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土生子归来

2023-10-26 23:05:1231:15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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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土生子归来
待到《拉特兰条约》最终获批时,年高七十七岁的加斯帕里枢机已经服侍两任教宗,担任国务卿长达十五年了。1922年,在帮助拉蒂当选教宗之后,他还能倚仗教宗的支持,因为庇护非常看重他作为国务卿的经验。随着时间的流逝,两人之间必定会出现冲突,因为教宗绝不能容忍梵蒂冈有人另起炉灶,跟他分庭抗礼。
除了回山区老家(在首都东北方向)避暑以外,加斯帕里很少离开罗马。在家乡,整个大家族视他为社会名流,是山沟里飞出的金凤凰。在罗马时,他每天都在办公室里跟下属打交道——他坐在一张宽大的圆桌旁,桌上摆着一堆又一堆的文档,每位下属进来时,加斯帕里都会让他领走一叠。当他回老家度假时,助手则轮流给他送去文件。在这里,身材短小精悍的枢机坐在一棵大树下,身穿简易的黑色教士袍,大大的圆边黑色布帽躺在他的身边,享受着阴凉、新鲜空气和美景。
加斯帕里颇具乡土气息的幽默感总是能令别人放松,然而各国驻圣座大使却觉得他说话不太坦诚。英国大使在报告中表示,他“一点都不坦诚……直说的话,他是个撒谎的好手”。有一天,法国大使指责他没有道出真相,加斯帕里回答说,他只不过是做了外交官必须做的事情,随后还两眼放光地补充道,如果有必要的话教宗会赦免他的谎言。
美国记者托马斯·摩根(Thomas Morgan)曾讲述自己在20世纪20年代拜访加斯帕里办公室的情景。当时,基督战争正处于危机最为深重的阶段,墨西哥政府关闭了大量教堂和神学院。摩根发现加斯帕里非常冷静,谈话时“就像一位伟大的圣贤”。他说道,教会存续了这么多个世纪,也经历过更为严重的危机,必然会挺过这个阶段,比敌人走得更远。
“他们不会得胜(Non prevalebunt)”,他重复着这句拉丁文。
枢机将记者领至门口,房间里的几只鹦鹉学舌道:“他们不会得胜!他们不会得胜!”显然国务卿花了好些工夫,将教会的历史经验教给它们。
早在1926年,就有传闻表示教宗对国务卿感到不满。据说为了迫使他引退,教宗曾经在接见他之前命他在前厅等候,并用非常恶劣的言语羞辱他。用一位警方线人的话来说,即便是仆人也绝对无法忍受。
1929年签订的《拉特兰条约》乃是加斯帕里最广为人知的成就。他最出名的照片莫过于手里握着钢笔和墨索里尼并排而坐的那一张,然而这份条约给他带来的结果却喜忧参半。尽管墨索里尼在国会上发表的讲话令庇护十分愤怒,但教宗毕竟希望建立教宗国,所以他很担心独裁者会拒绝继续合作,于是决定替换人选,提拔一个新的国务卿。首先,他在7月将国务卿换届的消息告知加斯帕里,并让他好好想想这件事情。加斯帕里从山区避暑地回信给教宗说:“我并没有忘记(我怎么可能忘记)教宗陛下曾在7月份告诉过我,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尤其考虑到教会为了保护公教进行会,很有可能跟法西斯政府发生冲突,因此教宗陛下认为让别人取代我的职务的时机已经成熟。”他补充道,他自己也考虑过放下这个他担任了多年的职务,“尽管我考虑的缘由跟教宗陛下提出的不尽相同”。他表示,到了这个年纪,他已经没有当年的记忆力和精气神了。
