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前，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在西城境内有一处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新闻出版单位——北平中外出版社。它是由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朱葆光、孟用潜、汪骏和孙承佩发起，拿出他们长期积存的工资并向亲友募集资金创办起来的。当时，正值国民党阴谋策划反共反人民内战，为了避免引起敌人的注意，采用“北平中外出版社”这样一个通俗、不带政治色彩的名字。出版社租用西长安街甲23号原东方人寿保险公司办公楼（在西长安街大栅栏南口外往东不远处，解放后因拓宽马路，已被拆除）的一、二层作为出版社社址，任命精通业务的共产党员张明善同志担任出版社经理。北平中外出版社名义上隶属重庆中外出版社总社，实际上在经济、经营管理等各方面都是独立的。
北平中外出版社于1945年11月上旬正式开业，并成立地下党支部，由郭东青任支部书记，在地下党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领导下，很快开展起工作。中外出版社成立后，大量重印了一些在大后方出版的进步著作。由于长期处在敌伪统治下，北平人民的思想受到禁锢。这些进步书刊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人民的视野。从开业到被查封的两年时间，北平中外出版社逐步成为华北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思想文化传播中心。
广销进步书籍报刊
北平中外出版社最初发行的书籍有用重庆中外出版社寄来的纸型重印的郭沫若著的《苏联纪行》、孙承佩译的《战时苏联游记》（斯诺著）、萧红著的《回忆鲁迅先生》、吴晗著的《历史的镜子》。同时，中外出版社还发行当时在北平陆续创刊的《新闻评论》、《人民世纪》等期刊。
1946年初，北平中外出版社沟通了同上海、香港进步出版界的联系。《马恩选集》、《列宁文选》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源源运来。随着军事调处执行部1946年1月在北平成立，叶剑英同志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从延安来到北平，带来了大批报刊书籍，交北平中外出版社经销，其中有《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晋察冀日报》、晋冀鲁豫边区的《人民日报》、《北方文化》等杂志，书籍有《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等。此外，北平中外出版社还同陕甘宁、东北、晋察冀等解放区的新华书店建立了直接联系，经常发行各解放区运来的各种书籍报刊。
传播进步思想文化
当时国民党当局对印刷厂控制很严，进步书刊无处排印，北平中外出版社就增设了排字房，排版和制作纸型，然后送到比较可靠的印刷厂去印刷和装订。北平中外出版社重印了毛泽东同志著作。此外，还排印了《李有才板话》、《王贵与李香香》等文艺作品，以及李风鸣译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等书。后来当国民党特务指定《红色中国的挑战》不得出售后，出版社的同志就给它换了封面，改书名为《新中国的成长》，继续销行。
北平中外出版社在门市售书采取“开架式”，读者可以自行从架上取阅和选购书刊。有些青年读者专门来中外出版社看书。出版社的人员逐渐学会了识别看书的读者、买书的读者和进行窥探的特务。为避开特务的耳目，常把一些革命色彩鲜明的书放在柜台里边，等熟识的顾客来时才拿出来卖给他们。
虽然北平中外出版社的规模不大，它却建立了一个遍布北平并延伸到华北的发行网，它同接触读者广泛的报贩、书摊建立了经常的联系，拥有了近百个代售点，发行、销售的大量进步读物，包括我们党的书籍报刊，到处都可以买到。
“中外”的人员对书报摊贩经常进行党的政策教育。当时宣传要求和平，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在中国横行霸道等思想，完全符合群众的想法，很容易获得共鸣。于是许多书报摊贩越来越了解和拥护我们党的政策，更加积极地代售进步出版物。当反动统治加紧时，许多进步报刊被强行取缔，难以公开出售，中外出版社就让书报摊贩采取隐蔽的方式，把进步的书报刊物收起来，等熟识的读者来时悄悄地卖给他们。
北平中外出版社还同一些大中学校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建立密切联系，聘请了一批义务发行员。北京、清华、燕京、师范、辅仁、中国等大学都有“中外”的书刊代销点和发行员。遇到某个大学举行群众集会时，出版社还到那里设立临时售书摊，不仅扩大了发行网，而且还把一些违禁书刊直接送到固定读者的手里。
