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原文
来书云：“教人以致知、明德，而戒其即物穷理，诚使昏暗之士深居端坐，不闻教告，遂能至于知致而德明乎？纵令静而有觉，稍悟本性，则亦定慧无用之见，果能知古今、达事变而致用于天下国家之实否乎？其曰‘知者意之体，物者意之用’‘格物如格君心之非之格’，语虽超悟独得，不踵陈见，抑恐于道未相吻合？”
区区论致知格物，正所以穷理，未尝戒人穷理，使之深居端坐而一无所事也。若谓即物穷理，如前所云务外而遗内者，则有所不可耳。昏暗之士，果能随事随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则“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大本立而达道行，九经之属，可一以贯之而无遗矣，尚何患其无致用之实乎？彼顽空虚静之徒，正惟不能随事随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而遗弃伦理、寂灭虚无以为常，是以要之不可以治家国天下。孰谓圣人穷理尽性之学，而亦有是弊哉？
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有知而后有意，无知则无意矣，知非意之体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于事亲，即事亲为一物；意用于治民，即治民为一物；意用于读书，即读书为一物；意用于听讼，即听讼为一物。凡意之所用，无有无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无是意即无是物矣，物非意之用乎？
“格”字之义，有以“至”字之训者，如“格于文祖”“有苗来格”，是以“至”训得也。然“格于文祖”，必纯孝诚敬，幽明之间无一不得其理，而后谓之“格”；有苗之顽，实以文德诞敷而后“格”。则亦兼有“正”字之义在其间，未可专以“至”字尽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类，是则一皆“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义，而不可以“至”字为训矣。且《大学》“格物”之训，又安知其不以“正”字为训，而必以“至”字为义乎？如以“至”字为义者，必曰“穷至事物之理”，而后其说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穷”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穷”、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穷理尽性”，圣人之成训，见于《系辞》者也。苟“格物”之说而果即“穷理”之义，则圣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穷理”，而必为此转折不完之语，以启后世之弊邪？
盖《大学》“格物”之说，自与《系辞》“穷理”大旨虽同，而微有分辨。“穷理”者，兼格、致、诚、正而为功也。故言“穷理”，则格、致、诚、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则必兼举致知、诚意、正心，而后其功始备而密。今偏举“格物”而遂谓之“穷理”，此所以专以“穷理”属知，而谓“格物”未常有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穷理”之义而失之矣。此后世之学所以析知、行为先后两截，日以支离决裂，而圣学益以残晦者，其端实始于此。吾子盖亦未免承沿积习，则见以为“于道未相吻合”，不为过矣。
来信说：“您教人致知、明德，却不让他们即物穷理，假若那些内心昏蔽的人深居端坐，又没有人去教他，如您所说，他自己向自己内心去求，求得来致知明德吗？就算他在静中有所觉悟，稍稍体悟到自己的本性，那无非也是像佛家定慧一样，没有实用的见地，能够通达古今事变而学以致用，用于天下国家的事业吗？您说‘知是意念的本体，物是意念的作用’，又说‘格物就是格正君王心中的不正之念的格’，这些话，虽然显示出超高的悟性，独到而不落入俗套，但是，和圣人之道，恐怕不太相合吧？”
