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茶文化史上,明确地记述有“茶道”二字的史料有三则。第一处为陆羽的朋友、诗僧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中所吟“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皎然生活的时代是儒道佛等中国各种思想体系发展至巅峰的时代,当时的人们对字宙万物的本原本体进行积极的思索并设法用各种方式说明它。皎然所言的“茶道”就是从佛教的角度假“茶”来说明宇宙万物的本原、本体的一例。佛教讲人的苦恼有108个,僧人们读经、拜佛、打坐无非是为了摆脱这些烦恼。而皎然主张用饮茶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以最终使人进入把握了字宙万物本原的自由世界。第一处为封演所著《封氏闻见记》 (8世纪末)卷三所示: “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善茶者),又因鸿渐之论广阔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 陆羽著《茶经》,高度概括种茶、制茶、饮茶事理的规律和准则,使唐代饮茶活动有了文本可依。封演正是在强调这一点的基础上使用“茶道”一词的。可以说《封氏闻见记》所言“茶道”是指饮茶事理的规律和准则。那么,第三处则是明代张源提出的“精、燥、洁”了。与上两处“茶道”的思想内涵不同,这里强调的是造茶、藏茶、泡茶的技艺与技术。这是文士茶的主体所在，即文士们格物致知的品格于饮茶文化上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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