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发生后，各种商品需求、信息需求等在短时间内爆发，这些防疫需求与社会组织和市场体系日常所能提供的服务相比，是独特的，所以无法依赖传统服务体系解决各种新需求，而一些互联网企业则大展身手。
在市场中千锤百炼的互联网企业，最大的优势是能够通过技术高效地处理各种信息。出于疫情防控需要须限制人员流动和接触，因此，通过开发针对当前特定需求的信息处理软件，既能避免人们外出走街串巷的传染风险，又能提高信息处理的效率，有针对性地解决特定时期特定人群的特定需求。
比如阿里巴巴已经与许多城市合作搭建“数字防疫系统”。该系统分为居民、社区街道、医疗疾控、政务管理等四大模块、20多种功能。
又比如腾讯通过微信，与国家卫健委合作发布发热门诊地图，在为大众提供疫情信息的同时，又能为他们提供不同的信息需求与线下服务，可以帮助用户降低因为科普信息与问诊服务匮乏而产生的焦虑与恐慌，舒缓大众的压力。
社区处于疫情防控前线，但社区部门人数少，管理人口规模相对较大，挨家挨户检查和联系也容易传播病毒。2月10日，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司司长陈越良表示，社区防控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关键环节，技术支持很重要，他恳请一些大的网络公司，开发社区公共软件，提供给社区工作者使用，“一个有益的公益软件比捐10个亿还管用。”
复工延迟使一些可以居家办公的企业对远程办公的服务需求大增，疫情发生后，腾讯的企业微信、阿里旗下的钉钉、字节跳动旗下的飞书、华为的WeLink等推出为客户提供免费远程办公、视频会议等各类服务。与此同时，延迟开学也带来了网上授课的需求，互联网公司也积极提供服务。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应用以及背后的技术、通讯基础设施的支撑，可以在突发疫情期间为商务与教育等系统提供业务的可持续性，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损失。
各地政府也在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推进社会治理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但行政事业部门的信息化是相对固定的系统，在全国性突发疫情面前，较难起到针对性作用。互联网企业则不同，他们拥有先进的技术，市场竞争也造就了灵活反应能力，形成了一大批技术人才、组织管理人才以及商业开发人才，能够在短时间内合力开发各种复杂的新管理平台，应对疫情等突发事件。
这些企业参与防疫是出于中国企业的责任担当，利用自己的优势为防疫工作做贡献，发挥调动资源的能力与作用。这种能力也是中国一种潜在的战略资源。这些企业的成长壮大，也是建立在中国强大的电力、通讯、交通、金融等基础设施体系之上，是中国综合发展能力的体现和产物。一些处于改革中的国有部门应该快速提升这种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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