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46年读中学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两年后读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学院）时，被组织安排到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部参加学习。1948年9月，我升入了二年级，迁入和平门外本院。这时，组织上决定朱熿同志协助学委老宋做一些工作，兼管二院，本院党总支由刘明哲任书记，沈芳、葛福群和我任委员。
机智撤离
9月20日，全北平市开始了突击检查，气氛紧张，一夕数惊，人人自危。不断传来继“八·一九”大逮捕第一批黑名单之后的第二批黑名单，即将公布的消息。
有一天，刘明哲带来一个三十余人的师大学生名单，说这是学委从敌人内部搞到的黑名单。名单上的人，必须分批撤走，转移到解放区。第一批十二人，要在一周内撤离。我一看名单，第一批撤退的人里面，自治会的理事就占三人，十五个理事一下走了三个，而且有两个还是有经验的台柱子。我很快通知了他们，让他们交代了工作，然后取道天津，去沧县报到。郭明月改了一张“学徒”的身份证，编了个因事回原籍的“故事”，从同乡处拿了几块银元，就上路了。王宝印需要交代的工作很多，一直到走的前半天，还在坚持工作。
10月以后，党内传达了中央九月会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干部队伍，为全国解放做好干部准备的决定精神，把从白区撤退已经暴露的干部和大规模地向解放区输送干部的工作结合起来。撤退和输送的名单，不断扩大。
到11月底，12月初，不仅党员、盟员、进步群众大批去解放区，许多中间群众也纷纷要求去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有的还要求带着亲戚、好友、爱人、同乡、学生、老师同行的。一时，去解放区成为盛行的风气和公开的秘密。出发前当然要保密，但走之后人们就心照不宣，都知道这些人到哪里去了。
走的人，起初由学委、后来由总支批准。批准后，个别向他们交代路线、暗号、审查他们的“身份证”和编造的“故事”以及其他行前准备工作。我因为去过解放区，沿途的情况可以讲得具体些，又当自治会理事，和别人接触不容易引起怀疑。所以交代暗号这项工作我做的较多。二年级和四年级走的同学，许多人我都和他们谈过一两次话。
大批人去解放区，“身份证”发生了恐慌。个别借用涂改已不能满足需要；幸好组织上从一个在警察局派出所的“工作关系”那里，搞到了大批空白的“身份证”。填写后，贴上像片，还缺警察局的钢印。我注意观察了一下，正式的“身份证”像片上钢印的印痕清晰，“身份证”本身因是普通报纸，印迹模糊，常常只有“青天白日”圆形的“边”还能看到一点，字迹全看不见。我用半截织毛衣用的竹针，在像片和“身份证”背面，划上两个半圆形的道道，中间划上几个三角，“青天白日”的“边”就出来了。再反描上“北平市警察局印”中的两三个字，看起来，竟然和真正的“身份证”没有两样。
我先后送走了七、八十人。十二月初，组织上决定让贾特贤围城前去解放区，他的三个外校同乡、同班同学瞿慎余、以及两个中学生也要去，总支决定把他们七个人编在一起。出发前，我向贾特贤交代了路线、暗号和沿途应注意的事项，并且为他们找了两个在天津可以住宿的地点。他们准备坐下午的火车去天津，中午刘明哲突然又交给我一个人，我只好把他托给贾特贤。这样，同行的有八个人，可是只有七个“暗号”。恰巧中法大学我的天津同乡中，有一个同志搭晚车去天津，我请他设法把下午才要来的一个“暗号”，带给天津寿德大楼的借宿处，交给了贾特贤。
巧计营救
输送干部，中途出岔子的事，也有过一起。
十一月底有一天，刘明哲拿着一封信来告诉我：物理系四年级有个他的同乡在陈官屯被扣，已经几天了，这个同学从拘留所中托难友刘丰年带出一信，刘特地从天津跑到北平，找到师大送信。他问我怎么办？
我问：“他叫什么名字？是党员吗？”
刘明哲说：“他叫王群才，是党员。”
我的脑袋“轰”的一下大了起来，如果被扣留的是群众，反正问不出什么，自治会出面营救，事情好办。可是，王群才是党员，谁知道这几天他是怎么说的。再则，这个送信的“难友”到底是真、是假？是朋友、还是敌人？
