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大众考古
引言：2019年11月27日，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考古学科一级博士点带头人，中国社科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裴安平教授接受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邀请，做了一场题为“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的起源”的讲座。整场讲座持续近两个半小时，裴安平教授以高度的理论素养，并借助考古学发现及他所创新的“聚落群聚形态”理论，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的五大历史问题，不仅提出了不同于以往传统的认识，还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思想、视角与方法，极具启发性。
现将讲座内容整理成文，以供大家学习分享。
一、《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一书写作的背景与原因
裴安平教授此次讲座的内容源于其新著《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一书。此书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019年7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分上、下两册。裴教授认为此书能够完成写作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客观原因之一：由于此书主要内容是有关起源的问题，所以中国的史前与先秦考古就成了本书的主要资料来源和依据。
客观原因之二：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事业突飞猛进，丰富的史前和先秦考古资料为此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主观原因之一：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为了与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欧美国家兴起了“区域聚落形态”的理论学说，并用现代地缘社会学的理论来考察和诠释史前血缘社会的组织与组织形态。所以，他们不可能真正地复原“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城市”起源的原貌。
主观原因之二：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国内缺失聚落考古的理论与方法，又毫无芥蒂地从欧美引进“区域聚落形态”的理论与方法，从而导致中国的考古学虽然有“文明探源工程”的助力，但依然无力复原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与“城市”的起源等重大历史问题。
主观原因之三：研究方法与视角独特新颖。由裴安平教授所著、于2014年出版的《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一书，不仅在国内外第一次提出了按血缘关系研究史前聚落组织与社会形态的问题，同时也为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与“城市”起源的探讨提供了一个历史的科学的平台。
二、“敲开通往史前社会大门的钥匙”——“聚落群聚形态”理论与方法简介
裴教授认为，没有新的历史研究思路、理论与方法，我们就无法正确理解和解释已发现的史前考古材料，也就无法真正解决中国的“五大起源”问题。
史前是一个血缘社会，由同时期聚落近距离相聚而形成的“聚落群聚形态”则是血缘社会与血缘组织的物化形态。在“聚落群聚形态”中，血缘组织由下至上包含四层结构，即“聚落”、“聚落群”、“聚落群团”、“聚落集团”。
“聚落”，一般而言就是聚氏族而居的村落。以聚落个体为单位近距离相聚而构成的小型血缘组织就是“聚落群”，其基本属性就是民族学上的“部落”。以聚落群为单位近距离相聚而构建的大型血缘组织就是“聚落群团”，其基本属性就是民族学上的永久性“部落联盟”。以“聚落群团”为核心而构建的超大型血缘组织就是“聚落集团”。
裴安平教授认为，“聚落群聚形态”理论及其认识的意义就在于：第一，它是考古学“由物及人”复原人类社会组织形态、复原历史的一条必由之路，此外别无选择；第二，它证明了考古学文化及其区系类型都只是物质和物质文化的共同体，而不是人类的社会组织与组织形态，因而也不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平台；第三，它证明了国外的“区域聚落形态”是一种错误的理论与方法，也证明了国外的“酋邦”理论在中国并不适用。
三、“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的起源
（一） “家庭”起源
裴安平教授认为，“婚姻”是一种男女关系，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但“家庭”却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社会形态和婚姻形态共同演变的结果。
裴教授还认为中国的“家庭”起源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石器时代中期