出版社还开展订阅和邮购的业务，用户共有400多个，他们主要是华北各省、县文教单位和工矿企业的教师和职工。为防备特务搜查，邮购和订阅户名单备有两份：一份放在手边使用；另一份则密藏起来。一旦遇特务搜查，可以设法将手头一份销毁，密藏的另一份可供以后使用。
许多青年读者通过阅读进步出版物接受了进步思想，走上了革命道路。一位在偏僻农村的小学教师在写给“中外”的信中说：“我们的眼睛都要瞎了，是你们给了我们光明；我们的耳朵都要聋了，是你们告诉了我们真理……”一位开滦煤矿的职工在信中说：“当你们接到我这封信时，我已经到达我所向往的理想地方了（暗指解放区）。感谢你们给我指出了生活的道路……”
面对迫害坚持斗争
出版社在地下党文委领导下，虽然执行了“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地下工作方针，但由于领会不深，又有盲目急躁情绪，还是把“中外”搞得太“红”，引起敌人的注意。国民党当局把中外出版社看作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一九四六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各地明捕暗杀有影响的进步人士，企图毁灭进步文化力量。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国民党在内战前线连吃败仗的情况下，加紧了在北平的法西斯统治。他们以清查户口为名，逮捕了万舒扬、张煜、张鹤云及张明善、彭瑛夫妇，妄图扼杀中外出版社。张明善和彭瑛夫妇被捕时，他们出生仅两个半月、正在病中的婴儿和两岁的孩子，都被迫弃置家中。文委领导立即决定：一方面嘱托未被捕的同志务必照料和抚养好孩子，积极设法营救被捕同志；另一方面，根据对形势的充分估计，要同志们坚持到底，随时做好被捕的准备。指定吴宝琛为经理，兼任党小组长，继续坚持业务活动。文委还决定把郭东青撤退到天津知识书店，准备吴宝琛一旦被捕，可以有第三批党员干部接替工作。同志们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坚强决心，业务不但没有停顿，反而又有了发展。毛泽东同志同斯特朗的著名谈话“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作为上海《文萃》丛刊之一《论纸老虎》公开发表了，纸型寄到北平，大量印发，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
国民党特务对出版社的迫害有增无减，他们在三层楼楼梯入口处的一个房间里设立了保公所，进行监视。在敌人严密监视下，中外出版社还继续编印了《人民周报》，发表了周恩来同志的《关于时局的声明》，又以“方向社”、“实践社”的名义编印了数本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小册子，同敌人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九四七年秋，国民党反动派最后关闭了和谈的大门，决定召开伪国大，企图孤注一掷，作垂死挣扎。同时颁布了“戡乱动员令”，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九月十二日，国民党北平市政府悍然对中外出版社作出最后处决，宣布查封。
但是，北平中外出版社的同志们没有被敌人所压倒。他们发现排字房的横窗没有关严，夜间就从窗户钻进排字房，把铅字和其他器材装进麻袋运出来，一连干了四夜。出版社的同志们把器材转移到城外，重新建立了一个秘密印刷所，把《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数千本存书转移到北大、清华、燕京等大学。出版社的书柜、家具也从后门拉到北京大学，在北大图书馆附近的空屋里设立了临时门市部，许多进步同学都轮流当服务员。等到敌人发现的时候，中外出版社已是“人去楼空”了。
解放战争期间，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平中外出版社坚持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斗争，对于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主张，启发青年群众的政治觉悟，做出了重要贡献。北平中外出版社的革命斗争在北平地下党的斗争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
作者:余音
主播：艺炀
本期节目由北京市西城区档案馆、喜马拉雅联合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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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条战线上都有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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