我看了看信，大致是说：王群才在陈官屯住店，夜里遇到查户口的，他身份证上写的是良乡人，口音却是河南口音，引起了怀疑，被送到静海县警察局扣留。并且说，已承认是师大学生，借身份证去解放区。这里的犯人，都可以“走人情”出去，请赶快带钱来营救，以及送信的是好人，望好好致谢等语。
刘明哲补充说：王群才是1946年入党的党员，人很老实，不会说话。这次带的“身份证”是别人的，地址写的良乡，年龄写的是四十岁。事先疏忽，没有发现后更改。碰巧查店的国民党军警里面有一个良乡人，问起良乡的事，王群才答不上来，于是引起疑窦，遭到扣留。刘明哲估计：王群才不会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
我们商量了一下怎么“回复”送信的人并向他“致谢”，接着又研究了一个营救方案。我们打算让一个当过记者的党员理事，带着钱和记者证件、自治会证件两份证件，并由一个同学陪同前往营救。这位理事可以先亮出记者证件，说明和王群才是表兄弟关系，花钱买放，如果自己也被扣，再亮出自治会理事的证件，据理力争。陪同前往的同学，负责远远跟随，观察动静，送王群才回来或赶回报信，其他的事不参与、不介入。
营救方案迅速得到了领导的批准，但执行人却发生了问题。我和那位理事谈了有关情况，他当时虽然面有难色，但答应了下来。可是，第二天，他变卦了。我知道，他在危险任务面前退缩了，只好临时把这件事委托给当时还是自治会干事的盟员同志孙元良。他勇敢地承担了这项任务，和一位叫蒙汉钦的同学一起去的。
事情异常顺利。他们到陈官屯后，就装作互不相识的样子分手了，他到哪里，蒙汉钦也远远地跟到哪里。在镇上唯一的一个小酒馆里，他们打听到警察局大权在握的头目某某督察，他是酒馆的常客，山东人，爱喝酒赌钱。由酒馆老板做中间人，请来了这位督察，孙元良请他吃了顿酒饭，给了一些钱，请他把王群才放出来。他满口答应，说你们带一件公函就可以释放。孙元良回校后办好公函，请蒙汉钦等两个同学保释。他们把王群才带回北京，住在同学家里。营救花钱之少，远远出乎我们意料。用在督察身上的钱，大概买不了十五斤面！国民党政治“行市”之低，已经到了可怜的程度。
待了几天，刘明哲找我说，王群才不能回校，在外面也不是长久之计，是不是找个人送他到解放区去？这可有点使我为难，因为，从来去解放区都是自己去，顶多是几个人搭伴去，没有护送的。可是，再次经过陈官屯，对王群才来说，确实有危险。
这时，我们年级的女同学田霁青正巧要去解放区。我决定“导演”一出“戏”。我找到田霁青，把王群才的事大致告诉了她，请她帮助带王群才过陈官屯检查站。她问我怎么带法，我说：“扮假夫妻，由‘新娘子’带着有病的‘丈夫’回娘家。这样，‘丈夫’可以包上头、遮点脸，少说话或不说话，沿途由‘新娘子’应付、周旋。你看行不行？”田霁青是比较老实而又能干的女同学，她最后同意了我的办法，并且具体地考虑了“服装”“道具”的细节问题，提了一些很好的建议。这样，我安排她和王群才见了一次面，就扮作假夫妻，途径陈官屯，安全转移到解放区去了。
在短短的三个月中，由师大撤退和输送到解放区的先后将近二百人，都安全地到达了解放区。
王慕曾，离休干部，中共党员，1929年生人，祖籍天津，1947年考入国立北平师范学院（现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国立北平师范学院党总支委员兼学生自治会分支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先后在笃志女中、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宣传部、北京市教育局、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等部门任职。
口述：王慕曾 整理：庞晨
来源：北京市西城区档案馆《西城追忆》选自2017年第二至四期上
主播：宝泽阿城
本期节目由北京市西城区档案馆、喜马拉雅联合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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