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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前550)，载有“美疢不如恶石”，东汉经学家服虔在《春秋左氏传解谊》中注释：“石，砭石也。”《山海经·东山经》记有：“高氏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箴石。”箴石已如前述。《素问·异法方宜论》叙述疾病的区域性时讲过：“故东方之域，……其病多为痈疡，其治宜砭石。”唐代王冰作注时指出：“砭石，谓以石为针也。”《汉书·艺文志》有“用度箴石汤火所施”一句，唐代颜师古作注曰：“石，谓砭石，即石箴也。古者攻病则有砭，今其术绝矣。”现代学者大多认为砭石为针之母体，所以我们在此较多地论述了许多名家对砭石的观点。如果针来源于砭石是正确的，那么讨论针灸之起源自然必须弄清砭石之原始用途，我们认为针源于砭石的观点是正确的，针灸起源于砭石应该是有道理的，这不但从文献记载找出了不少依据，在发掘的原始社会、新石器遗址中有不少砭石存在，数十年前民间之磁砭等原始医疗方法在若干地区仍然应用也是一个有力的佐证。我国考古发掘，原始社会的砭石、石针、骨针、青铜针等越来越多，许多形状也大体相似，给讨论针灸的起源增添了珍贵的资料。至于传统的观点，如《路史》所述“伏羲氏……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很明显，制九针当晚于制针，更晚于砭石之打制和应用。如果伏羲制九针的历史故事有其一定的真实性，那么伏羲时代约相当原始社会的山顶洞人时期，砭石之用于外科、针灸当有数万年的历史。

《左传》与《国语》成书时代较为接近，二书思想倾向也基本一致，然《左传》较《国语》有新的发展，民本思想更加鲜明、突出。首先，《左传》记事表明了民重于天、民为神之主、民重君轻、民为邦本的观点，这比《国语》“民神并重，先民后神”和“论及君民，以民为主”的思想又有进步，而与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已经接近了。

《左传》在形式上突破了传统的或记言或记事的单一模式，吸收《尚书》记言体与《春秋》记事体的技巧，使记言与记事二者高度地结合起来，做到了在编年体中将记言与记事有机地融合为一体，达到了记言委婉生动，叙事详明有趣。《左传》叙事的总的特征就是，善于描述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历史事件，运用白描的手法叙述事件的始末由来。这种白描手法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遵循严格的时空观念，每一事件的记录必定以极简明的文字交代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参与的人物，叙述事件按照自然时间的顺序进行；重视事件发展的全过程，记叙每一事必详其发生(起因)、发展(冲突)和结局，尤其注重前因后果；描述事件的经过或重大场面，较少渲染和烘托，往往通过记录其中几个人物的言行，写出事情发展的过程，或写活一个场面。

李左车在史记中没有单独的列传，他的事迹分别记载《张耳陈馀列传》和《淮阴侯列传》中。 《史记·卷八十九·张耳陈馀列传第二十九》 参见：张耳陈余列传 《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参见：淮阴侯列传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隐公在这一年被羽父派人暗杀，然后羽父立桓公这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