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卷第2章《模范的统治者》之二

四卷第2章《模范的统治者》之二

印刷和政治

       在中国书籍印刷和出版的历史上，10世纪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宋太宗在位期间发起并主持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出版工程，因此，他也被人们称为一个有教养和博学的皇帝。除了继续出版儒家经典著作外，太宗还开始了正史的校勘工作。在他之后，宋真宗和宋仁宗继承了这个新“传统”，继续开展这项伟大的编撰工程。其成果就是后来著名的二十四正史中的“二十一史”。由于“二十一史”的巨大影响，甚至掩盖了宋初这几位皇帝在其他领域的成就。

       这些编撰工程无疑还使皇帝和士大夫们的工作关系更加融洽，促进了他们对中国文化思想史的理解，同时这也是一项不应被低估的政治成就。太宗在令人可疑的情形下继承了兄长的帝位，但他继续任用太祖赵匡胤手下的学者去从事典籍编撰工程。同时还任用了许多来自归顺或被平定地区的学者，这些人在其旧主死后感受到了压力，但受命进行典籍编撰工作肯定会让他们稍为安心。800年后的清代乾隆皇帝就指出，背负“篡位”之名的宋太宗开展规模宏大的典籍编撰，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同时也是为自己积德。

       典籍编撰出版的传统其实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前。925年，四川后蜀政权的大臣毋wú昭裔就进行了《文选》的编印。五代时期辅佐过11位君主的五朝老臣冯道，对此印象深刻，于是他也展开了一项用木刻版进行儒家经典印制的工程。该工程最终于953年完成，共印出130卷。似乎是为了要和冯道竞争，毋昭裔又于951年在四川出版了另一版的儒家经典，比冯道的书早出了两年。这些书籍私人都可以购买。

       965年平定后蜀之后，宋太祖在一堆被没收的书籍中偶然看到了毋昭裔的名字。因为皇帝喜欢其印制的书籍，毋昭裔成了后蜀唯一没有被惩处的高官，他的财产也没有被  没收。而历任四朝八姓皇帝宰相的冯道却被当作了五代所有罪过的替罪羊。司马光曾斥责冯道是“正女不从二夫，忠臣不事二君”，也就是说他缺乏忠贞。

       相比于早期的佛经广泛印发，到10世纪中期的中国，编印典籍已成为儒家学者进行交流的媒介。受命于太宗的学者们被指派到相关的机构和典籍收藏部门，进行广泛的文献材料收集和编辑工作。宋初最早印制出来的出版物之一是982年出版的《文苑英华》，这是继《文选》后第一部多达1000卷的诗文总集。

       这时期三部主要的出版物名字都附上了太宗在位的年号——太平兴国。

      第一部是978年的《太平广记》，由李昉等人主编。这是一部关于社会、神话内容的文言小说总集，它包含了传说、魔法、事物的预兆和预言、怪才、梦境、鬼怪故事、异事等，绝大部分故事是从485部汉唐期间的原书中引录的。

      几年之后，984年，李昉和其他十几名学者又编了一部《太平御览》。这是关于当时人们已知知识收录最全的一部百科全书。其条目选自1690种图书，按编年次序编成1000卷5363条。内容主要涉及天、地、皇王、文学、仪式、军事、疾病、解剖、四夷、百卉、动物。据说，太宗花了一整年时间才阅读完，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980年前后，乐史完成了第三部带有太宗年号的巨著：《太平寰宇记》。该书也是依据于唐代的典籍，共200卷。作为一本国家地理志，它继承了813年由李吉甫编写完成的、篇幅相对较短的同类作品《元和郡县图志》的体裁。这部书对后世地方志的编撰方式和组织方式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宋太宗公开支持的大型编撰工程证明了宋朝要继承和发扬汉人传统的决心。为了宣扬其成就，在他去世前一年，即996年，太宗又任命以邢昺bǐng为首的一批士大夫，“准备新编一套权威版本的儒家经典文本”。随后，在宋真宗的重视和推动之下，《七经义疏》于1001年完成并出版。该书有165卷。1011年，我们今天所见的《十三经注疏》也完成，这是一套对科举应试者和未来的中国文化史学家们来说必不可少的经典。

