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主义者的理论为沃尔克解决这样的两难境地提供了一个更聪明的解决办法：它只是一个面纱，遮掩着美联储强硬的货币政策。如果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对外宣称其不再过度干涉利率政策，而是开始关注M-1，那么当利率大幅度上扬时就会模糊公众对美联储过度干预利率的攻击。到时美联储委员就可以“虚情假意”地解释说：利率的上扬是基于“市场压力”的结果。从狭义来讲，这样的解释无可厚非；但从广义来讲，这就是一种逃避。“市场压力”导致的利率上扬其实正是直接来源于美联储紧缩储备金供给的行为。
正如一位地区储备银行行长所说：
“每个人都会说：‘看，是你们不让我碰的。’对于委员会来说，采取这种自愿接受又半自动调节的运作法则要比定期召开大会商议解决办法容易得多。这些决定不仅会招来外界的压力，同时也是美联储内部的压力。我们没有人真正知道为了遏制通货膨胀到底该将货币紧缩到什么程度，或者该将利率调整到一个什么水平。”
多年以来，为了控制储备金供给，美联储不得不拐弯抹角地处理3个M值。他们的储备金供给量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将其绑定在联邦资金利率上，即一家银行向另一家缺乏储备金的银行借出储备金的价格。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大会上，委员们首要关注的就是要将短期借贷利率锁定在一个什么水平，然后将其指示给纽约的开放式市场桌面并责成其达成目标。每天，随着货币市场压力的波动性变化，身在纽约的美联储下属管理人员要不停地买进或卖出国家有价证券，以达到不停注入或撤出储备金的目的，从而让联邦资金利率保持在既定范围内。
当联邦资金利率上扬时，其就是在对所有玩家表示紧缩信贷的时候到了，因此所有参与者都要进一步缩小信贷扩张。当银行看到联邦资金利率上调时，也就明白此时该适度调整自身的信贷业务，或者是加大力度转投货币市场以增加必备的储备金量。如果银行没有按此指示行事，那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就会一再调高联邦资金利率，直到确保银行体系准确收到这个信息。
对于货币主义者来说，这样的做法就是在倒退。他们抱怨美联储总是在事情发生后用一种过度放任、间接迂回的方法做出回应。而一个简单直接的方法才更有力度，即直接以其提供的储备金供给量为目标，然后坚守这个目标不动摇。
米尔顿·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理论的主要“讲师”，针对货币主义者为何认为美联储行为错误他给出了一个明白易懂的解释：
“假如我想控制全美国的汽车产量。我能用的办法有两个。我可以说：‘我会尽力找到一个促使人们购进大量汽车的合理价位。然后将汽车价格锁定在这个价位上，试着售出全部我想要卖出的汽车。如果发现人们的购买量仍然多于我希望卖出的数量，那么我就会提高汽车价格。’
“还有一种方法。我可以说：‘嗯，没有钢铁你就无法生产汽车。我会限制用于汽车生产的钢铁总产量，然后让汽车价格在市场上随意浮动。’这就是最终能够限制汽车产量的两种办法。
“货币数量也是如此。一种可以限制货币量的方法就是可以说：‘让我先试着找到一个人们会因此想要持有或花费的货币量的利率水平。’然后我就会尽力将利率维持在这个水平上。或者我也可以说：‘人们借贷行为的原材料就是储备金，即高能货币。那么到底需要多少这样的高能货币来支持我想要控制的货币量？’我就会提供这个数量的高能货币。这与限制原材料钢铁的产量是一样的。
“从原理上讲，如果我足够了解经济学，那么就会知道这两种方法实际上是一样的，这是两个相同的答案。但从实践讲，如果我不了解经济学，那么很明显，选择用限制钢铁产量控制汽车数量的方法要比试着猜想正确价位是要容易得多。我想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货币市场。”
弗里德曼的比喻中存在这样一个错误，即银行不是汽车公司、货币也不是钢铁。货币和信贷每天都会出现扩张和紧缩，其并不像钢铁制造和汽车销售那样看得见、摸得着，也不易加以界定，更不可能如此简单地限制其结果。如果汽车价格出现突发性波动，那么其只会影响汽车销售；可如果银行储备金价格突然发生变化，那么其就会向经济事务中的每笔信贷交易发出震动波，无论是6个月期的定期存单、汽车贷款还是对新工厂的资本投资。弗里德曼理论或许可以让美联储对银行储备金的控制更加平稳，但同时却也为控制利率制造了重重困难，而利率则是决定货币在市场上的叫价是高是低的关键。
