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权被资本左右，美国如何进行政治改革？

上个月，我和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教授进行了一场很有意思的对话，一起探讨美国如何进行政治改革。我们对话一开始，斯蒂格利茨就说今天的美国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美国已经事实上变成一个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国家，而且少数人蔑视多数人的权利。比方说，绝大多数美国人希望管控枪支，希望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希望能享受全民医保服务等等，但都实现不了。他把这少数人称为剥削者，它们有自己的利益和议程，他们知道自己的利益和议程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他们便设法剥夺百姓的公民权，包括阻挠选民投票，不公正地划分选区，最高法院允许金钱左右美国政治等。因为现在在美国的最高法院做出了判决就是捐款，个人、公司捐款都不设上限。

我说，以我自己对政治体制的研究，一个国家体制要达到运转良好的理想状态，需要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之间达到一种有利于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平衡，但美国的麻烦在于资本力量过于强大，它捕获了美国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我说，您一直呼吁要加强民主，加强制衡机制，但如果相互制衡的行政、司法和立法三权（也就是美国的所谓三权分立）都被资本力量捕获，那你怎么进行改革呢？也就是我经常讲的，本质上，美国的行政、司法和立法这些属于政治领域的三个部门，都被资本力量左右了，那怎么可能通过加强三权制衡来进行改革呢？这是非常难的。

斯蒂格利茨回应说，他基本同意我的观点，他说，当社会不平等现象过于突出的时候，制衡系统是起不了作用的。超级富翁可以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获得一种支配地位。从美国制度安排来看，美国是有制衡机制的，但现在财富的影响力凌驾于这种机制之上，这就是美国今天的困境。斯蒂格利茨说，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一直呼吁把消除美国的财富不平等作为核心议题，但他也认为美国不平等现象已经如此之严重，要扭转它绝非易事，但他还是坚持，美国民主还能在这方面发挥作用。

我追问他，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重要问题，即一个社会如何形成一起干事的共识。我简单介绍了中国模式的做法，我说中国采用协商民主的方式，也就是就问计于民，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集中大家的智慧，进行一轮一轮的协商，专家的意见与百姓的意见结合，我以中国正在制定十四五规划为例，指出一个五年计划在中国上上下下各个层面要经成百上千次协商，就各种目标达成共识，拿出可行的方案，中央做出最后决定，然后全国上下一起开始落实。但美国现在政治和社会高度分裂。我说，尽管您在这本新书中提到拜登的许多思路，如促进平等、缩小贫富差距、枪支管控等得到广泛社会支持，但同时也面临强大的反对力量，结果美国社会共识形不成，您如何推各项必要的改革呢？

斯蒂格利茨回应说，尽管反对的声音非常大，但美国社会多数人就许多问题还是有共识的。他说，美国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还未被完全破坏，在美国你可以公开批评特朗普总统，我们都在批评他，我们说他就是个骗子，所以美国还是有可能推进改革的。这个问题当时没有时间展开讨论，我只是回应说，批评或者谩骂领导人是一回事，但能起多大作用又是另一回事。其实，纵观美国历史，60年代约翰逊总统面对国内风起云涌的反战浪潮，还硬是把美国拖入越南战争的泥潭，90年代的小布什总统面对许多反对意见还是把美国带进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的深渊。这几年的特朗普总统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乃至弹劾威胁，但依然我行我素长达四年之久，即使输掉这次选举，特朗普的影响力估计还会延续下去，因为他的支持者人数与拜登只差几百万。中国历史上也有类似的例子，明朝万历皇帝时期，言论自由很多，很多人批评他二三十年不理朝政，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没什么作用，最终山雨欲来风满楼，明朝大厦将倾，谁也没有回天之力。

美国模式似乎也是这样，谁都可以骂总统，但起不了多少作用，往往要等四年才可能调整一次，现代社会节奏很快，耗不起这么缓慢的纠错过程。就像这次疫情防控过程中，10个月内死了27万多人，这期间看不到任何纠错机制发挥作用，而中国一个湖北省战“疫”的两个月中，就处分了3000多个干部，这叫真正的问责，美国体制回应社会关切的速度太慢了。总之，美国需要政治改革，但能否进行改革，我只能说，非常之难，而没有实质性的政治改革，美国将一路走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