收。每一次战争，从独立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林肯到林登·约翰逊，美国政府都会亲眼目睹将整个民生作为赌注的巨大危险。这些战争中的美国政府实践了其他时候不敢去实践的事，其所付出的代价也远比战争的意义更大，不管是否需要赢得这场战争，也不管美国政府到底该如何为这些战争“埋单”，总之战争之后要疲于应付的永远都是其造成的经济后果。
战争时期所做的政治抉择永远都丑陋无比。从理论上讲，政府仅仅通过增加税收就可以达到为战争埋单的目的，但这却会严重影响民众对这场战争的支持率。林肯、威尔逊、罗斯福和约翰逊都曾经选择增加税收，但他们又全都不得不在赋税收入中降低战争经费比例。与害怕增加税收会导致美国民众反对越南战争的林登·约翰逊一样，亚伯拉罕·林肯也十分担心额外税收是否会加剧人民的苦难和内战中的牺牲，从而导致战争更加恶化。或许将林肯的挣扎与林登·约翰逊在印度支那战场上的拼死冒险相提并论有些不妥，但二者的相同点却是两场战争都造成了相同的经济后果。
对于每一次会危及国家安全的巨大危机，联邦政府都会用借钱的方式支付战争费用。其会大量积聚政府预算中的战时财政赤字，然后卖出国库券，覆盖新债务。在林肯时代，其解决战争经费的方法则更
加直接：国民政府只需印钞票，即被称为“绿币”（greenback）（林肯时期授权财政部印发具有完全法律效力的货币，支付士兵的工资。这种货币完全没有金、银等货币金属做抵押，并在20年里提供5%的利息，打破了政府必须向私人银行借钱并支付高额利息的惯例。）的近
5亿美元新货币，然后将其用在战场上。
每一次战争之后都会立即出现经济的大幅度增长和紧接而来的通货膨胀的突然性爆发。找出历史事件中的相同点很容易，但要想解释政府的财政行为何为会“传染”给物价却并不那么容易。经济学家自己也在深入讨论这种“联动装置”的运作程序。有些人认为是战后压力对实际经济产生了影响。当人们回归对和平时期的向往，其被长期压抑的对国内商品的需求就会超过实际经济的生产能力：这种突发性的商品短缺会导致高物价的产生。而有些人则强调货币供给的角色，即认为政府会扩大货币供给量，以弥补政府的战时支出，从而有财力实现大规模借贷。战后环境下的货币供给极易满足经济发展，但结果却会造成通货膨胀。与经济学中存在的诸多分歧一样，对于非经济学家来说根本没有必要在各种解释中挑挑拣拣。也有可能二者都对，政府的财政政策及其货币政策与经济过度发展及其造成的物价飞涨就是在相互作用、彼此影响。
现代通货膨胀的急剧恶化因其前所未有的长期持续性而表现出独一无二的特征，因而也更加令人困惑。目前的物价飞涨很明显是始于1966年的越南战争，但和其他每次“插曲”不一样的是，它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持续几年后就被成功遏制。通货膨胀已经持续10多年，而且即使是在和平时期和经济相对宽松的环境下也依然如故。这场发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通货膨胀并没有以往那么严峻，但却异常顽固，且呈现出比历史上任何一次通货膨胀都更为复杂的趋势。
消费价格指数与1967年相比上涨了100点，1970年的CPI指数为116，1975年时为161，4年后的1979变成217。美国内战期间，CPI指数几年内曾经翻了一番，但当时林肯是在带领美国人民打仗；而这一次，不到20年的时间里CPI指数就已经上涨近3倍，而且美国一直处于和平期。
我们不得不要转回头看一下这个历史问题：现代战后时期爆发的这场空前通胀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从本质上来说，答案很可能是政治。正如经济历史学家沃尔特·W·罗斯托（WaltW.Rostow）曾经说过的，世界范围内殖民主义统治时代的结束势必要催生大批新独立国家的产生，而其中大多数都是贫穷且不发达的国家，在与西方工业国家缔结贸易条款时底气稍显不足，包括美国。这意味着贫困国家在卖给富足国家原材料时会稍微抬价，诸如铜、咖啡，当然在这种全球力量新面貌中最值得讨价还价的还是原油；而原材料进口价格的提升势必会推动国内物价的上涨（尽管大多数稍不发达国家在讨价过程中依然处于劣势地位，并且仍会抱怨深受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过度盘剥）。