在流行对偶婚的基础上，人类社会出现了最早以自然性爱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婚姻与家庭。这种“家庭”虽然当时还不是社会最小的生产、经济与组织单位，但却是一种成年男女自愿长期在一起的生活单位。内蒙古赤峰市兴隆沟遗址的居室葬与合葬墓、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男女合葬墓就是证明。
第二阶段，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周时期
由于气候的不断升温、人口与聚落数量的大幅增加，人地关系骤然紧张，从而导致农业成为了人类食物的主要来源，人类生产方式发生变革，在耕作权私有的基础上出现了早期的个体劳动与个体经济。于是，在早期个体劳动与个体经济的基础上，一夫一妻制“婚姻”与“家庭”开始广泛普及，“家庭”也随之成为了血缘社会有一定独立性的最小生产、经济与组织单位。
湖南澧县城头山发现的距今6500年以前人工开挖用田埂分割适合长期耕作的稻田、陕西临潼姜寨距今6000年以前的仰韶文化早期墓地中的夫妻并穴合葬墓，以及河南淅川下王岗、安徽蒙城尉迟寺、河南邓州八里岗、郑州大河村、湖北应城门板湾等地发现的一批距今6000—5000年的“排房”、“套房”和有关聚落形态，就是上述历史变化的证明。
第三阶段，春秋战国时期
在社会地缘化、商品经济兴起、生产资料土地使用权完全私有的基础上，一夫一妻制家庭成为了地缘社会独立的最小的生产、 经济与组织单位，并为之后中国一夫一妻制家庭的 “小农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稳定奠定了基础。
（二）“私有制”起源
裴安平教授指出，在中国并不存在包含“不动产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只有以“动产”为主的“财富私有制”。中国的“财富私有制”从来都不是一种经济制度，而是一种社会的管理与政治制度。且财富与权力直接相关，越有权越富。他认为，中国的“财富私有制”起源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石器时代中期
在广谱经济与集体劳动、集体消费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财富私有制”作为一种血缘组织集体的管理与分配制度最早登上了历史舞台。凝聚了大量社会劳动的奢侈品也开始成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M58一共随葬了600多件绿松石珠，M56则随葬有一件至今中国史前考古发现的最大的一件绿松石器。中国北方地区东部的兴隆洼文化遗址里出土的玉器同时证明距今8000年以前，“财富私有制”已经起源。
不过，当时还没有出现“贵族”，所以“奢侈品”更多的只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经济内涵很少。
第二阶段，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周时期
为了应对人类遭遇的空前的生存危机，以湖北天门石家河、京山屈家岭、山东日照尧王城遗址为代表，在距今5000年前后，史前社会新出现一种永久性的、跨部落的大型血缘聚落组织，即一体化的“聚落群团”和部落联盟。这种“聚落群团”与部落联盟实际上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政治组织，而与这种政治组织相匹配的“财富私有制”也顺势演变成了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组织内部还出现了“贵族”，奢侈品也变成了“礼器”。“礼器”不仅是“贵族”通天达地人权神授的标志物，更是社会地位与财富的共同象征。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墓葬所出随葬品、浙江余杭良渚文化所出成套玉礼器“琮、璧、钺”，都是这个时代变化的表征。
第三阶段，春秋战国时期
这一阶段的“财富私有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社会的完全地缘化，即国体政体的全部地缘化与商品经济的兴起，导致以土地使用权完全私有为基础的晚期个体劳动和小农经济开始崛起货币、贵金属、土地成为了财富的新标志物。与此同时，社会拥有财富的主体也开始由以往的“血缘贵族”变为新出现的“统治阶级”。
裴安平教授认为，中国“财富私有制”的起源及其特点，完全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分工无关。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大型血缘组织内部的分工，但这种分工只是血缘组织一体化并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和管理的结果；另一种是地缘化分工，而这种分工必须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一、社会地缘化。否则，不同的人类组织及个人就不可能突破血缘的阻碍与羁绊，独立自主地参与分工；二、生产资料个人所有。若产品的所有权都是集体的，劳动者个人既不可能自由销售，也不可能自由竞争。事实上，中国夏商周时期，手工业仍然还具有“世工世族”、“工商食官”的特点，这说明中国“财富私有制”的起源完全与农业手工业的社会分工无缘。
（三）“文明”起源
在谈到“文明”起源的问题时，裴安平教授指出，“国家”和“文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明”是一种社会的品质，是人类主动追求生存状态与生存质量不断改善的内在动力与成果。“国家”概括了“文明”，不等于“文明”跟“国家”就混为一体了。“文明”主要体现在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人本身的解放”四个方面的进步与变革，而“国家”则是人类按地区组织起来的、地缘社会的一种组织形态。因此“文明”与“国家”都是独立起源的，不能将这二者混为一谈。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最早时间，裴教授完全认同苏秉琦先生的观点，认为应不晚于距今8000年前。文明起源亦经历了三个阶段。
