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颍上琴书

临颍地处中原腹地，战国秦时属“颍川郡”，西汉初年置县，因濒临颍水而得名。

颍水出颍川阳城县西北少室山，秦始皇十七年，灭韩，以其地为颍川郡，盖因水以著称者也。汉高帝二年，以为韩国。王莽之左队也。《山海经》曰：颍水出少室山。《地理志》曰：出阳城县阳乾山，今颍水有三源奇发，右水出阳乾山之颍谷。《春秋》颍考叔为其封人。

据《史记》记载“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愿”搜做。《汉书》也写到“颍川、南阳，本夏禹之国。夏人上忠，其敝鄙朴……颍川，韩都（即指禹州曾经为韩国都城）。士有申子、韩非，刻害余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贪遴争讼生分为失”。如西汉名臣晁错“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生所，……错为人峭直刻深”。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法家代表申不害、韩非不仅重法治，还重术治，有浓厚的权谋思想。也正是因为颍川地区的民俗较异，难于治理，先后有几任太守采用不同的方式来改变其民俗。赵广汉看到“颍川豪杰大姓相与为婚姻，吏俗朋党”的局面，“厉使其中可用者受记，出有案问，既得罪名，行法罚之”，“又故漏泄其语，令相怨咎。又教吏为缿筩，及得投书，削其主名，而托以茄漏贺为豪桀大姓子弟所言”，使“得强宗大族家家结为仇雠，奸党散落，风俗大改，吏民相告讦,盗贼以故不发，发又辄得”。可以看出西汉宣帝时赵广汉采用诛其首恶、分化瓦解的手段来治理。
而韩延寿和黄霸的方法则不同“，先是，赵广汉为太守，患其俗多朋党，……颍川由是以为俗，民多怨仇。延寿欲更改之，……乃历召郡中长老为乡里所信向者数十人，设酒具食，亲与相对，接以礼意，人人问以谣俗，民所疾苦，为陈和睦亲爱、销除怨咎之路。长老皆以为便，可施行，因与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在这里，两人传记的内容互相矛盾，可以看出赵广汉并没有把颍川治理好，反而导“致民多怨仇”。韩延寿和继任的黄霸只好采用“柔”的方式，用安抚教化的方式来稳定颍川的统治。但这种稳定是表面性的，并没有改变颍川士人“申、韩遗风“”、好争讼分异“”、俗多朋党”等地域文化特征。东汉时，颍阳人王霸“，世好文法”。阳翟人郭躬“，家世衣冠，父弘，习《小杜律》。躬少传父业，讲授徒众常数百人。郭氏自弘后，数世皆传法律”。长社人钟皓“，世善刑律，教授门徒千余人”。“韩融少能辩理而不为章句学”。陈寔授徒“,颍川荀慈明、贾伟节、李元礼、韩元长皆就陈君学”。郭嘉“自弱冠匿名迹，密交结英隽”。可见颍川原有的“高仕宦，好文法，喜争讼，多朋党”剽悍之风终西颤派汉一世无太大改变，此风延至东汉就自然成为颍川多智谋之士。

北宋·宋徽宗《听琴图》原文：

吟徵调商灶下桐，

松间疑有入松风。

仰窥低审含情客，

似听无弦一弄中。

白话释义：我们的古代，礼、乐、诗、赋，也就是一大三小棵的松竹树。或者黄冠缁服，或者纱帽红袍，或者纱帽绿袍，或者蓬头童子，颤颤悠悠声，悉悉索索听，虚虚实实境，不愧是老手，真要“哀家”绰绰有孙埋余的想不尽。

写作背景：

《听琴图》画中是以宋徽宗为中心，以他“溺信”道教为背景，因此是有迹可循的。这不是一般的人物肖像画，而是有真实的事件为依据。其中有许多有关政治、宫廷、宗教方面的内涵。从画中解读出发，并以《宋史·徽宗本纪》相印证，由此追踪《听琴图》的作年。

其中最突出的记载，就是政和七年（1117年），恰恰也是《听琴图》的创作年代。这一年可以看作宋徽宗也是北宋王朝政治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的标志。

据史书记载：“二月辛未，改天宁万寿观为神霄玉清万寿宫。甲子，会道士二千余人于上清宝篆宫，诏通真先生林灵素，谕以帝君降临事。……乙亥，幸上清宝篆宫，命林灵素讲道经。”“四月庚申，帝局差讽道策院上章，册己为教主道君皇帝。”

这是徽宗崇信道教，历年活动的一个最高潮，就是“册已为教主道君皇帝”。而《听琴图》中，徽宗本人，穿的是一身道服，正是以“教主道君皇帝”的崇高身份自居。

所以，《听琴图》所描绘的正是宋徽宗在政和七年则腊蚂四月册为“教主道君皇帝”以后，与朝中权臣接见，抚琴论道，暗通心曲的艺术场景。其作年正是在政和七年（1117），徽宗以“教主道君皇帝”的双重崇尊身份的艺术记录和历史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