另一种新型政治状况是经济大萧条留给美国人的鲜活记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任何政治派别都不想再冒险重复30年代的苦难，这种全民性恐惧促使美国的政治决策者走向一个相反的方向，即追求经济增长、接受通胀风险。事实上，二战后的现代美国政府在经济管理方面取得的巨大胜利正是美国人民不必再忍受破坏性的通货紧缩，而这种紧缩通常会伴随先前几次大型战争的发生。
这其中还存在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与苏联的冷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经济从未在真正意义上重返和平时期的增长速度，虽稍有改善，但很快就在全球紧张局势的影响下“被打回原形”。在接下来的30年时间里，在与苏联冲突不断的威慑力的影响下，美国一直处于备战状态。因此这与先前美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段战后和平时期都截然不同，军队始终处于随时投入战争的集结状态，美国政府从国防工业企业那里不断购买大量现代化武器，从而导致军备激增。冷战时期的国防开销是当时美国经济产出的最大份额，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使个人收入得以增长，但同时却也伴随着其他不正常的欲望。
尽管美国军方一直在“蠢蠢欲动”，但当时整个美国表面看上去已经重返一派祥和的繁荣盛世，所谓和平时期下的美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不断产出和消费各种消费品，美国家庭的生活水平也已经达到小康甚至是奢侈水平，这是前几代美国人做梦也想不到的：郊外的新别墅、厨房内令人眼花缭乱的电气用具，还有车库里的崭新轿车，有时甚至还可能是两辆。当时的美国人曾短暂享受着两个世界里的极限快乐，即和平时期里的幸福和经济战争中的活力。
尽管伴随通胀风险和其他危机，但此时的美国的确算得上是盛世，即社会与经济飞速发展且呈现出异常繁荣的伟大时代。战后岁月的经济增长造就了美国生活中新富足和新公平标准的诞生，虽然剥削现象并未被彻底根除，却在明显减少；在这段繁荣期里，美国社会感到已有足够信心去处理长期存在的不公平现象，尤其是种族歧视问题。当然，联邦政府对野心勃勃的经济目标的追求充分感染了整个美国社会，大型跨国集团也开始将触角伸向世界各地，成为美国在全球新势力范围的标志。军备开支的膨胀在这种全民冲动的背景下似乎也变成了理所当然的扩张。美国是整个世界的新领导人，正在建立令人难以想象的最大规模的兵工厂，美国军队正踏上世界范围内更多的海外领土。一切看起来就好像是美国政府会连续数年向美国人民提供和平和战争“二者皆繁荣”的盛世。
然而，这种“二者兼顾”的错误选择迟早都会在美国经济发展和政府资产负债表中有所体现。有关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越来越大的问题并不简单，而是远比看起来更为复杂。毕竟尽管数年来新赤字一直存在，但与国民经济规模相比，美国国债总量实际上一直是在萎缩，这是美国经济健康的表现。每次年度预算中都要在国债总量中加入适度的新赤字，但美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远比政府借贷的速度快得多。1945年因二战中战争费用出现激增的政府赤字使美国国债占到年国民生产总值（GNP）的119%；到了1960年，变成仅占GNP的58%；1969年又下降至40%；而1974年则仅占国民经济产出的35%。
接下来历史的发展出现逆转。1975年，二战后美国国债增长速度第一次并未如期那样低于经济增长速度。起初这种新趋势来得温情脉脉，并不像战时国债高筑那样来势汹汹，但这种奇怪现象却在日益严重。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政府由保守主义者执掌政权，然而其并未像保守主义者那样适度调整财政不平衡，反而是使国债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长。截至1984年，国债占GNP35%的低比率一跃上升至45%，回归1962年的水平。21也就是说，美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已经开始呈现出只有战时才会出现的财政状况。
