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卷第1章《混乱的时代》之二

四卷第1章 混乱的时代 之二

五代十国

     朱温是唐末军阀中最成功的一个，但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参与肢解唐王朝版图的割据军阀。到907年为止，分裂的帝国被至少10名政权新贵把持，他们中的大多数曾是失地农民、强盗和走私者，有的还曾是奴隶。这些人的军事和政治生涯开始于血腥的战争，通过战争建立了自己的地方割据势力。他们的领地被统称作“十国”。与此同时，在中国北部以及中北部地区，相继建立了五个中原王朝，史称“五代”。它们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

       后梁的建立者朱温对待他的敌人都很残酷，但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到了他自己身上。朱温被自己的一个儿子杀死，但是不久弑父者也被其兄弟朱友贞杀死，王朝仅仅存在了17年。

       923年，沙陀突厥人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xù宣告建立后唐，并以洛阳为新都城。王朝的名称显示了他立国的意图：即恢复唐朝的荣耀。因此，在先前屠杀中得以幸免、并隐姓埋名多年的宦官和贵族官员们又回到了朝廷。但926年李存勖被哗变的官兵杀死。他的继任者李嗣源意识到了政权内部行政系统的弊病所在。他清除了朝廷中的宦官，也努力去恢复官僚系统的生机，但仍然无法挽回王朝的没落。在他死后，皇位易手两次，最终被后晋王朝取代。

       后晋是“五代”中的第三个王朝，其开国皇帝也是沙陀族的突厥人，叫石敬瑭。石敬瑭依靠契丹的力量建国，因此被迫割让燕云十六州给辽国，并称辽国皇帝为“父皇帝”，自称“儿皇帝”。但后晋的第二任皇帝又试图脱离辽国控制，最终战败被俘，至947年后晋灭亡。

      辽灭晋后占据中原，但烧杀劫掠，失去民心，只得北撤。乘此机会，汉族军阀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建立了第四个王朝——后汉。次年，刘知远病死，其子刘承佑继位。951年，刘承佑卷入了对许多高级官员的谋杀行动，汉人枢密使郭威起兵造反，建立了五代中的最后一代王朝——后周。郭威于954年驾崩，他的养子柴荣即位，之后柴荣的6岁幼子再继皇位。960年2月，禁军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精心策划了一场政变，罢黜了小皇帝，建立了他自己的王朝——宋朝，他也成为开国皇帝宋太祖。

       百年之后回顾五代的历史，北宋诗人欧阳修感叹五代时期的混乱和污浊，他说：“五代终始才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国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时，能不污其身而得全其节者，鲜矣。”

       当宋朝于960年建立时，它不得不接受这样一种地缘政治格局：没有一个政权能相对其他邻国居于支配领导地位。宋朝只能继续和外族政权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在其东北方是契丹帝国——大辽，西北方则是党项王国——西夏。而西南方的南诏王国和南方的安南王国在宋朝建立前就已经存在很久了。此外还有西部边界外的吐蕃和吐谷浑。

      出于对外族政权，尤其强悍的辽和西夏的恐惧，阻碍了汉人对他们的认知和认同。他们一直被汉人视为未开化的入侵者，破坏了历史的正常进程。这种想法体现了传统中国历史的一种排外性，以及中原文化的自大和傲慢，即只有中国自身内部的历史才值得被研究和被记录。   

贯穿王朝始末，宋朝的中国人自始至终都被这些非农耕、未开化的民族所围绕和困扰。这些民族的起源不为人知，他们有着迥异的外貌、未开化的风俗，他们过着令人难以想象的游牧生活，行为举止令人忧心。汉人别无选择，只得和这些难以捉摸的异族统治者打交道。后者经常指挥其残暴的军队就民族、文化、政权以及军事方面对汉人提出挑战，而这些都对汉人王朝的传统霸权构成了威胁。

契丹帝国（大辽）

       对于中国来说，10世纪是外族政权的世纪。907年，唐朝被后梁推翻，东北契丹部落的首领阿保机也建立了契丹汗国。这个政权后来以“大辽”的国名而为人所知，成为10世纪一支重要且占据支配地位的政治军事力量。