1、文明起源第一阶段
（1）文明起源的最早时间
不晚于距今8000年前，有三个方面的证据：第一，人与人之间出现了明显的等级分化，少数高等级人群开始享受专门为他们定制的“奢侈品”，如兴隆洼文化的玉器、裴李岗文化的绿松石饰物等。第二，聚落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明显具有防御功能的壕沟。浙江嵊州小黄山遗址的壕沟宽10米深2米，浙江义乌桥头遗址的壕沟最宽15米最深2米，河南新郑唐户遗址的壕沟宽10—20米，最宽处40米，深2—4米。这些发现表明，聚落之间已经出现了等级分化，少数高等级聚落已经成为有关社会组织的重点保护对象。第三，聚落群聚形态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相互之间出现了明显的主从关系。浙江嵊州小黄山遗址，已发现两个同时期聚落，其中“主人”就住在壕沟以内，而“随从”则居于壕沟之外。河南新郑唐户遗址的聚落布局也是如此由于以上变化全部都是以往历史时期从未见过的，所以它们的集中、同时出现就标志着中国的文明已经起源。
（2）文明起源第一阶段的高潮时期
距今6500—5000年，是中国文明起源第一阶段的高潮时期。它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八大变化。第一，自然的广谱经济转变为人为的生产性农业经济;第二，生产方式由集体劳动转变为早期个体劳动；第三，一夫一妻制婚姻与家庭开始普及；第四，个体家庭成为了血缘社会独立的最小组织与经济单位；第五，母系社会变成了父系社会；第六，“财富私有制”进入了新阶段，出现了“贵族”；第七，个人开始由集体中的一员变为集体中的独立个人；第八，社会由分散开始整合走向一体化。
2、文明起源第二阶段
从史前末期至夏商周时期。其主要特征是社会一体化的规模不断扩大，并从血缘社会开始向地缘社会转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距今5000年左右，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政治组织——— 一体化聚落群团。这种组织的主要特点，一是不再以辈分而以实力为基础；二是跨部落；三是永久性地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和管理。第二，距今4500—4000年，同时出现了三种新型的聚落组织，即“聚落集团”、“早期国家”、“古国”。“聚落集团”就是以“聚落群团”为核心的超大型血缘组织；“早期国家”指的是不同血缘聚落组织的联盟，或跨血缘，或既跨血缘又跨地域；“古国”则是在不同血缘组织之间建立了政治上压迫、经济上剥削的统治关系的地缘化社会组织。第三，夏商周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以单一民族为主体的国家。裴教授在此说明，“民族”有两种类型：“自然民族”和“实体民族”。人类社会的文明化一体化使众多独立血缘组织构成的“自然民族”不断地发展为“实体民族”，而夏代则是第一个由实体民族建立的国家。这种国家有三个特点。一是地域辽阔；二是“国家主体”、“考古学文化”、与“民族”的“三位一体”；三是国体地缘化而政体血缘化。第四，西周时期。由于“乡里制”的实施，剥夺了基层社会血缘组织政治上的合法地位，而“井田制”的同时实施，又剥夺了基层血缘组织的土地所有权和收取有关劳役地租的权利。正因此，血缘氏族社会由此全线崩溃。
3、文明起源第三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是地缘社会文明化最早的高潮时期。于此时期，社会的文明化带来了十一个方面的重要变化：出现了多民族国家；出现了国体政体都地缘化的国家；“分封制”变为“郡县制”；贵族“世袭制”变为官僚“任命制”；土地使用权完全私有；商品经济出现了高潮；出现了城市；出现了晚期小农经济；出现了“富国强兵”的思想；出现了私学；法治初上历史舞台。
显然，上述变化表明春秋战国时期不仅社会的生产、生活、组织方式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而且个人的历史地位也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变得更加独立、更加自由,并促使社会的文明化跃入了新的时代。
（四）“国家”起源
裴教授认为：“国家”只是一种地缘化的社会组织与组织形式，国家内部的居民之间不仅跨血缘跨地域，还建立了政治上压迫、经济上剥削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中国的国家起源既是文明起源的结果，也是社会文明化一体化的结果。它既与“财富私有制”无缘，也不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而是在人地关系空前紧张的背景下催生的一种以不劳而获为目的的社会组织。中国的国家起源明显经过了“古城”、“古国”、“方国”、“帝国”四大阶段，并相继催生了“血缘国家”、“单一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大一统帝国”等不同的国家形态。
第一阶段：“古城”崛起阶段，距今6000—4500年
随着史前“古城”的相继崛起，一体化的聚落群与聚落群团不仅先后引领了血缘社会一体化的高潮，还开启了中国国家起源的历史序幕。
第二阶段：“古国”崛起阶段，距今4500—4000年
于此阶段，“聚落集团”、“早期国家”与“古国”等新型聚落组织同时崛起，不仅表明人类社会已经开始由血缘社会转变为地缘社会，还表明既跨血缘又跨地域还具有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第一代“国家”也已经登上历史舞台。由于这种“国家”无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是血缘组织，所以这种国家又可以称为“血缘国家”。