这些数据并没有引起政治讨论的注意，但此时美国政治家反复追究的都是同一个重要问题，即美国公民应该优先考虑哪一个？这个在和平和战争中间做出的一个基本选择涉及到的是政治价值的问题，而非经济理论。据说冷战已威胁到美国民生，那么国防开支就必须得到优先考虑。但反对的人声称苏联的威胁不过是夸大其词，美国军备开支过于铺张浪费，政府应将资源转移到国内经济发展上来。双方阵营的力量都很强大，且各执己见，力争自己的观点占上风。但从实际来看，一种政治共识已在二者之间形成，双方都心照不宣，历经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政权，历经民主党和共和党执政，在超过30年的时间里，美国政府不会在战争集结和和平开支中做出明确选择，因为它不会丢掉任何一个。
1979年秋，保罗·沃尔克在演讲中对听众说道：“历经多年的通货膨胀，如今我们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样的话对于每位美联储委员，甚至是对于那三位仍不情愿对贴现利率做出微调的委员来说，意思再明确不过。然而在9月下旬，这些委员对美国经济逼近衰退的担心却因贸易部传来的一份新经济数据而发生逆转。尽管存在种种预测，但美国经济并未如预期的那样陷入萎缩，反而再次出现加速增长的态势。
并且，尽管美联储一直在通过提高利率的方式逐步扭转局势，但银行体系实际上一直在加速扩大其信贷业务。银行信贷业务的扩张已达到每年超过20%，正如美联储官员从焦急的银行家那里听到的，大多数新借贷的产生全部流入到投机风险项目之中，即企业人和个人借钱的目的是为了购买价格正在飞涨的商品，这种风险项目包括对黄金、白银和房地产的投机。他们是在下赌注，认定通货膨胀会让这些商品的价格越涨越高。而比较明智的投资人则选择卖掉这些商品或其他可见实物，以还清贷款，达到迅速获取利润回报的目的。
投机似乎也并不是多么危险的赌注：美国的整体通胀率已逼近13%；油价已拉响警报，仅一个月的时间就上涨了6%有余，而年通胀率已逼近80%；金价在一个月的时间内飞涨28%，刷新历史新纪录
——每盎司411美元；同期银价也飙升至令人难以置信的每盎司16.89
美元，上涨了53%。
“1929年的鬼魅又浮现在我和其他几个人的心头，”委员科德韦尔说道，“看吧，美国正濒临爆发极度通货膨胀的边缘。”
这样的话虽然听起来像是对世界末日的预言，但其实狂热的借贷和买入不过是在孕育一种典型的投机泡沫，只是经济史上周期性出现的“狂躁症”之一。市场已经不再与实际价值接轨，而是向前纵深投向一个不断攫取的“狂欢宴会”。无论是股票还是债券，无论是大型城市的小角落，还是佛罗里达未开垦的大片沼泽地，所有投机泡沫其实都来源于一种信仰，即购买者确信：几天、几周或几月后他们将变成卖方，然后从这些卸掉的商品包袱中获取利润。然而泡沫永远注定要破灭：狂热会退去、价格会大幅度下跌。然后投机者会被迫以损失利益为代价低价卖出商品。他们失败了，那么借钱给他们下赌注的银行也会随之倒闭。这就是1929年发生在华尔街上的大致情况：金融投机者的泡沫投资破裂，股票市场瞬间崩盘。
处在这种极度焦虑之中的美联储新任主席保罗·沃尔克开始打电话给各位委员，一个一个地找他们谈话，试图让他们接受自己的新理念。早在上任最初，沃尔克就已指挥美联储高层官员开始针对美联储基本运行机制进行技术性研究分析，当遭遇9月18日4∶3投票结果的尴尬境遇之后，沃尔克开始逐步强势推出自己的管理理念。这位新主席婉拒某些同僚的建议，不仅提倡需对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货币供给政策做出彻底改革，还提议采用货币主义者的解决办法——对，那些对美联储义愤填膺的批评家所拥护的理论。