与所有中央银行一样，美联储关注更多的是稳定性。从传统意义上讲，美联储的各位官员认为自己手中被赋予的立法权力包含维持“市场秩序性”的责任和义务。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规避任何会对庞大且复杂的金融机器造成破坏的因素。从实践角度来看，美联储的每次紧缩和放松都是在试图实现利率的平稳变化，从而将金融市场“轻轻推向”正确的方向，而不至于引起歇斯底里的过火反应和震动。货币主义者强调的只是美联储与其中一种特殊利益的链接，即华尔街上的货币市场交易者，但这是一种十分狭隘的观点。美联储小心翼翼地对利率加以管理，正是要保证市场交易者交易行为更加顺畅，尽管货币主义者对其有所抱怨，但其并不一定代表更广泛的民众利益。不管怎样，美联储的管理者们一直遵循传统将维持利率稳定、规避会向整个美国经济传递错误信息的野性震荡看做是民众利益。
然而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保罗·沃尔克，尽管也曾是美联储官僚机构内的开放式市场交易者，尽管也曾殚精竭虑地顾及“市场的秩序性”，可如今他想要得到的结果却与此恰恰相反：沃尔克要强震美国银行、强震美国金融市场，甚至要让二者心生畏惧。如果华尔街已经对美联储控制通胀失去信心，那他到底怎样才能让他们信服？如果货币市场交易员和愤世嫉俗的投机商已经开始相信美联储缺乏遏制通货膨胀加剧的决心，那么到底什么样的话语才能令他们改变主意？或许美联储运作程序的一次意外改变，或许金融市场对利率必会维持稳定的安逸假设被意外打破，才会成为极具疗效的“晴天霹雳”——这将是一场关乎制造不安因素的考验。
“这种方法还有一个好处，”沃尔克解释道，“我认为在此时向银行体系注入一些不安因素是十分可取的。银行普遍认为美联储会继续维持平稳利率的原则。的确，美联储会提高利率，但市场却不能出现反复无常的波动。银行会继续办理信贷业务，他们永远都能让自己的借贷利率保持在稍高的位置，而美联储却不能加以干涉。现在，这种强震会让银行陷入不安，他们不得不面对利率有朝一日会对自己产生不利的风险。”
为了强化这种信息，沃尔克提议实施附加变革，以惩罚那些最激进的银行，即在银行为满足信贷扩张的借贷资金中额外加入8%的必备储备金。从传统意义上来讲，一个标准的稳健银行在收拢其用于开辟信贷业务的资金时会完全依赖其吸入的免息存款，银行只不过是充当中间人的角色，将暂时“停靠”在其银行的储户存款借给其他需要这笔钱的人；因此一家银行的信贷扩张要受制于其能吸引到的额外储户数量。然而现在，这种老旧的传统和耐心已被彻底瓦解。
在过去20年当中，一种新生的冲锋精神一直在美国各银行中潜滋暗长，无论是华尔街银行还是野心勃勃的各地区银行，他们总是积蓄难以驾驭的旺盛的工作热情，想无限扩大其银行业务。这种新生精神在他们的建筑风格中也有所体现，美国银行建筑一向以希腊神殿风格著称，这些“不苟言笑”的圣地总是会有矗立着的大理石圆柱，象征无限的信任。六七十年代的新银行建筑则传递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理念：高耸入云的玻璃塔和闪闪发光的钢铁建筑，开放和充满活力的构造表达了其勇敢无畏和乐观向上的精神。现代银行的建筑风格尽显其内部秉持的新经营理念。
为规避储备金量增长对其造成的传统压制，美国各银行早就发现一种更富有野心的管理方法，即一种通过向最富野心的超大型银行求助得以实现其自身更快增长的方法。他们不再坐等新存款的加入，而是继续向前、增加新的借贷业务，然后转而向其他更有实力的银行借入大笔资金，实际上就是在货币市场上“买入”他们的储蓄本金，然后将其用于信贷扩张。这种行为就是“管理型负债”（managedliabilities），无论是常规储蓄存款，还是借来的储蓄本金，共同组成了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债务，即都是“欠某人的钱”；相反，一家银行的大量信贷才是其真正的资产，即从别人那里整合资金（这恰恰与普通家庭或企业人的资产负债表完全相反，即储蓄是资产，借贷是债务）。这种“管理型负债”依赖的是银行发行的大型金融工具，例如定期存单、10万欧洲美元借入以及更大量的资金整合。只要银行能够实现低利率借入新资金再以更高利率借出这些新资金，那么利率差的范围就是其利润的保证。