第三阶段：“方国”崛起阶段，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
所谓“方国”，实际就是地方之国。据考古与文献记载，“方国”又有早晚之分。“早期方国”的主要特点，一是以单一民族为主体；二是国体地缘化政体血缘化；三是国家范围地域辽阔。夏商周都属于早期方国。“晚期方国”的主要特点，一是国家主体的组织成分已由单一民族变成了多民族；二是政治制度的地缘化，其中“郡县制”、官僚的“任命制”、兵员的“征兵制”、管理的“法制”，就都属于这种变化；三是由于血缘与民族隔阂的消除、阶级的出现，阶级矛盾已经开始成为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春秋战国时期，为了壮大国家的实力以及“称霸”、“争霸”的需求，“国家”纷纷由单一民族“国家”转变为多民族“国家”和阶级“国家”。考古表明，西周时期如临淄齐国都城等各分封诸侯国的都城大多数都是单纯的周文化城。这说明诸侯国的主体与统治者都是周人，都是周民族的人。但是，春秋战国以后，尤其是楚国郢都城内“下里巴人”的存在表明，当时诸侯国的都城已变成多民族的城，当时的“国家”也正在变成多民族的“国家”。
第四阶段：“秦”——大一统集权制“帝国”出现的阶段
在春秋战国变革的基础上，秦的统一居功至伟。
“秦”不仅标志出现了国土地域辽阔、国体政体全部都地缘化并实行大一统中央集权制的“帝国”，还标志着社会的一体化已从血缘真正进入了地缘，社会的组织形式也从最早独立、平等、分散的“部落”走进地域辽阔、大一统的“国家”，并为以后中国古代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国历史奠定了基础。
（五）“城市”起源
裴教授认为，“城市”不是从来就有的，“城市”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一种人类地缘社会的共同体与组织单位。它是在地缘社会基础上，人类社会组织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人的解放变革的产物，是国体政体地缘化与“国家”、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
中国城市的起源先后经历了“血缘社会军事中心”、“血缘社会政治与军事中心”、“地缘社会政治经济与军事中心”三大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距今7500—5000年，“城”只作为血缘社会的军事中心
为了应对人地关系、人与人关系和矛盾的日趋紧张激烈的问题，血缘组织由此踏上了整合一体化之路，并同步催生了一体化“聚落群”的军事中心。“城”就是高级军事中心的代表。
据已有发现，这一阶段的城址有四个方面的特点：第一，城址都是所在“聚落群”即部落的核心；第二，都是单聚落驻守的城址；第三，城址规模很小，而且都只有一道城圈；第四，城址都是所在“聚落群”的高级军事中心。
第二阶段：距今5000年—夏商周，“城”成为社会的政治与军事中心
随着聚落组织不断地大规模一体化，以往单纯的血缘组织变成了以实力为基础的政治组织，如一体化的“聚落群团”、“聚落集团”、“早期国家”、“古国”、“早期方国”。在此变化的基础上，这些组织的核心——“城”也顺势升级成为了新型的政治与军事中心。
第三阶段：春秋战国时期，“城”开始成为地缘社会的政治、军事与经济中心
国体政体都地缘化了、商品经济也出现了高潮，于是就出现了以地缘社会为基础的属于多民族与各阶级的政治、经济与军事中心结合在一起的“城市”。“城市”的出现是社会文明化、一体化又上新台阶的重要标志。“城市”后来还逐渐成为非农业人口集中居住和从事其它职业与活动的场所，并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舞台”。
这一时期城址形态的重要变化是出现了“宫城”、“内城”、“外城”的三重结构。其中，“宫城”的出现就是统治阶级的统治中心崛起的标志。其特点有：一、面积明显小于以往的“内城”；二、没有以往统治民族核心血缘族群的居住区域与手工作坊；三、主体建筑群为宫殿和宗庙。
中国早期的“市”都出现在诸侯国的都城里。究其原因，裴安平教授认为：这一方面说明原统治民族血缘族体的地位下降了；另一方面又说明城市手工业兴起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安顿原统治民族血缘族体的生活，同时增加国家的收入。因此，官营手工业及以其为主体的“市”实际上并不是真正地缘化的手工业与农业的分工，而是官营手工业与农业的分工。而这种分工的形成，主要是权力与政治的结果，而非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
四、总结
最后，裴安平教授对其讲座内容做了简练精辟的概括：“马克思说过，中国是东方天国，我认为这话没错。为什么？因为中国的五大起源都具有明显的本土特色。如果将这五大起源的本土特色都概括起来，并用一句话来表达，那就是——集体至上！”
结束语
讲座结束后，主持人贺云翱教授对裴安平教授的演讲内容做了十分精彩的解读与总结：“裴老师对五大起源问题最后总结了非常重要的四个字——“集体至上”。“集体至上”实际上就是人们经常探讨的，为什么东、西方不一样？为什么中国要搞社会主义？为什么我们搞资本主义搞不起来？那么很有可能中国的现代选择、民族选择，国家的文明方式的选择、道路的选择、制度的选择就深深地隐藏在中国万年以来的这种发展的内在的基因之中、内在的机制之中、内在的动力系统之中。所以我觉得这个报告看上去是一个考古学的非常遥远的研究的内涵，实际上却是一个很现代化的，甚至于涉及到中国未来、涉及到将来的东西方，东方和西方各自该何去何从的问题。”
（在此郑重感谢裴安平教授亲自对此文稿内容所做的严谨、细致的审查与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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