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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廖名春
他（荀子）既反对“以世举贤”，又反对“以族论罪”。反对“以世举贤”是战国时期的时代潮流，其中反对最力的是法家。但法家又以酷法严刑治民，他们不但没有否定“以族论罪”，反而主张族诛连坐，如商鞅的“造参夷之法”（夷三族）和秦始皇李斯的“以古非今者族”等都是明证。可见荀子这一严格的法制精神，就是法家也远远不及。
由此出发，荀子在《正论》篇中，对“治古无肉刑而有象刑”之说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这是世俗之见，并非古之治世真有象刑。
因为如果用象征性的刑罚，就是重罪轻判，其结果必然是“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罪（恶wù）矣，乱莫大焉”。
他说：“凡刑人之本禁暴恶恶，且徵（惩chéng）其未也。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是谓惠暴而宽贼也，非恶恶也。”
认为用刑罚处治犯人的目的，就在禁止暴行，反对作恶，并且警戒以後发生的罪行。如果杀人的人不被处死，伤人的人不被判刑，这就叫做纵容暴行，宽容犯罪的人，这就不能反对作恶了。
于是，他甚至提出了“治则刑重，乱则刑轻”的主张，认为社会安定是由于刑罚重，社会混乱是由于刑罚轻。
但这是在“刑称（chèn）罪则治，不称罪则乱”的前提下提出的，并不是说要加重轻罪的刑罚，与法家的“以刑去刑”的观点还是有所不同。
“人治”，抑或“法治”，是先秦儒法两家争论最烈的一个重要问题。儒家首倡“人治”，法家则力主“法治”。荀子虽然是先秦儒家中最重法的一个，但在这一争论上，却仍然坚持“人治”，因而屡屡被今人所诟病。“人治”、“法治”之争的核心是指在治国中起决定作用的究竟是“人”还是“法”，荀子从法理学的高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首先，他提出了“有治人，无治法。”（《君道》）的观点，认为治理好国家的关键是人而不是法，必须有好的统治者才能治理好国家。他虽然也承认“法者，治之端也”，但在他眼中，法毕竟是作为统治者的“人”制定的。
所以他又说：“君子者，法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君道》）
既然“人”与“法”是源与流的关系，因此他的结论是法的好坏完全取决于作为统治者的“人”的好坏。
其次，他认为即使有了“良法”，还得靠人来掌握和实施，否则，法再好也只是一纸空文。
他说：“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zhòng）；禹之法犹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君道》）
后羿的射箭方法没有失掉，但不是代代都有后羿那样的神箭手；禹的法律仍然存在，但夏朝不是世世都有象禹那样的圣王。所以说，法是不能自己发生作用的，依法类推也不能自动进行。有了善于治理国家的人，那么法就能起作用，否则有法也如同无法。
第三，他认为国家大事非常复杂而又经常变化，法律既不能概括无遗，又不能随机应变，得依靠人的灵活运用和当机立断。“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君道》）
总之，他通过对法的起源、法的实施、法的局限性的探讨，归结为人决定法、法取决于人。
荀子人治胜于法治的这一思想在理论上有重大的失误。
第一，他将“治人”与“治法”相对立，本身就不科学。法为人而立，为治而设，它是“治人”治国的凭借和工具，和“治人”并不存在矛盾关系。法只是将“治人”之“治”固定化、长期化，本身就应是“治人”的产物。
第二，法律是可以不断完善和补充的，荀子只看到其不足的一面，忽视了其发展的一面。
第三，有法不依并非法之过，而是其所谓“治人”不“治”之过。
荀子为什么对“治法”缺乏好感？
除了其受儒家传统的礼治观、德治观的影响外，最大的原因当是对法家严刑苛法、反人民性的反感。不可讳言，现实世界的“法”，不完全是“良法”，“恶法”也不少。
《荀子 • 王霸》称“无国而不有乱法”，又称有“霸者之法”、“亡国之法”。以“乱法”、以“霸者之法”、以“亡国之法”治国，从古以来，屡见不鲜。所以，一般性地讲“法治”，荀子自然就不感兴趣了。
荀子引法入礼，以礼为本，以法为用，这给儒家传统的礼治观、德治观注入了崭新的时代内容，就是在强调“以法治国”的今天，也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 本文作者：廖名春 廖名春教授为中国先秦史学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多年坚持研究传播荀子思想，为中国乃至世界荀子思想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权威人士，深受广大荀子思想文化爱好者的推崇，著有《荀子新探》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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