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的弘法经过-自壬申年至辛巳年的弘法经过-第一百二十六集

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壬申，至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辛巳，所讲经论大致如下：

（1）《大乘妙法莲华经》二遍
（2）《大佛顶首楞严经》二遍
（3）《维摩诘经》四遍
（4）《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十五遍
（5）《佛说阿弥陀经》九遍
（6）《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一遍
（7）《梵网经》二遍
（8）《地藏菩萨本愿经》一遍
（9）《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三遍
（10）《普贤菩萨行愿品》三遍
（11）《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十三遍
（12）《佛遗教经》一遍
（13）《四十二章经》一遍
（14）《大乘起信论》二遍
（15）《始终心要》一遍
（16）《教观纲宗》一遍
（17）《安乐行品》一遍

经过情形：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春，我在哈尔滨极乐寺，三月间，接朱将军电报，催赴西安佛化社讲经。这时我在哈尔滨，已募得两千余现款，交王朗川会长经管（因此时般若寺僧校已解散）。我和景印涵居士，经北京去西安佛化社，首讲《维摩诘经》，次讲《金刚经》、《心经》毕，至大慈恩寺传戒，任羯磨。

戒期完毕，去终南山，圆通茅蓬，讲《金刚经》、《心经》。以后又移住湘子洞，两处共住一月之久，又回西安，应朱将军及戴传贤、杨虎城、康寄遥等诸居士之请，在大兴善寺创办僧校。招学僧共二十一名，首讲《佛遗教经》、《四十二章经》等。九月间，接宁波观宗寺拍来电报，得悉谛老法师于旧历七月初二日圆寂。

临去宁波预备给谛老发龛时，路过上海，遇叶遐庵（恭绰）居士，重邀至青岛修湛山寺。冬底，由宁波经普陀山、灵岩山回上海，偕澍培，带叶遐庵，致沈市长（鸿烈）、葛委员长 （光廷）、袁道冲等信件至青岛。与诸护法计划，先讲经结缘，假民众教育馆，讲《金刚经》一遍。法会圆满，已腊月下旬，欲赴济南及北京，参考各寺庙之建筑，采取其最佳者为模样。当时，沈市长送我一百元路费，有几个皈依弟子又供养六十元钱，将此钱悉数交澍培法师，租一所房子居住，进行筹备修庙事。我去济南住净居寺，该寺住持妙莲和尚，请讲《阿弥陀经》，并留在济南过年。

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正月初六日，应世界红卍字会济南总会（母院）请，讲《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元宵节后赴北京。临行时卍字会送五十元香仪，时因净莲寺构造听经板凳，遂将此钱转送该寺添构板凳之用。在北京参考各寺庙样式，并与朱将军晤面，洽商西安僧校事。因与该地打电报未妥，乃离北京，经济南，又重讲弥陀经，回青岛后又在民众教育馆讲《楞严经》。

六月间，有王湘汀居士来访，一见如故。因他早年曾研究《楞严经》、《起信论》数年之久，不得其旨，遍访各方，亦未投机。此次听经很投机，除在教育馆听《楞严经》外，又请讲《大乘起信论》，先编讲义，印散篇，两天讲一次。时在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王居士所修之湛山精舍已落成（前后经三个月工夫），后将《大乘起信论》讲议，又重印二千本。秋后，湛山寺后殿及讲堂僧寮等次第竣工，立僧校，又重讲《大乘起信论》。

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二月半，至黄县龙泉寺讲《金刚经》、《心经》，传受三皈五戒，有百余人皈依三宝。从黄县去龙口净修寺讲《金刚经》、《心经》，并传授菩萨戒，受戒者五十余人。又去财神庙讲《弥陀经》，丁壶春居士介绍皈依三宝者，一百余人。三月底回青岛，旋应即墨县，麦坡庙道士，隋是温请，讲《弥陀经》，有四十余人皈依三宝，由即墨回青岛，继应平度县念佛堂请，讲《弥陀经》。四月底，应济南净居寺请，讲《弥陀经》。五月中旬，应天津甲戌讲经会请，讲《楞严经》、《心经》。当时曾有在天津建丛林之提议，亦即大悲院之远因。本年秋初，天津讲经毕，回青岛讲《四十二章经》，有日本大僧正，林彦明等来访。

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春，应即墨小灵山请，讲《金刚经》、《心经》。这时长春般若寺已竣工，澍培法师请我去开光传戒。同行者有善波、善果、梦参、戒如。戒期内，善果为头单引礼，善波为二单引礼，戒如为衣钵，梦参讲四分律，我讲《梵网经》及《法华经普门品》、《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戒期未毕，湛山寺函电交驰，言有王湘汀居士，发心施舍金口三路自住楼房一所，将住宅变卖，所得款项，悉数交湛山寺，修建大雄宝殿。戒期圆满后，回青岛，路经大连，有大连佛学会诸居士，请讲《金刚经》。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春天，请慈舟老法师驻锡湛山，为湛山寺按律制结界。我走后寺内一切事务，多赖慈老代理，一切均很完善，秋间，慈老去北京。