教宗又等了好几个月才换掉了国务卿。他同加斯帕里的会面越来越少,转而倚仗他人,尤其是副国务卿皮扎尔多蒙席。离职之前漫长的等待十分煎熬,它消磨了这位国务卿余下的策略和手腕。有一次,在同教宗会面之后,加斯帕里叹道:“我这一辈子真是不容易。”他告诉意大利大使,庇护十一世有许多优点,但他常常“冰冷得犹如一块大理石”。
国务卿换届的事情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加斯帕里希望教宗能够将这一职务委任给他的弟子博纳文图拉·切雷蒂,并且他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教宗会采纳这个建议。早在1925年,当切雷蒂刚刚从驻巴黎大使一职卸任,并且晋升为枢机时,教宗曾暗示过,有一天他将会提拔切雷蒂,让他接任加斯帕里的职务。切雷蒂名列梵蒂冈最出色的外交家行列,曾经出使过墨西哥、美国和澳大利亚,并且代表教宗本笃十五世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巴黎和会,但是在1929年秋,切雷蒂告诉一位记者,他并不想要这个职位。“如果教宗是庇护十一世的话,”他解释道,“国务卿能够发挥的余地就很小,基本上就是个摆设,并没有实权,也没有独立性可言。他无法承担任何直接、严肃的责任,也没有办法自作主张,签署任何教廷文件。换句话说,你可以认为他就是一个上层命令的执行者。”
切雷蒂这番评论的真实性存疑,因为很多人都认为他是最可能的人选,他有理由担心教宗会略过他,转而将其他人任命为国务卿。切雷蒂支持那些民主制国家和意大利人民党,他的这些倾向众所周知,而且教宗也很清楚地意识到,切雷蒂反对庇护和墨索里尼达成的条约。12月,教宗最终将驻德国大使欧金尼奥·帕切利提拔为新任国务卿。切雷蒂对此非常愤怒。他确信,一定是弗朗切斯科·帕切利这个平信徒,利用他和庇护十一世频繁的会面为他的弟弟说了好话。
“我为他做了这么多事情,对他有着如此坚定的忠心,我有三十年的外交经验,庇护十一世竟然看不到,反倒偏爱帕切利……想到这些我就怒火中烧,简直没法接受这个现实。”切雷蒂愤怒地说道,“帕切利和他的兄长不过是法西斯党的奴仆,是被墨索里尼收买的共谋犯,终将令圣座蒙羞。他们会令教宗受辱,削弱其力量,降低他在天主教国家眼中的道德水准和教育权威。”
相比之下,墨索里尼麾下的驻德国大使路易吉·阿尔德罗万迪(Luigi Aldrovandi)则更赞同这一委任结果。他表示欧金尼奥·帕切利是个水平极高的人,不仅有高深的智慧,还能够随时保持镇静。他身上既有庄严高贵,也有深切的宗教信仰。大使思索着,也许最重要的是,他能够同法西斯政府成为朋友。“早在《拉特兰条约》之前,”他在报告中写道,“帕切利蒙席就表达过对墨索里尼阁下的景仰之情。”
帕切利在许多方面都跟加斯帕里大相径庭。他的祖父曾在庇护九世的教廷中担任部长。当1848年革命将教宗驱逐出罗马时,他也追随教宗,并在回归罗马后,协助创办了《罗马观察报》。帕切利的父亲是梵蒂冈资历最老的律师,并于1886年至1905年在罗马市议会任职。欧金尼奥1876年出生于罗马,儿时的他腼腆而体弱,很小就戴起了眼镜,并且喜欢拉小提琴,对体育运动和儿童游戏都没有任何兴趣。
18岁时,帕切利进入了罗马最古老的神学院卡普拉尼卡公学(Almo Collegio Capranica),几个世纪以来,这所学校都是梵蒂冈外交高官职业生涯的踏脚石。尽管帕切利在学业方面非常出色,但他不喜欢宿舍生活,并且非常思念家人,由于他巨大的家庭势力,学校便开了特例,允许他在余下的学生生涯中住在家里。
