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借钱的故事?

庄周梦蝶。一梦醒天下;一梦迷天下。

梦醒之后去哪?

借钱。

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监河侯曰:“诺。我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可乎?”庄周忿然作色曰:“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周问之曰:‘鲋鱼来!子何为者邪?’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诺。我且南游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与，我无所处。我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外物》)

庄周子去借钱，人家给他开了空头支票，他很是不爽，于是打了一个千古绝妙的比喻，同时也留下一个闻名千古的成语典故--涸辙之鲋。

庄子那时，毕竟还没有嘉德拍卖行，有也不会拍卖那只蝴蝶。所以，庄子不但做不了“文化财主”，或“哲学财主”，连饭钱也没了，所以，只好去借钱。

庄子的经济状况和经济形象，其他地方也有零星记述:

“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緳系履而过魏王。”(《山木》)

“处穷闾隘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者”(《列御寇》)

前面那个形象，与其说是哲学家，倒不如说更像“狗屠”，还是那种忒破落的“狗屠”。后面那句话的意思是:穷街烂巷，面黄肌瘦，脖梗细长，蹲在地上织草鞋。

这形象，怎么看，都惨了点。

哲学是贫困的必然么?

从《庄子》书中看，庄子一生，说得上能带来经济收入的正当职业，只有两个:织草鞋和收弟子。织草鞋的经济效益不难想象，否则刘备也不用去剿“黄巾”了。收弟子，照理说，从古至今，都是桩不错的买卖(收女弟子还有额外的收益)，你看人家孔子，弟子三千，每人交十块钱，或一块干肉，那都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至少是衣食不愁。墨子收弟子，当上了老大，兼“工党”领袖，情况也不错，缺钱用时，就有人送过来。(《墨子·耕柱》)孟子人家自己有本事，不用巴望弟子的奉养。庄子就不行了。孔子、墨子、孟子教的，都是实用型知识，所以弟子众多、云集，你庄子成天谈虚说玄，这也能换钱?弟子稀少，也就顺理成章。不过话说回来，庄子谈虚说玄，弟子的整体数量，固然少，但一旦有人愿意拜师，那这人，十有八九，倒有可能是个有钱人，富贵人。谈虚说玄，穷人是玩不起的，但一朝有了钱，梵高的油画，宋元的古董，也就想咂摸咂摸了。郭沫若猜魏牟也是庄周的弟子，这魏牟，就不是一般有钱的人，他是中山国的王子。

我想，庄周能在贫穷中活到80多岁，还能悠哉游哉地沉思、冥想、遨游，一定不是“不食五谷，吸风饮露”(《逍遥游》)可以撑得下来的。一定有人时不时地“借钱”给他，才能至少写出《庄子》内七篇。

如果把目光稍稍放远一点，我们能想到，看到，庄子的时代，至少在庄子年青的时候，应该是个不错的、一派欣欣向荣景象的社会。那正是战国借助新型生产工具和政治体制，经济发展趋向高潮的顶峰之时。战争的浪潮，总是要稍稍后滞于经济的极度繁荣，或衰败。而且，战争对经济的破坏与影响，也不是一蹴而就，一击即溃，甚至也不是单元、单向的(不是有发“国难财”的么)。事实上，庄子之时，繁华景象无处不在。别的不说，单在庄子的祖国，宋国，就有一个类似今日广州、深圳的超级商业城市:定陶。在当时的各国，定陶是数一数二的商业之都。数次跨国战争的焦点目标，其中就有它。而庄子所在蒙地，跟定陶紧相毗邻，当时的交通状况，远远超出我们今天的想象。而宋国因为地处中原枢纽，在地理位置上，更是“九国通衢”，四通八达应该与此有关。“关税”，成为宋国重要的经济来源。《孟子》中著名的“偷鸡贼”比喻，就是针对宋国的税收而言的。郭沫若说，如果庄子愿意去齐国的稷下学宫，凭他的才华，一定可以轻而易举加入到“不治而议”的行列。(《十批判书 庄子的批判》)其实，何须跑到齐国，如果庄子真是个想弄钱，能弄钱，想过好日子的人，他只要抬腿去相邻不远的定陶，就一定能找到个不错的经济位子。--至少，吃饭不成问题。何至于要“穷闾隘巷，困窘织屦”，何至于要头天启程，去跟人“贷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