沃尔克的战略改变将意外打破银行在利率上动脑筋的信心。如果他们以13%的利率完成贷款，但短期利率却在此时突然出现上扬，那该怎么办？如果他们以更高的利率借入资金，那么其将会失去利率范围内的利润空间。对于银行来说，哪怕是8%的储备金比率微调也会使他们管理负债行为的成本骤增。所有美国银行，哪怕是规模最小的银行，活期存款账户上显示的储备存款中的美联储储备金比率会因此变成16.25%，但这个数字要和银行通过大额定期存款或在联邦资金市场以及欧洲美元借入市场上“筹集”来的借贷利率持平，甚至还要更低。按照沃尔克的计划，银行会不得不留下这微调的8%储备金比率，因为这部分钱将变成各地区储备银行中的“无用之物”，即根本不会生成利息利润。以银行在金融市场上赚取100万美元计算，那么将不得不留下8万美元存在闲置账户中。这样一来，虽然美联储并没有明文禁止各银行野心勃勃的信贷扩张，但对于不同于普通人的银行家来说，即使他们最痛恨资金闲置，但也依然阻止不了这部分资金无法带来利息利润。最重要的是，沃尔克希望新的储备金比率会在某种程度上吓唬住这些野心勃勃的银行家，也让他们猜测一下美联储下一步到底要做些什么。
沃尔克向其他委员发起号召，并将自己深思熟虑的宏伟计划和盘托出：如果美联储的行动足够强劲，就有可能取得重大的心理胜利；如果金融市场能够重拾对美联储会采取强硬措施控制货币的信心，那么对利率“通货膨胀溢价”（inflationpremium）（指在债券持有期内预期未来通货膨胀率的平均值。通胀预期越高，通货膨胀溢价也就越高。）有所要求并以此抵抗未来通胀的投资者们或许就会改变主意。因此，沃尔克认为，美联储一定要在整个信贷市场对利率采取果断且严厉的行动，无论是短期信贷投资还是长期信贷投资，无论是商业票据还是政府债券。但如果金融市场在遏制通货膨胀之后呈现出越来越乐观的长远前景，那么长期利率也就会越来越回落至更正常的水平。
“我希望的是，”沃尔克说道，“对金融市场做出一个强大且积极的反应。利率起初会大幅度上扬，但其对人们的通胀预期会产生积极影响，长期利率也会因而开始下降。而这场心理战取得成功的标志就是长期利率是否会呈现出稳定且开始回落的趋势。”
就在沃尔克极力与其他委员周旋的过程中，其所面临的两难境地终于柳暗花明：三位曾经犹豫是否要对利率展开强硬行动的委员最终接受他的提议。尽管沃利克和科德韦尔依然不喜欢货币主义，但蒂特斯、赖斯和帕蒂欣然接受这种转变，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利率将会出现急剧上升，而这正是他们当初不愿立即上马的行动。
“在这种新体制下，”南希·蒂特斯说道，“我们可以说正在做的正是紧缩货币流通总量。很明显，我知道如果减缓货币增长速度，那么就会促使利率上扬。这永远都是毫无疑问的。直指联邦资金利率的问题就是你不得不解决的问题，而这正是令我们稍有退缩的原因所在。”
4个月前才进入美联储的埃米特·赖斯也曾质疑以利率为目标的“打击”行动，但此时他已经确信这样的行动的确会对直接控制储备金大有意义。“我已经做好了改变的准备，”赖斯说道，“我们大多数人都很高兴看到保罗乐于为此咬紧牙关、坚持到底。”
赖斯还意识到，这种新的运作程序还会赋予美联储各委员一件新的政治“外衣”：
“这意味着你将不必直接对利率变化做出直接回应。这是其中的一个有利条件。如果利率不得不升到20%，并且我不得不说的是没有人想要把利率调得这么高，那么此时就可以借用这个程序来说话。我不想将其称为是一件‘外衣’，但我想委员会里没有人会愿意用投票的方式将利率推高到20%。因此这个程序是得到结果的一个好办法，一个有利于达到目的的更有效办法。”
“牛颈肉”帕蒂，另一位犹豫不决的“鸽派”人物，也为这种与众不同的程序转变所吸引。帕蒂本身并不是一个货币主义者，却认为货币主义理论或许可以帮助美联储克服一种机构上的反射作用——长时间过于执著地死抱一种强硬立场，从而对美国经济造成更多无意中的伤害。帕蒂曾在1974年至1975年长且深的经济大衰退期间担任研究总监，期间美联储曾被指责长时间过于严厉地把持着货币和信贷，从而将美国经济推入不必要的深渊，导致更多破产和失业现象发生。
正如他所说：