在晋铎两年后的1901年,帕切利取得了教会法及民法博士学位,并且在梵蒂冈国务院的非常教务部谋得了一个职位。如果不是因为参加了反现代主义运动(这在教宗庇护十世治下是升职的必备条件),接下来的几年中,他的仕途绝不可能这么顺畅。不过帕切利的言谈谨慎有度,在国务院任职的时候,他还热情地帮助过同事贾科莫·德拉·基耶萨。1914年,德拉·基耶萨成为教宗本笃十五世的时候,便将帕切利提拔为副国务卿。
三年后,教宗将帕切利任命为驻巴伐利亚大使。对于这位四十一岁的神父来说,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母亲,离开父母家。几年后,他又被任命为驻德国大使,于是便从慕尼黑搬到了柏林。
第一次前往慕尼黑时,帕切利一个人就占了两节火车车厢,一节给他自己,另一节放着六十箱食物。抵达目的地后,他立即要求安排修女照顾他的起居。在这些修女中,时年二十四岁的帕斯卡利娜·莱纳特(Pascalina Lehnert)注定要在他的人生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她被这位大使迷得神魂颠倒。“他个头高大、身形单薄,他的脸庞特别瘦削和苍白,”她写下了自己对他的第一印象,“他的双眼映出他的灵魂,赋予他一种独特的美。”后来她觉得,帕切利一旦离开了她,就会在日常生活中束手无策。
1919年,帕切利经历的一场精神创伤,影响了他此后的人生。那年4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混乱还没有过去,一支苏俄军队宣布暂时接管慕尼黑。一位共产党司令官带领着一队仓促之下武装起来配有步枪、手枪和手榴弹的民兵,敲响了教宗大使宅邸的大门。当受到惊吓的工作人员打开大门的时候,指挥官表示他这次上门是要征用大使的豪华轿车。帕切利被喊下楼来应对这些闯入者。这次闯入已经令他受到惊吓,而他们还要求征用汽车,这令他尤为难受,因为那辆梅赛德斯—奔驰是他的心头肉,他将其爱称为一辆“配有教宗徽章的华丽四轮马车”。帕切利拒绝了指挥官的要求,表示这种行为乃是对国际法的公然冒犯,他还试图向他们出示外交豁免权证书,然而这位指挥官(被帕切利形容为“那可怕的违法者”)不以为然,他带领的一名民兵还用步枪对准了他的胸口。这些入侵者推开大使进入车库,然而司机对汽车动了手脚,令其不能发动。受挫之后,他们告诉帕切利,如果他不能在明天修好这辆豪华轿车,他们就会逮捕大使馆的所有人,并且炸掉这栋建筑。
关于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各方描述有极大的差异。在帕切利发给加斯帕里的报告中,他表示在这些人离开之后,他立即感染了极为严重的流感,而“肠胃不适”更是令他的身体状况雪上加霜,于是他离开慕尼黑到一座疗养院修养。但是事实似乎是,在这队人马离开之后,帕切利失去了镇定,精神彻底崩溃。他急匆匆地离开了慕尼黑,在一百多公里外的一家疗养院里等待康复。第二天,当这队人马卷土重来的时候,他已经不在那里了。
出使德国期间,帕切利尽全力想要贯彻梵蒂冈自上而下的统治,然而这个国家的主教非常重视自身的权威,所以帕切利想要实现的绝非一件简单的事情。在帕切利出使德国期间,胡贝特·沃尔夫(Hubert Wolf)神父是当地地位最高的权威之一,他曾这么形容帕切利在德国的大使生涯:“对于帕切利来说,这些主教简直就是些戴着主教冠的辅祭,只有收到教宗的指令时才肯行动……罗马想要的是那种唯唯诺诺、对圣父怀着孩童般虔诚的人。这也是帕切利眼中优秀主教的核心标准,他也尽最大的努力任命这样的人物,并尽量扑灭德国教会的独立意志。”