       契丹在公元后的前500年中生活于今内蒙古东南部，属于东鲜卑部族。大多数契丹人是牧人。他们逐水草而居，依靠放牧和渔猎为生。他们饲养牛、马、羊，使用牛车载运物品，在以养驼为生的西北草原和以养猪为生的东南农耕低地之间长途跋涉。也有部分契丹人从事农耕，但辽国境内的大多数耕种者都是汉人或其他非契丹族人。就像其他的游牧民族一样，契丹人也进行易货贸易，以毛皮换取纺织品，特别是丝织品。

     当来自契丹迭剌部的阿保机在907年就任可汗时，其汗位还是选举制的，尽管拥有选举权的只是那些来自领导集团的成员。如果居于统治地位的家族未能尽职尽责，它将很快被其他竞争者取代。916年，阿保机第四次被选为可汗，他决定遵从汉人的习惯，在一个隆重而正式的仪式上称帝。他的王朝被称为契丹。阿保机死后几年，其家族开始使用“耶律”作为家族姓氏。947年，契丹皇帝又一次遵循中原汉王朝习俗，将王朝改称辽，后改为大辽。耶律氏，这个契丹部落联盟曾经的领导家族，摇身一变为帝国的皇室。13世纪上半叶，蒙古统治中亚期间，“契丹”(Khitan)作为一种民族称呼，被传播到斯拉夫世界和南欧、中欧，并成为指代中国的同义词，特别是在指代北中国的时候。

      契丹帝国的建立者耶律阿保机为王朝的统治建立了范式。为确保领导地位，他下令处死了数千名反对者。916年，他宣布长子耶律倍为继承人——从文化层面来看，这是一种对中国世袭传统的学习。尽管家族对此感到不安，但阿保机对于采用汉人习俗的热情有增无减。他对孔子的喜爱甚至在佛陀之上，还因此专门建立了一座孔庙。同样是仿照汉人传统，阿保机建造了上京，尽管他和他的契丹贵族一直在其领土上保持着游牧的生活习惯——住在蒙古包里，根据季节变化居无定所地对帝国进行治理。所谓“秋冬违寒，春夏避暑……四时各有行在之所”

      920年，阿保机下令以汉字为基础，创制一种表意文字，在这种文字里每个大字表示一个单一的字词。五年后，阿保机的弟弟铁剌，一位契丹人里的顶尖语言专家，又创制了一种小字，可以表示语音，大字和小字放在一起就构成了词。随着大字和小字的发明，此后没接受过教育的契丹人也可以用文字进行交流了。这种成就传递出一种政治信号，即契丹人决心创造出属于其自身的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感。至今，有大约370个契丹小字被确认，其中的一部分也已经被解读出来。

     阿保机当政期间的特点是其一系列的侵略性军事行动。924年和925年，他征服了北部蒙古的部落，并一直向西进占鄂尔浑河，到达今甘肃的河西走廊。其次子耶律德光又占领了吐谷浑和党项部族定居的鄂尔多斯东北部地区。一年后，阿保机征服了东北东部富裕的渤海国，建立了从属于契丹的东丹国，并让其长子耶律倍担任统治者。东丹国大致位于如今的朝鲜地区。

     阿保机死于926年9月，其长子耶律倍是一位有教养的学者，精通中国传统艺术与文化，同时也是医学和音乐方面的专家。但他并不符合其他契丹首领的口味。相较于次子耶律德光，他不是一位合格的契丹领袖。因此，贵族们反对长子倍成为王位继承人，宁愿要德光做继承人。德光不仅接受过完整的教育，同时更是一位有经验的优秀战士。而且，他还得到母亲淳钦皇后的支持。淳钦皇后以“铁血皇后”著称，掌管着一支强大且从属于她的骑兵。丈夫阿保机死后，她对参与帝国统治表现出强烈的意愿。依照契丹风俗，她本应为丈夫殉葬，但她没有这么做，只是砍下自己的一只手埋入丈夫的陵墓。

      耶律德光即位后，称太宗皇帝，继续其父的军事政策。938年，他迫使后晋割让属于今北京、河北和山西的燕云16州。由此，契丹控制并掌握了两条进入中原的咽喉要冲。947年初，经过激烈的战斗，辽太宗以胜利者的姿态带兵开进后晋都城开封，洗劫皇宫，掠夺百姓财物，俘获了晋出帝，废黜其帝位，并以封晋出帝为“负义侯”的方式羞辱了他。在占领京城开封期间，太宗肯定注意到了先进的城市生活方式以及中国传统建筑所体现的价值内涵。