当沃尔克偶然走进委员亨利·沃利克的办公室时，这位委员礼貌却直言不讳地坦承自己并不同意主席的提议。沃利克的办公室就在大理石走廊的拐角处，与沃尔克的办公室相隔不远，屋内阴暗杂乱，不像其他人那么整洁，到处都是摆放凌乱的书架，上面堆积着文件和书籍，空气里隐约弥漫着老雪茄烟的味道。办公桌的上方低低地悬着一盏吊灯，沃利克总是坐在这张桌前办公，手指不停地抚摸着一根长长的雪茄，有时还会戴上绿色的遮光眼罩，就是图书管理员经常戴的那种，以保护较弱的视力。这位美联储内部最年长的委员看上去就像是和蔼可亲、行为古怪的教授，喜欢独自一人窝在办公室里，和许多书待在一起做与世隔绝的研究。
其他委员的办公室看起来则更加明亮，也不像沃利克的办公室那样好像拒人于千里之外。但包括主席沃尔克在内的所有美联储委员的办公室充满的则是更偏重于学院风格的味道，而不像是冰冷且强势的政府决策者的办公地点。每个房间都有覆盖一整面墙的书架，都有一个温暖的壁炉，被端庄地镶嵌在黑色大理石墙内，还有一张长沙发，周围摆着几把椅子。一般来讲，美联储主席是不会在这些委员的私人办公室里讨论公事的，美联储内部盛行的学院风气决定了委员之间始终隔着一段礼貌的距离，每个委员会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处理好自己的决定，完全不会受到来自其他人的粗暴干涉。此时沃尔克一对一的“采访”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这位主席认为即将要讨论的这个问题十分重要。
“这是一个魔鬼协定。”亨利·沃利克警告沃尔克。沃利克是这样解释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应加大力度紧缩货币
和信贷，沃利克说道，但不必要冒险采取一个新的运作程序，因为这会造成其自身的混乱。长期以来，货币主义者一直敦促美联储放弃对利率的关注，而是将焦点放在货币供给本身及美联储向银行体系提供的储备金量上，从而使利率自动跟随经济波动实现涨落。沃利克认为，这样做会造成利率的极度动荡，破坏金融市场和实际经济的稳定。
“如果让利率自行涨落，”沃利克预言，“那就必须做到有足够的能力驾驭它。如果经济强势，你就会遏制货币供给，那么利率就会上扬。但一旦经济出现疲软，你就必须想方设法让利率回落。这样一来，我们先是让利率保持在极高，然后又让其回落至极低，最后再让其恢复到极高。是的，你是控制了货币供给，但利率却会因此变得反复无常。”
“有时，”沃尔克的回答简单明了，“你必须学会与这个魔鬼周旋。”
当沃尔克把电话打给菲利普·科德韦尔时，这位美联储内部最强硬的“鹰派”人物表现得和沃利克一样消极。他几乎不能相信这位在他看来绝对不可能是货币主义信仰者的新主席竟然会真的拥护货币主义者的“阴谋诡计”。
“保罗，我不能理解，”科德韦尔说道，“你是想转而接受一个货币主义者的控制吗？”沃尔克点头。“好吧，我根本不可能赞同，”科德韦尔说道，“这会束缚住我们的双手，会让我们无法对货币做出基本判断。”但沃尔克则坚持表示想要试一试。
事实上，这位主席当然能够确信自己并不会在根本上改变美联储，他只是想让美联储的正统运作程序“更上一层楼”，即让“通过大幅度提高利率实现信贷紧缩”看上去更加完美。但这位主席却在美联储内部遭遇两难境地：诸如科德韦尔和沃利克这样的委员极力主张提高利率以遏制通货膨胀；可其他像帕蒂、蒂特斯和赖斯这样的委员则非常犹豫，他们不太赞同如此猛烈的行动。那么沃尔克能不能实现再争取2张或更多选票以支持提高利率的决议，并保证新增加的选票不会出现动摇呢？如果需要这样做的话，那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委员是不是也会出现一半赞成、一半反对的情况呢？从过去经历来看，美联储的决策者好像从来就没有产生过绝对多数的决定。因此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的确应该加大力度，”沃尔克坦承道，“但我可能遇到了麻烦，政策推行起来或许达不到令我们满意的程度。我一直推崇更正统的货币紧缩政策，但我却看到一些价值观正在发生改变，需要我们对自己做事方法的参数做些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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