德国人的准时、可靠和职业道德都令帕切利印象深刻。尽管他到最后也没能克服对飞行的恐惧,但是他对德国的技术实力非常称道。
他在德国学到了许多经验,其中影响他最深的便是德国人对犹太人不断加深的敌视。在刚到慕尼黑的那段时间里,他曾记述过“严峻的沙俄—犹太革命暴行”,在驻守德国的十多年里,他经常提到那些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有犹太背景。在1919年的一份报告中,他将慕尼黑昙花一现的革命委员会的共产党头目描述为一个“来自俄国的年轻犹太人……苍白而肮脏,双眼毫无神采,声音嘶哑而粗粝:是令人反感的那类人,却有一副聪明狡猾的面容”。
1929年12月,教宗将帕切利从柏林召回,并且将其晋升为枢机。两个月后,帕切利又晋升国务卿。法国大使对他的形容如下:“高个头、瘦身材、肤色暗沉、头发灰白,一副苦行者的面容,却有着生动的五官和仁慈的表情,他尊贵的小脑袋上戴着一顶红色小瓜帽,肩头披着紫色绸缎披肩,同色腰带绑住的教士袍上挂着饰带,钉着闪闪发光的纽扣,胸前挂着一个金色的十字架。”那位身材矮小、健壮、自称是“牧羊人”的前国务卿,如今被一位又高又瘦、戴着眼镜的罗马贵族所代替。想象帕切利像前任那样坐在山边的树荫下,显然非常困难了。帕切利在罗马上流社会中颇受欢迎,而他体贴周到的做事方式也为他在驻梵蒂冈的外交官圈子中赢得了众人的称赞。他们尤其赞赏他总是能用对方的语言进行沟通的能力,帕切利精通法语、德语、英语和意大利语。
与鲜少在公开场合讲话的加斯帕里不同,帕切利拥有出色的演讲能力,并且代表庇护十一世出席了许多教会高层的国际集会。他的记忆能力也非常惊人。“只要我写过或者用打字机打过一篇布道或者演讲稿,”他曾经说过,“在演讲的时候,那些文字就能从我的眼前掠过,仿佛我是照着文字朗读一样。”他坚持过问一切事务,即便是最微小的细节也要谨慎地查看,比如等待寄送的信封上的地址。每天晚上,他的副国务卿都要给他准备一叠需要他签名的文件和书信,有时候甚至有一百多份。第二天早晨,他会把这些文件装进两个文件夹返回给他们。一个文件夹里是他签过字的文档,而另一个文件夹里的文档都被他找出了错误,必须全部重打一遍。后来,助手们将第二个文件夹称作“医务室”,并且每天早晨都要祈祷里面不要有太多病号。
《纽约时报》的一位通讯员写道,教宗庇护十一世“与其说严苛,不如说是习惯性地严肃……他很少笑,也很少放松”。其他人则认为教宗显得很“忧郁”。他之所以选择帕切利,是因为他同样是一个缄默冷淡的人,他和教宗一样体现出自身职责的沉重。然而帕切利是个很懂得自控的人,他并没有教宗的易怒,也不像他那样容易激动。他还是一个特别念旧的人,他把帕斯卡利娜修女带回了罗马,打理他的梵蒂冈公寓。这一行为引得某些人侧目,毕竟她年龄很轻,然而她一直陪伴他到他过世那一天。说他们两人有点不清不白,恐怕有点无的放矢,更准确地说,她代替了他母亲的角色,照顾他的起居。她确实跟很多母亲一样,对他有着过分的保护欲,而梵蒂冈将会有很多人嫉妒她对帕切利的影响力。
这位新国务卿在上午6点15分起床,早餐前,他会同一群修女和神父一起做弥撒。然后,他将等候教宗的召唤,例行在上午同他会面。学究气十足但不擅外交的教宗(他毕竟出身于小镇的普通家庭)和具有国际视野、在政坛人脉很广的罗马人帕切利之间,渐渐发展出一段虽然正式却又十分密切的关系。在他们上午的会面中,这位新国务卿会带来一份日程表、一叠大使报告以及需要教宗查看的其他材料。