顾东桥此问，又是拘泥文句来纠结了。前面我们说过，学习王阳明的心学，不可纠缠于文字，而要结合他的人生，再用于自己的人生，切实笃行。王阳明是治学问，并将学问笃行于人生事业，获得巨大功业的圣人，对他的体悟，当无所怀疑，你愿意学，就照着做，去知行合一，不愿意学，做你自己的就是了，说谁对谁错，又有何益？佛家的戒定慧，和《大学》的止定静安虑得类似，怎么说是无用之见呢？也看你自己用不用。
学问这东西，你若知行合一，就没那么多讨论，自己做了自己晓得，谁用谁知道。你若不去笃行，只在文句上讨论，永远没完没了。
王阳明回答说：
我所说的致知格物，正是为了穷理，而不是不让人穷理；正是让人必有事焉，事上琢磨，知行合一，在具体事情上求，而不是让他深居端坐，一无所事。但是，在具体事情上求，是把每件事，都切己体察，去体察自己的内心，是对照那事物，照自己的心。如果把即物穷理当成前面说的，只是向外探求，而放失了自己的内心，那就不对了。
王阳明当然没有深居端坐，他年轻时修朱熹的格物致知，就是搞错了，深居端坐，对着那竹子格了几天，竹子没格出来，把自己格病了，然后说朱熹错了，不是这样格！这才走向他的知行合一之说。
其实呢，朱熹也并没有让他静坐对着竹子格啊！
二十年后，双方的指责反过来了，理学家们说王阳明只是静坐不行动。
所以啊，说别人不对，都是自己理解不对。别人对不对，你也得在自己心上求。如果在自己身上，求得了自己的本体，哪里还关心别人对不对啊，大家都对！你对你的，我对我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要为自己学，不是为别人学。学习连自己都管不过来，哪顾得上管别人呢？
关于不要务外遗内，孟子有言：“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学问之道，没有别的，就是把自己放失掉的心，找回来。
王阳明接着说：
昏暗之人，如果能随事随物精察自己心中的天理，以致其本然的良知，就能够像《中庸》里讲的“愚笨变聪明，柔弱变刚强”，立大本而行达道，天下国家之九经——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都能一以贯之，无所遗漏，还愁没有学以致用之实吗？那些顽固不化、孤守虚静的佛教徒，正是因为不能随事随物体察心中的天理，以致其本然的良知，而抛弃伦常，不要家庭，把寂灭虚无当常态，所以他们的理论不能用以治家国天下。难道说圣人穷理尽性的学问，也有这弊病吗？
心，是身体的主宰。而心的虚灵明觉，就是其本然的良知。这虚灵明觉的良知，因事物感应而发动，就是意念。有知，然后才有意，没有知，就没有意，知不就是意的本体吗？意念的作用，一定有一物为作用对象，这物就是事。
比如意念作用于侍奉父母，侍奉父母就是一物；意念作用于治理民众，治理民众就是一物；意念作用于听讼审案，听讼审案就是一物。凡有意念之作用处，必有一物，没有无物的。有此意，就是有这物；无此意，就是无此物；这物，不就是意之用吗？
至于格物致知的格，也有把它解作“至”的。比如《尚书·舜典》里面说“归，格于文祖”，就是说，回来后，到文祖庙去。《尚书·大禹谟》说“七旬，有苗格”，七月，有苗族人来。这两处的“格”，都是“至”“到”的意思。文祖庙，是尧祖先的庙，那大舜要到尧祖先的庙去，他心中一定要虔诚，要纯孝诚敬，对于心中公开的或不公开的地方，没有一丝一毫不合乎天理，这才能站在文祖庙前，那么，他格于文祖，是不是也有格正的意思呢？那苗族人到华夏礼仪之邦来，也是学习礼乐教化，那么，他来，他格，是不是也有“正”的意思呢？所以，格于文祖，有苗格，这里的格，虽解作‘至、到’，也含有‘正’的意思在，不是一个“至”字就能解释的。
至于“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那更是“正其不正以归其正”的格正之意，不能当成“至”讲了。
这里讲解一下，格物致知，即物穷理，从王阳明的回答看，顾东桥将格物对应即物，致知对应穷理，这也没什么不可以，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到现场去。王阳明的意思，格不光是到，还有格正的意思。其实顾东桥未必就不格正，朱熹也肯定不会不格正。王阳明更是知行合一，一定要到现场去。所以他们的差别很小，只是说的角度不同，但是他们就要在毫厘之间讨论讨论，因为他们都认为，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虽然他们自己都不会失之千里，但他们担心后学学错了，就失之千里。