“可能听起来很奇怪，但我的确更喜欢货币主义者的‘公平’。我开始越来越关心将我们带入经济衰退的思维模式，即‘紧缩、紧缩再紧缩’，从而将我们拉进30年代的那场经济危机之中。我发现我对一种更加公平的方法并不那么排斥，看重货币供给，要比一时提高利率或致力于保持提高利率更加公正。问题是，一旦利率升高，我们又会犹豫是否应该适当降低利率。早在前几次经济衰退时我就越发深思自己的这个顾虑，尤其是1974年至1975年间，我在想我们是否能在问题发生时‘保持冷静、不急不躁’，在货币和信贷之间创造一种牢固的契约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在一段相对较长的时间内真正锁定自己牢牢控制的立场。”
货币主义理论引发的必然优势其实就是避免货币市场激进发展。按照推测，如果经济出现疲软，美联储会持续提供与繁荣期相同量的储备金供给，随着对货币需求的回落，货币价格也会随之下降。因此，锁定储备金供给会强制利率在经济活动频繁时持续走高、在经济出现衰退时自动下降。
“我把这看做是一场大赌局，”帕蒂补充道，“在一切都正常的条件下，你或许还不曾下过这么大的赌注。”
此时的沃尔克已经争取到对改革方案的全数通过。尽管沃利克和科德韦尔始终不喜欢这个主意，但最终仍同意不会将自己的反对意见强加给沃尔克，但前提是沃尔克必须说服其他委员支持强硬货币政策。弗雷德里克·舒尔茨，美联储新任副主席，就此对沃尔克表现出绝对地服从，他同意此时美联储必须要“搞出一点大动静”。沃尔克相信，这是唯一能让美联储货币政策更加有力且达到“鹰派”目的的方法。
沃利克就此评论不多。“我不确定这些人会不会按照我的想法展开行动，”他说道，“或许，大家能够一致同意采取办法实现货币紧缩也算得上明智。”
就在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即9月28日，美联储7位委员云集主席办公室，在这个不至于像大会议室那样令人紧张的“约会场所”，他们将就改革的最终细节做最后敲定。与会的并没有太多高层顾问成员，如果在主席展开行动之前走漏半点风声，那都将在金融市场上掀起“血雨腥风”。全体委员一致同意美联储采取新的运作程序，但就运作细节仍有许多问题待定。沃尔克此时已经十分确定，在下次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大会上，他一定会让自己的改革方案付诸实施。在这之前，他已经和几位地区储备银行行长在电话里就改革方案进行讨论，但大多数人仍不十分了解改革细节。沃尔克并不担心自己是否会赢得支持，在当时货币主义理论盛行的大环境下，储备银行行长们一定会乐于看到这个“大家庭”终于开始接受自己的想法。
坐镇美国白宫的美国总统却对此一无所知。吉米·卡特的经济政策顾问并不知道美联储正在谋划一次对货币政策的“背叛”，正意欲向全美国的金融体系发起一次心理上的大震撼。此时这位总统及官员正努力发挥其自身反对通货膨胀的主动权。最近几周，白宫与来自各大财团的企业执行者和“劳联-产联”（AFL-CIO）（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美国老牌的工会组织，也是最大的工会组织，它的影响力已经足以左右一次总统选举。）的劳工领导人举行多次会议，旨在达成有关薪酬和劳动力价格的新“一致”，白宫希望能够协调企业-工人对更高薪酬和劳动力价格的需求，工作人员耐心地在“讨价还价”中调解斡旋，将口头协议落实到纸面，然后“哄骗”双方在上面签字。当然，他们并不知道就在与此相隔3个街区的美联储办公大楼内，保罗·沃尔克带领美联储达成的新协定与总统的反通胀努力根本就毫不相关。
尽管表面上冷漠高傲，但美联储一直尽力与周围的政治利益保持亲密接触。保罗·沃尔克会定期与各大利益集团及代表会面，其中甚至不乏对美联储怀有敌意甚至反对的势力存在。这位美联储主席一天里通常会和独立银行家协会的议员共进早餐，和美国住宅建筑业协会的经济学家共进午餐，晚上还要拨出一点时间参加国会晚宴，在那里他要从华盛顿政治闲谈的意识流中“拾取”些许的政治智慧。
沃尔克的个人性格并不适合那些对华盛顿午宴习以为常地夸夸其谈的密友，但公开场合的他却始终保持着不卑不亢的形象。在与高层接触时，沃尔克看起来既十分友好，又有些冷漠。每当危急关头他出现在电视新闻节目上时，身材高挑的他总会拿着一根长长的雪茄，他会问许多问题，并且会以他特有的方式让对方感到他在认真听取他们的答案，这对于发言者来说无疑是最天然的“讨好”，因为能与保罗·沃尔克进行亲密对话本身就是彰显某人重要性的标志。
用户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