会面结束时,这位枢机的手里会捏着厚厚的一叠方形卡片,卡片上是他用微小、端正的字迹记下的教宗指令。国务卿那间巨大的办公室位于使徒宫的二楼。帕切利先要路过建筑外面站岗的宪兵,彩色的制服和黑色毛皮高帽显得他们仿佛是拿破仑时代的人。当帕切利接近自己的办公室时,他会碰到身穿黑色教士服的私人秘书以及在门口站岗的贵族卫兵。然后,帕切利会喊来两位副国务卿,让他们查看教宗的指令,并安排一天的工作。
这位枢机每周会留出两个上午,接见来自各国的三十名驻圣座大使。他们在一间富丽堂皇、墙面玫红的大房间里等候,轮流同国务卿会面。在这样的上午,国务卿办公室隔壁的豪华房间里,时或能见到返回罗马的教宗大使,出使东方尚未建交国家、留有长须却身穿教士服饰的宗座代表以及其他教会高层人士。他们坐在十一张镶金扶手椅上,中间是一张盖着大红色桌布的沉重议事桌。职位较低的神职人员(神父、修士和修女)则坐在相对简易的扶手椅上,他们的位置被安排在通往国务卿办公室的入口通道上。在同国务卿谈话的时候,如果有领导哪个教廷分部的枢机不期而至,那么他们就必须先行退出。
在下午1点钟用半个小时吃过午饭之后,帕切利会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散步,有时候会去鲍格才别墅的花园,有时候则会去台伯河畔。他的身边常常伴有一位助手,手里拿着一叠需要国务卿查看的文件,像警察一样跟在身后,保持着毕恭毕敬的距离。回到梵蒂冈后,国务卿还需接见许多人士,然后才有时间独自查看当天的文件。晚上8点30分,他停下手头的工作去吃晚饭,晚饭后去礼拜堂念诵玫瑰经,然后再度投入工作之中,直到深夜。
帕切利出任国务卿之初,梵蒂冈外交界普遍的感受是,他同和蔼而又自信的加斯帕里相反。后者十分呆板,不愿意表达自己的想法,而前者总是彬彬有礼。不过每当有疑难问题出现时,帕切利总会回答说,他需要询问教宗的意见。英国大使在1930年的年度报告中写道:“这位国务卿的职责已经差不多被削减成一个办事员了。”
法国主教兼学者阿尔弗雷德·博德里亚也记录下了类似的印象,他认为加斯帕里枢机“病怏怏的,不太有影响力”。博德里亚回忆起1931年4月他同帕切利和教宗之间的一场尴尬会面,当时的庇护十一世正因为墨索里尼对公教进行会的攻击而生气。他最近听闻有一位意大利枢机为一面法西斯旗帜祝福,愤怒的庇护问帕切利是否知情。当不安的帕切利回答说他知道这件事情时,教宗质问他是不是预先许可这位枢机做出此等行为。这番提问正中要害,帕切利只好承认他确实许可过,然后补充道:“圣父,我告诉过您,我没法称职地履行国务卿的职责。”
然而教宗非常赞赏帕切利的聪明才智和外交手腕,在他任职初期,教宗对他的忠心也没有丝毫怀疑。“我们的国务卿啊,”教宗曾经说过,“工作出色、努力、高效。”帕切利的脾气很能够化解教宗冲动的性格,当教宗因为教会原则遭受攻击而打算发火时,帕切利总是能够为他踩下刹车。
至于加斯帕里,他可没打算让帕切利轻易接过他的职务。“你竟然夺走了我的职位!”他向抵达罗马不久的帕切利咆哮道,“你不应该接受的!他们利用了我,如今却要赶我走!你会看明白,教宗是什么样的人!”帕切利心里很烦,但还是尽全力让加斯帕里冷静下来,不过这番对话还是在他心里留下了印记。
这位前国务卿向一位枢机同侪抱怨说,在他和教宗最后一次会面中,教宗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说。他不断地重复道:“他们像轰一条狗一样把我赶走了。”当他和另一位朋友谈话时,他愤怒地质问教宗为什么对他如此恶劣。“让这个图书馆馆长成为教宗和最高统治者的人是我,而他就这样把我赶走了,还不如一条癞皮狗!他要为此付出代价!相信我,他要为此付出代价!”
