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下江南

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月初五日、十七日，乾隆帝弘历相继下了两道上谕，讲述欲于十六年巡幸江南的原因，大致有四点：一是江浙官员代表军民绅衿恭请皇上临幸；二是大学士、九卿援据经史及圣祖南巡之例，建议允其所请；三是江浙地广人稠，应该前去，考察民情戎政，问民疾苦；四是恭奉母后，游览名胜，以尽孝心。

这些理由固然存在，但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这就是江浙的客观环境和历史条件。江浙两省虽然地盘不大，人口也不特别多，大约只占国土面积和总人口的2%，但它是鱼米之乡，其经济条件和人文条件都在全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两省上交的赋银赋粮分别达到全国赋银总数的208%和赋粮总数的 30%，盐课银占全国盐课银总数的68%，关税占全国税额总数的一半。江浙人文茂盛，是全国文化最发达地区，才子学者之多，数倍数十倍于其他省份。仅以关系到政局和学术文化界的科举而言，从顺治三年到乾隆六十年的150年里，共举行了61科，其中，江浙两省出了51位状元，占全国状元总数87%；出了38 位榜眼，占榜眼总数62%；出了47位探花，占探花总数77%。再就大学士九卿督抚来看，江浙两省出了很多大学士和尚书总督巡抚，像状元出身的吕宫、徐元文、于敏中等都任至大学士。另一方面，江苏、浙江又是明末遗民活动的中心，反清思想和反清言行一直不断，发生了多起文字狱。没有江苏、浙江这两个省巨大的财政收入和绅衿支持，清朝的统治是很难巩固的。牢固控制住江浙，充分利用江浙的财力人力和物力，来发展其“盛世”，这就是乾隆六下江南的根本原因。

乾隆帝于乾隆十六年、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四十五年、四十九年六次巡幸江南，每次一般都要到江宁（南京）、苏州、杭州、扬州，后四次还要到浙江的海宁。

六下江南所经之地和所做之事，虽然不尽相同，但大体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即蠲赋恩赏，巡视河工，观民察吏，加恩缙绅，培植士类，阅兵祭陵。

乾隆帝在六下江南期间，多次下谕，蠲免江、浙、皖上千万两银子。第一次南巡时，谕免乾隆元年至十三年江苏积欠赋银228万两、安徽积欠 30万余两，及浙江本年应征银30万两。二次南巡，谕免江、浙、皖三省二十一年以前积欠钱粮，又免浙江漕银20余万两。三次南巡，谕免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三省积欠钱粮，又免浙江漕银等项27万余两。四次南巡，谕免江苏、安徽钱粮143万余两及浙江13万余两。五次南巡，谕免江苏、安徽三十九年至四十四年欠银130余万两。六次南巡，谕免江苏、安徽欠银130余万两。总计六次南巡免银在1000万两以上。

以皇祖之心为心的乾隆帝，也像其祖父那样，极其重视河工海防，把它视为六巡江南的一个主要任务。江苏、安徽、浙江经常发生水灾，乾隆七年，黄河、淮河同时涨水，江苏、安徽的海州、徐州等府50余州县“水灾甚重”，灾民多达700～800万人。在乾隆写的御制《万寿重宁寺碑记》和《南巡记》里，他着重讲到，“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六巡江浙，计民生之最要，莫如河工海防”，“临幸江浙，原因厪念河工海塘，亲临阅视”。这些话并非空谈，而是乾隆倾尽全力大兴河工的历史实际的真实概括。河工兴修规模之大，投入财力物力人力之巨，兴修时间之长，乾隆可以称之为古今惟一的帝王。以经费而言，每年河工固定的“岁修费”，多达380余万两，约占每年朝廷“岁出”额数1/10强。临时兴修的大工程，又动辄用银几百万两，像蔺阳青龙岗之工，“费帑至二千余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