王阳明接着说：
由此看来，那《大学》里格物致知的教导，你怎么知道他只有“至”的意思，没有“正”的意思呢？如果他只有“至”的意思，那他应该说“穷至事物之理”，这才解释得通。这样，用功的关键全在一个“穷”字，用力的关键全在一个“理”字。如果前面去掉一个“穷”字，后面去掉一个“理”字，而直接说“致知在至物”，你觉得说得通不？“穷理尽性”，是圣人之成训，《易经》上的。如果说“格物”之说，真的就是“穷理”的意思，那圣人怎么不直接说“致知在穷理”，再多说一个格物作甚？拐弯抹角，给后世添乱吗？
所以呀，《大学》的格物之说，和《易经》的穷理，虽然大致意思一样，但有细微的差别。穷理，就包含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格致诚正都做到了，才能穷理。说一个穷理，就格致诚正都在里面了。说格物呢，就必然要同时讨论致知、诚意、正心，那格物的功夫才完整。现在你偏颇地将格物解释成穷理，把穷理当成“知”，那格物也就没有“行”了。这样，不仅没把格物搞清楚，把穷理也搞乱了。这就是后世之学把知和行分成两截，日益支离破碎，而圣学不彰的病根！你承袭旧说，难免如此，认为我的学说“不符合大道”，也不过分。
王阳明后面这一段，把我也讲晕了。讲自己观点可以，但如果要说那是圣人“原意”，那大家各自训诂举证，都能找到支持自己观点的典籍文献。这段公案只能自己理解了。你愿意取信谁就取信谁，你体会到什么就是什么。
还是靠知行合一。
原文
来书云：“谓致知之功，将如何为温凊，如何为奉养，即是诚意，非别有所谓格物。此亦恐非。”
此乃吾子自以己意揣度鄙见而为是说，非鄙人之所以告吾子者矣。若果如吾子之言，宁复有可通乎？盖鄙人之见，则谓：意欲温凊、意欲奉养者，所谓意也，而未可谓之诚意。必实行其温凊奉养之意，务求自慊而无自欺，然后谓之诚意。知如何而为温凊之节、知如何而为奉养之宜者，所谓知也，而未可谓之致知。必致其知如何为温凊之节者之知，而实以之温凊，致其知如何为奉养之宜者之知，而实以之奉养，然后谓之致知。温凊之事，奉养之事，所谓物也，而未可谓之格物。必其于温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当如何为温凊之节者而为之，无一毫之不尽，于奉养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当如何为奉养之宜者而为之，无一毫之不尽，然后谓之格物。温凊之物格，然后知温凊之良知始致：奉养之物格，然后知奉养之良知始致。
故曰：“物格而后知至。”致其知温凊之良知，而后温凊之意始诚；致其知奉养之良知，而后奉养之意始诚。故曰：“知至而后意诚。”此区区诚意、致知、格物之说盖如此。吾子更熟思之，将亦无可疑者矣。
这一段，还是讨论格物致知，八条目中前三条，格物、致知、诚意的逻辑次序，为什么物格之后才能知至，知至之后才能意诚。
来信说：“关于致知的功夫，你说将父母如何照顾得温凊——冬暖夏凉，如何奉养得当，就是诚意，此外没有所谓格物。这个说法，恐怕不对。”
首先，这个说法不是我的说法，是你自己揣度我的观点，自己总结的，不是我告诉你的。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当然说不通。
我的观点是说：意欲对父母温凊奉养，这意是意图，是意念，还不是诚意。必须将温凊奉养之意切实实践，务求自己内心无所亏欠，无所自欺，这才算是诚意。懂得如何使父母冬暖夏凉，如何奉养得当，这叫知，但还不是致知。必须将温凊奉养的知，切实笃行，都做到位了，做了才晓得，谁做谁知道，做到多少才知道多少，才叫致知。温凊奉养之事，是物，但还不是格物；必须把温凊奉养之节，按自己良知之所知，全部做到位了，无微不至，极致完美，这才叫物格。温凊之物格正了，对温凊这件事，就致良知了；奉养之物格正了，对奉养这件事，就致良知了。
所以说“物格而后知至”，对温凊这件事致良知了，温凊之意就诚了；对奉养这件事致良知了，奉养之意就诚了。这就叫“知至而后意诚”。这才是我关于诚意、致知、格物的学说。你仔细想想，应该是无可怀疑了。
王阳明这一番宏论，确实把格物致知诚意说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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