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三立的相声 讲卫生的最后一句话 胖子头上有什么东西来着

　　苍蝇；
　　马三立和侯宝林没有合作过。和刘宝瑞是否合作不清楚。

　　在现代相声史上，侯宝林与马三立是两座并峙比肩的泰斗，然而又是风格景象迥然有别的高峰。
　　众所周知，侯宝林的相声表演儒雅大方、挥洒优美，一扫旧时代相声表演的“江湖腔”与“低俗气”，提高了相声艺术的审美趣味与思想品位，被公认为是相声艺术革新的先锋与功臣；马三立的相声表演则亲切质朴、从容隽永，对相声艺术的优秀传统有着全面的弘扬与深刻的继承、从而使他的相声总给人“余音绕梁”之感。当听着乐了还不算，听过之后什么时候回味，什么时候都会让人忍俊不禁。如果说侯宝林是相声艺术继往开来的先锋的话，马三立则为相声艺术优秀传统综其大成的殿军。
　　然而，这仅仅是对侯宝林与马三立风格特征的总体概括与价值判断。他们两人在相声艺术方面的不同特点主要表现在其说演过的作品之中。如果对他们二人表演过的相声脚本作一比较，就会发现，侯宝林的相声，主题一定是谈笑风生的“杂文”；马三立的相声，则是情节曲折、人物鲜明的“故事”。前者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式的跳跃与举证；后者是“细描密写、铺平垫稳”式的滚动与点染。侯宝林的说表语气总是第三人称，马三立的叙述口吻总是第一人称。表现在艺术表现的思维方式上，侯宝林是演绎式的说理论证，马三立则是归纳式的叙事升华。从而在讽刺手法的运用上，前者是“嘲笑”式的指斥，后者是“自嘲”式的暴露。一个是“世事洞明皆学问”般的宏阔，另一个则是“人情练达即文章”式的深刻。比如侯宝林的代表性节目《戏剧杂谈》、《改行》、《关公战秦琼》、《戏剧与方言》、《夜行记》、《婚姻与迷信》、《学越剧》、《抬扛》等等，总是由一个话题说起。并罗列种种事例多方延展，将知识性、思想性与趣味性有机地统一在他与搭挡的“说、学、逗、唱”之中，听后往往有长知识大开眼界，明辨是非，提高思想等等的收获。寓教于乐，发人深省；而马三立的代表性节目如《夸住宅》《文章会》《开粥厂》、《买猴儿》、《卖挂票》、《似曾相识的人》、《高贵的女人》、《家传秘方》、《学说瞎话》、《逗你玩》等等，却是通过讲述一个故事或塑造一个人物，让事件暴露是非，使形象阐释思想。无论是由于恪守不杀生的善良准则，从而宁将虱子放到别人身上也不自己捏死的“马善人”，还是“工作马马虎虎、办事大大咧咧、说话嘻嘻哈哈”的“马大哈”，一经马三立的相声表演，便立刻会深入人心、活在口头。“马大哈”所以能成为今天现代汉语里一个常用的语汇，成为生活中的人们赋予“工作马马虎虎、办事大大咧咧、说话嘻嘻哈哈”一类人物的代名词，功劳或者说推广的专利应当记在马三立名下。
　　使侯宝林与马三立形成不同的相声表演风格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侯宝林早年学唱京剧，后来偶然改行说了相声，期间又一度演过“文明戏”即早期话剧。l949年之后，又在北京倡导发起成立了“相声改进小组”，与一些作家、学者、教授如老舍、罗常培、吴晓铃等文化人合作，为他的相声革新及风格形成创造了条件与机遇，马三立出身于曲艺世家、父亲、哥哥和师傅均是相声名家，自幼耳濡目染、多有熏陶，加之他具有中学文化水平，长年在天津撂地演出，又有后来著名相声作家何迟的重要相声作品的长期支持，遂使他在掌握传统和表演风格上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是，除了地域与师承的关系之外．作为同时代的两位巨擘，侯宝林与马三立相声艺术不同风格的形成，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及其由此引起的相声艺人在政治经济地位上的巨大变化。在艺术创造上的审美体现与精神投射。
　　这种社会巨变带来的相声艺人的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在侯宝林的艺术创造中表现得尤为集中，应当说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侯宝林已在天津成名。虽然当时他以不说“荤酸”内容的“文明相声”而为人称道，但其相声表演的艺术思维方式应该说与马三立区别不大。他之所以后来在北京于五十年代形成了有别于传统且魅力独具的相声创演风格，确实是政治经济地位的变革使然。1949年之前，相声艺人属于“下九流”、相声艺术属于讨人一笑的“欢喜虫”，艺人为了挣钱糊口，被迫“变良为娼”，说一些媚俗、奉承乃至迎合市民低级趣味的内容聊博一笑混饭吃。艺术处于既不自由又不自觉的的尴尬境地。新中国的建立，使包括相声在内的文学艺术成了整个民族和社会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声艺人也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一样平等，成了自身艺术的主人。他们开始在衣食无虞的全新生存状态下，自觉地运用相声艺术“教育人民，打击敌人”，这种艺人尊严和艺术价值的双重回归使相声的创作和演出被赋予了艺术本能的价值内涵，具备了娱乐之外的认识、教育和审美的多重功能。这种社会历史的变迁投射到相声艺术的创作和表演语境上，不再是从前的自轻自贱的讨人笑乐或者逢迎恭维让人赏钱，而是由地摊走向舞台、由受歧视的乞食手段一变而为分工不同的审美服务，甚至被尊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从此相声艺术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揭露和抨击假恶丑、颂扬和倡导真善美，来教育人民、服务大众。艺人的地位提高了，艺术的功能变化了，艺术创演的内容和艺术家表演的风格也随之一变。侯宝林因身处祖国的文化中心北京，又活跃于相声改进运动的前沿，这种巨变在他身上体现得尤为集中和明显。乃至影响到他相声艺术风格的形成。但这种变化在身处天津的马三立那里就没有侯宝林明显。时代之于马三立的相声艺术只有功能内容的变革而未触及个人风格的改变，有所变又有所下变，这是侯宝林与马三立相声表演风格迥然有别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