      印刷技术的确推动了宋朝的 “文艺复兴”。国家掌握着对知识增长的控制权。通过选定什么书可以出版和什么书不能出版，书籍出版的内容水准得到了提升。士大夫们帮助国家界定了人们需要怎样的知识以及需要接受怎样的教育。同样重要的是，皇帝对这些出版工程的参与使朝廷得以建立一整套印制出版的标准和惯例——如作者和书名、用纸和用墨、格式和装订等等——都对后世产生了很长久的影响。如果没有经济上的成功和宋代社会对印刷品的普遍接受，如果书籍的价格不是处在读书人能够接受的水平上，儒学就不可能以如此快的速度在宋朝得到复兴。

       就像历史上经常发生的一样，新技术的诞生往往会遭到守旧势力的阻挠和反对，印刷品的出现也不例外，特别是对那些靠手抄经书为生的学者们，他们的抄本逐渐被印刷经书取代，因此反对尤其强烈。苏轼担心学术质量会因此受到损害，叶梦得抱怨印刷文本错漏百出，朱熹也曾抱怨人们越来越少动笔抄写，导致读书不再用心，粗枝大叶。

      尽管有这些抱怨，人们在11世纪还是见证了活字印刷术的诞生。这种技术可以取代雕版印刷。沈括把这个新发明归功于11世纪40年代的毕昇。但是只有王祯，这位在多个领域都颇有建树的士大夫，克服了印刷术的技术难题，用活字印刷术于1298年出版了一部地方志。

       宋代印刷术的普及而产生的文化和经济成果是不可估量的。由于纸张产量的提高，东南地区和四川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许多印刷中心。他们给自己的产品制定了各种标准——从版面编排、字体和印刷用墨的颜色，再到纸张的质量和装订的方法。随着这些技术和标准的改进，上层阶级在阅读、写作和藏书等方面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曾经的个人手写稿不再被手写传抄，而是通过无限地印制以供给市场大众，书籍的价值和价格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手写稿变得稀少而珍贵，翻刻印刷本则更廉价，大家都能买得起了。同时，民间的学者们还能进行书籍的收藏，甚至可以建立藏书楼了。

文  治

      宋真宗在位近25年，他缺乏战争经验，也不乐于拥有战士的名声。相比于其专制的伯父和父亲，真宗被认为是一位充满书卷气且优柔寡断的文弱皇帝，很容易因为大臣的争论而摇摆不定。但是他很好地发挥了自己的才能，扩大了科举范围，完善了各级行政架构。在他之下，中书省也成为皇帝与宰执们进行定期性磋商、决策的重要机构。

      真宗是个近乎理想主义的儒家统治者，他努力按父亲传下来的文治之道施政。每到逢五逢十举行朝会的日子，真宗黎明时分就在紫宸殿举行早朝，接见宰相及来自枢密院、三司、开封府和其他政府部门的高官，听取大臣们冗长的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和决策。早餐之后，继续进行处理奏章的工作。只有到了下午，皇帝才能从他的政务中抽身出来放松，享受他的独处空间。晚上，他可能还要与大臣们举行另外的会议。

       我们从吕公著1085年提交给神宗皇帝的上奏中了解到，皇帝每时每刻都要遵守严格的行为和品德规章，奏章中这样写道：“况人君一言一动，史官必书。若身有失德，不惟民受其害，载之史策，将为万代讥笑。故常夙兴夜寐，以自修为念。以义制事，以礼制心，虽小善不可不行，虽小恶不可不去。”

       1004年1月25日，宋真宗的年号由“咸平”改为“景德”。

       年号咸平实际上并不代表真的天下太平。一件长久以来悬而未决的事情让宋初的皇帝们无法释怀，因为他们始终面对着辽国的军事威胁。早在999年，真宗就想和好战的契丹人讲和，而当时契丹大军正在劫掠中国北部，他的外交努力失败了。

       1004年秋，充满自信、浩气凛然的宰相寇准说服真宗效法先辈，亲自指挥宋军作战，以在军中建立威望。于是，真宗断然拒绝了王钦若奏请迁都南京或四川，以偏安一域的建议，他决定要表明自己在军事上的决断力。