      947年对辽太宗来说是最忙碌的一年。他下令把晋出帝及其家人、后宫嫔妃、宦官和画匠等共175人流放到东北的上京，并把王朝名称从契丹改为大辽。同年，他在靠近今北京的地方建立了辽国的南京，并仿照唐朝都城长安进行了城市规划。

      辽国为向南方扩张重组了政治架构，将领土分为南部和北部两个行政区。这种划分方式考虑到了长期存在于文化和民族间的差异，南北行政体制依不同原则，按照双轨运行，但这两套管理体系的核心机构仍然都设在东北的上京。

      北部的行政系统被称作“北面官”，其涵盖的地区包括上京和中京，这片地区是原契丹部落的发源地。南部行政系统称作“汉人官”（或南面官），其统辖区域包括南京、东京和西京，这里是汉人、渤海人及其他原住民的家园，故其制度有意承袭唐朝的官制。北部行政系统只雇用契丹官员，同时也拥有更大的权力。萧氏家族，其女性成员几乎全为耶律氏的配偶，他们在北方拥有一锤定音的政治话语权。皇族耶律氏在南面居于统治地位。这一中国历史上首开先河的政治模式，尊重了多民族社会的特性与需求。

      当947年契丹军队对今河北省的乡村进行劫掠时，他们遭到了来自各方的激烈抵抗。太宗决定撤回到北边，并放弃自称中国北方皇帝的念头。他的继任者也效仿了他的做法，克制住自己的征服欲，采取一种不是很费力的方法从勤劳的汉民那里获取财富。到10世纪时，契丹人已不再像早前游牧民族那样——为获得生活必需品而烧杀抢掠。11世纪初，他们已经学会为扩张领土而攻占敌方城镇。这些更加富有成效的新军事技能帮助他们确保获得稳定且可靠的生活，同时加强了部族的团结。

      982年，11岁的耶律隆绪被选定为第六位辽国皇帝，庙号辽圣宗。他是辽帝国中为数不多的精明强干且深谙权衡之道的皇帝。经过几场战争，他成功平定了亚洲北部。997年，他统治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女真人和党项人都成了他的臣属；在中原，他控制住了今北京和大同地区。

      20年后，辽帝国的版图东起中国东北，西至天山山脉，圣宗为中亚细亚地区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权力制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可以决定接见哪个国家的使节，思考哪些国家值得成为辽国的附属国，决定与哪些中亚国家交换信物并建立外交关系。他款待来自日本和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人，这些人请求与契丹公主订立婚约。1005年，契丹与宋朝签订了“澶渊之盟”，为辽宋之间的和平奠定了基础，而他的历史名望成了盟约的保证。

       由于“澶渊之盟”，辽国皇帝的国库中如今有了足够的银两用于奖赏忠诚的封臣。他们从中原王朝那里获得了大量贡品，其中包括广受青睐的丝织品，这些丝织品和由宋朝使者赠送的礼物一道，不仅满足了契丹人与中亚和西亚的易货贸易需求，也使他们从中获利。圣宗积极组织人员筑桥修路，并为农民开垦荒地。为了赢得汉族精英们的支持，998年，他开始在其治域内定期举办进士科举考试。这是一种仅为汉族臣民开放的考试制度，每年有20到40名应考者考取。在辽国南京举行的进士考试共54次，总计有大约2000名汉人考取了功名。

       在历经近半个世纪的统治后，圣宗皇帝于1031年6月26日去世。小皇帝耶律宗真继承皇位（庙号辽兴宗）。和圣宗一样，他继位之初也是由母亲摄政，统治帝国。亲政之后的兴宗同样很喜欢汉人的治理方式，他颁布了一部以汉式律法为基础的法典，但他把对中国文化的积极态度和契丹人的沉重兵役负担交织在了一起，这引起了契丹社会内部关系的紧张。那些坚持应由契丹族人统治的反对派试图将他们治下的汉族人置于掌控之中，不允许他们购买奴隶和拥有弓箭。