加斯帕里还将矛头对准了副国务卿皮扎尔多蒙席,控诉他在教宗面前说自己坏话,以此推销欧金尼奥·帕切利。错失晋升机会的切雷蒂枢机也责怪皮扎尔多,他认为帕切利奴颜婢膝、没有决断力,“不过是皮扎尔多的奴仆,像木偶一样受他操控”。
* * * * *
帕切利拍马上任正值《拉特兰条约》签订一周年,他新官上任的喜悦马上便被各种庆祝活动所淹没。墨索里尼将大量礼物与荣誉赠予教宗以及他身边的人,一度缓和了由其国会讲话导致的紧张关系。周年庆当天,意大利大使送给教宗一件用白色布鲁诺(Bruno)蕾丝织成的华美教士袍。教宗龙颜大悦,告诉德·维基,第二天他将身穿这件长袍在西斯廷教堂参加自己加冕教宗八周年的庆祝仪式。与此同时,国王将意大利最高奖章“圣天使报喜最高勋章”(Supreme Order of the Most Holy Annunciation)授予加斯帕里。
意大利驻梵蒂冈大使切萨雷·德·维基认为,帕切利是个容易合作的对象。德·维基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在我看来,这位枢机国务卿基本上是个好人,假以时日,我们将会达成完全的和谐,赢得双方的真正支持。如果教宗不是那么焦虑,事情完全可以进展得更顺利。”一周半后,德·维基又抱怨教宗这人是多么难对付,他发现蓬皮利枢机也持有相同的观点。“我不清楚他是不是真的博览群书,”罗马枢机副主教这么评价这位前任图书馆长,“但他显然不懂得如何与人相处。”德·维基记录下这番评语,并且补充道:“我每一天都亲眼看到,即便是教宗身边最亲近的人,对他的感情也十分淡薄。”
一个月后,在周五惯常的会面中,德·维基和帕切利讨论了欧洲当下剑拔弩张的形势。德·维基观察说:“我再次发现,他显然偏向德国,而不喜欢法国。”这位意大利大使显然清楚帕切利和德国保守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表示正是自己帮助法西斯政府和德国右翼势力建立了良好关系。“我非常肯定,”德·维基写道,“加斯帕里枢机在这个方面会给我们帮上大忙。而我希望,一方面通过诉诸他的爱国心,一方面通过利用他对德国的好感,我们最终能够说服他。他对德国的情感真的非常深刻。”
德国很快就会进入每一个人的视野,因为在1930年9月的全国大选中,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收获了超过六百万张选票,成了这个国家的第二大政党。德国处于严重的经济萧条之中,民众大量失业,政府陷入瘫痪,社会党和共产党发起了强有力的社会运动,使得之前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纳粹党当权)成了当前的现实。教宗将纳粹运动视作德国天主教会面临的异教威胁,他密切地关注着德国政坛的进展。
很快,各种迹象表明欧洲即将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但是令教宗对墨索里尼感到失望的并不是希特勒,而是发生在国内的事件。德·维基曾相信新任国务卿能够约束情绪化的教宗,他的这份信念将受到极大的考验。教宗可能已经后悔同意大利独裁者做出的交易,在如今的形势下,他甚至可能出言谴责墨索里尼和法西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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