      军事冲突的同时，宋辽之间就展开了谈判。真宗想停止双方的杀戮，而辽军长驱直入也冒着补给线被切断的巨大危险。于是，宋辽两国皇帝最终在1005年的1月19至25日同意签署两则盟约，1月28日互换文书。盟誓在开封以北的一个小城——澶渊签署，史称“澶渊之盟”。 

      宰相寇准和真宗宣布与辽国的和约是一次伟大的外交胜利。用现代术语来说，这是一项双边互不侵犯条约，内含两则最低限度的妥协：即每年宋补偿辽绢20万匹、银10万两作为军费。20万匹绢伸展开来，长度可以达到约2400公里。就宋代国库的财政负担来说，这些丝织品大约占当时宋朝每年以丝绢形式上缴的赋税收入的1.5%。银两岁币对宋来说代价更为昂贵，因为银的收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变化不定的银生产状况。另外，双方同意不再去骚扰对方的农耕，并停止在划定的边界沿线建造新的堡垒和沟渠；双方还承诺不得隐匿越界的盗匪、逃犯。

       当时大多数人和后代士大夫都对寇准的行为表示称赞和敬佩，因为他面对蛮夷采取了明智而务实的策略。他一手抓军事防御部署，一手抓德性教化，平息了和蛮族的争端。而且没有割让给北方异族任何领土，以可承受的代价使宋辽双方结束了敌对状态。真宗也把和平共处作为当时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长期的选择。

      然而一些官员，如寇准的对手王钦若，批评寇准的策略是鲁莽、危险和耻辱的。这个和约的问题是：宋朝皇帝实际上承认了辽国皇帝是与他对等的。于是，中国人自诩为“天朝上国”、中国皇帝是天底下唯一统治者的观念也就沦为虚谈了。

      根据传统的中国家庭模式，辽的统治者承认宋的统治者为“兄”，而自己为“弟”。不过，宋人其实非常了解“澶渊之盟”这样的兄弟和约带来的严重后果。因为它意味着宋朝再无可能“恢复唐朝的辉煌”，这在1042年双方重新商谈和约时表现得更加明显。宋给辽的岁币提高到每年绢30万匹、银20万两。

      但是在历史领域，澶渊之盟并没有被斥责为丧权辱国或卖国求荣的条约。1225年的私人历史著作《尊尧录》例举了条约带来的有利因素，并且说明“澶渊之盟”的设计者寇准，成为当时为数极少且备受尊崇的10位著名官员之一。14世纪的《宋史》也评论说：“宋于汉、唐，盖无让焉。”

      寇准在“澶渊之盟”签订一年后的1006年失势下台，朝廷上的反对派把他贬到了遥远的广东。在那里，他一直生活到1023年——时间长到足以让他目睹了真宗统治是如何由盛转衰的。为了洗刷“澶渊之盟”的耻辱，重振帝国威望，真宗接受了寇准老对手王钦若的建议，效法古人奉迎“天书”。并且相信：上天会对人世进行超自然干预。

      真宗还模仿唐玄宗曾举行的盛大封禅祭祀。祭祀在获得巨额赏赐的王旦和虚伪的王钦若的监督下，于1008年11月举行。这次极尽奢靡的祭祀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泰山封禅活动。

      从1006年贬责寇准后，真宗的统治开始衰落。缺少了贤能的宰辅，他在政治上自甘软弱，逐渐地依赖那些缺乏才干的人。在他1022去世前，奸佞之臣一直擅弄权柄，把持朝政。但是，真宗在疆土管理、户口、赋税收入以及科举考试制度上无可争议的成就即使与太祖和太宗相比，也算得上是一位佼佼者。至于宋朝与异族政权的外交关系，真宗在统治之初，就想过从契丹人手中赎回燕云十六州，但没能成功。然而他为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形势，成功修改了伯父的战略。他相信与异族建立长期的双边友好关系，可以取代从前耗费巨大且极具风险的战争，获得和平共处。他开创性地继承并发展了其伯父与父亲的对外策略，并且在其在位的头十年完成了对王朝的巩固。

（以上内容经删节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