      1044年，一场边境的叛乱导致了契丹和党项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1053年。兴宗1055年8月28日去世后，辽国最繁荣的时期便走向了终点。

党项王国（西夏）

      像契丹一样，目前我们能够接触到的、有关党项的历史记载，大部分是由汉人所写、且充满偏见的作品。甚至中国的朝代系列史（《二十四史》）都拒绝承认党项是存在于中国历史中的一个合法王朝，把它排除在正史之外。因而我们无法知道当时的党项人如何看待他们自己的历史。

      中国学者认为，唐古特统治家族可以确认为党项人。而党项人是从汉代起就居住于青海和四川西北部草原的羌族部落。从民族语言学来看，党项人和藏人有关系。“唐古特”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735年的一个碑铭里，其名称的起源不得而知。但这个名称后来因被契丹人采用而传播开来。

       8世纪晚期，受到吐蕃和其他民族重压的党项人，获得唐朝的准许，在夏州定居下来。夏州位于鄂尔多斯沙漠的荒凉地带，其地多适于打猎、放牧和饲养家畜，几乎无法进行农耕。作为交换，党项人在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特别是在对付黄巢的行动中，给予了挣扎中的唐朝很多帮助。他们的一位首领接受了唐朝赐予的皇室姓氏——李，并被赐封为夏国公。只要党项人对唐朝保持从属地位，他们就能一直享有自治权和政治上的独立。

      党项的统帅李彝兴在位32年，逐步巩固了他们在西北地区的地位。宋初的几位皇帝对其军事实力有着充分的了解。宋太祖为了寻找同盟者来对付更为危险的契丹，对与党项人保持和平关系有浓厚的兴趣，在李彝兴死后追封其为夏王。

     982年，党项首领李继捧喜欢汉地的都市生活，他率族人归顺了宋朝，并把党项中心区的4个州献给宋廷。作为交换，宋朝给予其封号和俸禄，这使其能够以汉族的方式生活。但是，多数党项人在西北当地已落地生根，且已生活了300多年，他们并不赞同这种屈辱和自私的叛变行为。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带领一支由2万名战士组成的部队发动了一场部族内的骚乱，并对边境宋军进行了挑衅。因此，982年经常被认定为宋夏战争的开始年份。双方的战争断断续续地延续到了1004年。

       986年，宋太宗攻辽失败。李继迁对辽表示归顺。尽管李继迁989年娶了辽的公主，并接受了辽国皇帝赐予的夏王封号，但辽和党项之间这种新建立且相当不稳定的关系最终成为二者发生摩擦与冲突的根源。此后，李继迁向西、向北扩展党项的疆土，其疆域抵达了甘肃走廊并与内蒙古地区接壤。

       10世纪的最后20年里，党项部族，其中包括亲宋和亲辽的各个分支，构成了宋、辽、党项三角权力制衡的第三边。李继迁的儿子李德明在新千年开始后继续维持与辽、宋艰难的双边关系。1004年，他得到了辽的承认；1006年，宋真宗也封他为定难军节度使，并赐他银钱、茶、丝、冬衣等。1028年，他把疆土扩展到了一些重要的贸易中心，如甘州、凉州和张掖。1038年，夏朝正式独立的经济前提条件已经具备了。

       10世纪，宋和其北方邻国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宋真宗认识到宋军既没有能力打败辽和西夏，也无法收回曾经属于唐帝国的北方领土。因此宋朝采取了实用主义政策，决定与交战的北方邻国进行和谈，争取以物质和金钱换取和平。这个努力在1004年与辽国的澶渊之盟中实现了；1044年，宋与西夏也订立了和约。如果用现代术语来概括宋朝对北方邻国所采取的外交政策，就是“和平共处”。宋朝每年向辽、西夏进贡大量丝、银，因此省下了许多钱。因为如果不这样做，那么这些钱就很可能浪费在并不能取胜的军费开支上。而另一方面，辽和西夏朝廷也用这些来自宋朝的钱财来维持族人和同盟者对自己的忠诚，并确保自己保持既有的政治军事力量。

       直到蒙古人出现在历史舞台之前，用进贡的方式确保和平共处一直是宋朝解决西北地区边境问题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以上内容经删节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