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四月，弘一律师到湛山，给佛教学校讲随机羯磨。我除督理修建大殿外，并与学生上课。正值七七事变，大殿未铺瓦，每日在讲堂，讲《大乘妙法莲华经》；同时在湛山精舍亦讲《法华经》，每星期一次，共讲八年，至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圆满之期，正逢光复之日，在开讲时我曾对大众说：一部《法华经》讲圆满时，战事即能和平。后果如所言，都是佛菩萨加被。寺内所讲法华经，至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圆满，又续作药师道场，祈祷世界和平，开讲《药师经》、《普门品》，与学生上课讲《维摩经》、《教观纲宗》。

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四月，应天津佛教居士林请，讲《金刚经》、《心经》。当时有周叔迦、靳云鹏等诸居士发起修大悲院。五月中旬，应长春般若寺传三皈五戒，菩萨戒，讲《梵网经》；又赴哈尔滨极乐寺，经过三岔河高明寺讲《弥陀经》、《心经》，并传三皈五戒。六月中旬，至哈尔滨，讲《金刚经》。月底去一面坡佛教宣讲堂，讲《心经》。由一面坡应如莲法师请，至吉林观音古刹，讲《金刚经》，说三皈，并传授五戒及菩萨戒，皈依三宝及受戒者二百余人。由吉林至盖平讲堂，讲《弥陀经》。七月底，回青岛，路过大连，在佛学会讲《金刚经》，传授皈戒，有二百余人皈依三宝。八月中旬，抵青岛湛山寺，讲《金刚经》。

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四月初，赴济南，公开演讲七天。十二日至天津，在佛教居士林，讲《维摩经》一个月。功德林，讲《金刚经》半个月。《金刚经》讲完，领松泉去宁河原籍扫墓，为庄众父老等说佛法好处，让他们都皈依三宝。那时因我在天津，居士们有供养钱的，去宁河时，将此款携带，交公所会首，周济贫人（因那时北塘等地正闹粮荒）。

这是我出家后，第一次在本地办此小小善举。当时还不敢声张，恐后来添麻烦。在北塘逗留一礼拜，回天津，在功德林，讲《地藏经》一礼拜。又经盛南台居士敦请，去唐山商务会，大礼堂讲普门品三天。此地卍字会很盛，以前有一位法师在此讲经，因不甚契机，曾被拉座。我亦深知此地难开化，不愿到此地来，经盛居士再三恳求，唐山又亲自派人来，盛意难却，乃答应讲三天。

去时跟去五个学生，在开讲以前，当地信卍字会的人，在外面直嘀咕，开经题后，我首将佛法与世间，与人类之关系，确切说明；并标明佛法本身虽非宗教，但能包括任何一切宗教，和任何一切学说。当今宗教盛行，科学昌明，但都超不出佛法范围之外去，科学在时时刻刻的进步，也在时时刻刻的变化。

佛法没有进步，也没有退步。没有进化，也没有退化，亘古至今都是一样。科学所未发明的理，佛法早已先发明；科学之不足，惟佛法能补给！……末了，我恐他们刚强不能折服，有些带挑衅似的说：“我研究教理，已几十年光景，觉得世出世间一切真理，没有比佛法再高超的，也没有比佛法再究竟的！可以让人离苦得乐，出离三界，直至成佛。

如果大家不信，可以当场提出来讨论：如果大家所信的理，都认为是真而且对，能把佛法的理论推倒；或者比佛法的理论还高超，还究竟；那么，我从今天起，就脱大领，不再当和尚（以其理不高超不究竟故）。反过来说，如果大家所信的那个理，不高超不究竟，不能把佛法推倒；那么从今天起，就请大家，以真心信仰佛法，拥护佛法！”

我这样说完之后，没有一个敢出来辩论的，大家莫不啧啧称善（是当时情形）。

唐山商业很发达，各铺家门口，街巷广场，都装有收音机。第二天商会同人，认为佛法为最好，安上播音器，由电台广播放送。一时佛法传布全市，听经的人挤得水泄不透，莫不以一睹法师为荣。惜法会日子太少，第三天，法会圆满，地方绅士，再三请求，续讲三天，我因早已把日子定好，在唐山讲完经，还要去芦台，没再续讲，借此也让他们知道佛法的尊贵。以后，他们几个领袖人提议，留我在那里建丛林，办事、筹款、统归他们办理，我只享现成。当时我想：我已这么大年纪，大悲院想修还没修起，时局又不好，虽说只让我享现成，可是办起事来，人多心不一；加以他们又都刚强难调，因此我没答应。

在唐山讲完经后，因早有约会，又去芦台药王庙讲《心经》，这里一般人虽是初闻佛法，但都很诚恳，一部《心经》，三天讲完，回天津。这时已是七月初，居士们预备再请讲《盂兰盆经》，我因急于回青岛作水陆，乃介绍无烦法师代讲，我回青岛。

十月初，为修大悲院事，第二次又去天津，在功德林，讲《普贤行愿品》。十月中旬，应周叔迦、夏莲居诸居士之请，去北京中国佛教学院、中国佛教学院尼众分院、净莲寺佛学院、拈花寺戒期分别讲演。又在北海怀仁堂讲《始终心要》，广济寺讲《心经》。那时正值现明老和尚圆寂，我为荼毘举火，又在华北居士林，讲《金刚经》、《心经》，腊月二十，回抵青岛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