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对中国东北电影市场的关注始于1909年。在这一年，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开设了第一家电影院，影院的管理与经营者是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满铁”）。这个机构不仅设立电影院，还于1917年成立了电影放映队，在南满铁路附属地“不定期巡回放映电影”。b 在放映电影的基础上，1923 年，“满铁”成立了映画班，筹备了一段时间之后，自 1928 开始拍摄一些纪录片，比如《满蒙破邪行》《辽西扫匪》《建国之春》《结成协和》等。这是在中国东北黑土地上制作电影的开始。
1933年，“满洲国”也注意到了拍摄自己电影的重要性。在这一年，“满洲国治安部军政司”发布“‘利用电影之宣传计划’，增加了在电影活动方面的资金预算，拍摄了《满洲国军之全貌》（5本）、《光辉的满洲国军》（5本）等军国主义纪录片”。
然而，这些影片的拍摄与“满映”还无法相比，因为“满映”太庞大了。尽管理事长是金璧东，但内部的负责人基本都是日本人。
他们野心勃勃，试图与中国上海的电影机构一争高下。就在“满映”成立的第二个月，一个在哈尔滨和“新京”两地招考“表演练习生”的广告在《大同报》上刊出。一场电影大戏即将在东北大地上开演。
而此时的甘粕正彦，其“劳工”生意也做得风生水起。
（三）
在山清水秀的吉林省吉林市，一条蜿蜒的铁路线从城内直通几十公里之外的松花湖。铁路已经弃用多年，成为摄影爱好者最好的拍摄取景地：夏日，铁路线两侧垂柳依依，山峦叠翠，江水长流；冬日，或是白雪皑皑，或是雾凇垂挂枝头，美不胜收。但时间如果回溯到20世纪的30年代，这里所呈现的却是一派忙碌的景象，大批来自天南海北的劳工在砍树木、修铁路、筑大堤。而这些劳工，有很多是通过劳务公司闯出山海关来到这里谋生的。当年的他们并不知道，来东北的背后推手是一个日本人，名叫甘粕正彦。
1934年4月1日，一个名叫“大东公司”的机构在天津成立，其主要目的就是把山东以及华北等地的劳工向东北的“满洲国”输送，日本人要在这个新兴的“国家”一展宏图，打造一个令世界瞩目的殖民地。在甘粕正彦的谋划下，日本陆军预备役少佐三野友吉出任大东公司第一任总经理，青岛、威海、山海关等地设签证事务所，大连则设办事处。第二年，公司改组，五十岚房吉、三野友吉、甘粕正彦分别成为合资人。
有统计数据显示，1935年有44万劳工来到“满洲国”，1936年则是40万人，1939年创造了年度最高值，达到49.23万人。当时，每促成一个进入“满洲国”的劳工，大东公司都要收取1元钱费用。可以想见，这笔收入如流水一般，汩汩流进甘粕正彦的腰包。
作为发起者和操作者，甘粕正彦以“帝国建设者”的姿态，全情投入，还赚了大钱，一时风光无两。
赚了大钱的甘粕正彦并没有大肆挥霍，而是拿出来巨额利益的一部分用于在天津等地的特务活动经费。由于“功绩”卓著，关东军把热河金矿无偿送给甘粕正彦开发。甘粕正彦则把收入几乎都花在了日本在中国的各项战略之上。
获得巨大“成功”的甘粕正彦受到了关东军的青睐，希望他再次出山，到“满洲国”为官。1937年4月，甘粕正彦出任“满洲协和会”总务部长。“满洲协和会”是一个专司思想教化的组织，其根本宗旨就是奴化中国人。早在1932年7月，“满洲协和会”就已经成立了，当时由溥仪任名誉主席，本庄繁任名誉顾问，“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胥兼任会长。其总部位于“新京”，办公地点即后来的长春市文化宫，今天的吉林省军区第二招待所。总部机构庞大，设有总务部、指导部、文化部等10多个部门。各地则设有分部，由当地的“行政长官”任本部部长。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甘粕正彦上任后的第一个工作安排，是给当年的东北王张作霖举行安葬仪式。1928年6月，乘火车从北京返回沈阳的张作霖，行至皇姑屯时，被事先埋好的炸弹炸死。接掌东北权力的张学良没有把张作霖下葬，而是把他的灵柩停放在沈阳城外的老爷庙当中。
甘粕正彦找到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陈述安葬张作霖的理由，并提出把张作霖的遗体运至辽宁锦州，葬在张作霖第一夫人的墓旁。东条英机给予了强力支持，还专门拨出资金。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礼仪，张作霖遗体的下葬规范而且隆重，报纸上的醒目标题让这一新闻传遍中国的大江南北。从宣传教化民众的角度，甘粕正彦又为“日满亲善”立了一功。
但甘粕正彦只在“满洲协和会”干了两年，1939年的春天，48岁的甘粕正彦做出了辞职的举动，来到大连海边自己建造的豪华别墅，享受“天伦之乐”。在海风的轻拂之下，吃穿不愁、志得意满的甘粕正彦手持钓鱼竿，在明媚的阳光里，心情舒展。有时，他也会端起一杯来自英国的威士忌，品尝异国他乡的浓烈滋味。
正当甘粕正彦以一种老守田园心态生活的时候，有人却在惦记他，希望这个手段多样、行动“果敢”、干什么都颇有一套的老手再次出山拯救一个文化方面的“庞然大物”。
惦记他的人中，一个叫作武藤富男，是“满洲国总务厅”弘报处的处长，一个叫作岸信介，是“满洲国总务厅”次长。他们正在为一件事闹心 ：已经成立了两年的“满映”效率低下，没有拍摄出令他们满意的影片，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完全没有达到最初的设想，电影院里放映的电影、老百姓们喜欢的电影，大多来自上海，用电影发挥“教化民众”的目标没有实现。他们反复磋商，觉得甘粕正彦是主宰“满映”的最合适人选。
不久，他们将橄榄枝伸向了在大连海边体会日升日落的甘粕正彦。不用过多介绍，甘粕正彦对“满映”的情况十分了解，他清楚接手这座亚洲最大规模的电影厂意味着什么。那么好的条件，没有任何道理做不好，甘粕正彦的内心再一次升腾起一种年轻时常有的狂热。他决定放弃眼下的海风与阳光，重回“新京”。
“满映”初期拍摄的电影到底有多不好呢？
（四）
“满映”成立的背景相当不简单。
1936年7月，“满洲国”各机关与电影相关的工作者被召集到一起，参加“映画对策审议会”，会议制定出台了“满洲国映画对策树立案”，其核心就是明确映画是受“政府”统治的“国策”电影产业。同年9月30日，建立“满洲映画公司”的筹备会议在“新京”举行，会议决定，由“满洲国政府”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折半出资，投入资金500万日元成立电影公司，也即后来的“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满映”）。主持此次会议的是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
为表示“满洲国政府”对电影的重视，金璧东出任了“满映”的第一任理事长，但这位“皇亲国戚”并没有真正在这里做主，只是偶尔象征性地来看望一下工作人员，电影公司的主要工作都由两个日本人负责，一个叫作林显藏，一个叫作山梨稔。
从1937年8月21日成立到当年的9月10日，“满映”第一批组成人员正式形成，理事长、理事、监事及一些工作人员共计100人。
他们主要都是从众多部门调来的日本人，有来自“政府弘报处”的小秋无隆邦、阿布幸雄等，有来自“协和会”的藤卷良二，有来自“满铁”的何野茂、早川二郎等，有来自东京的竹内光雄、押口博治等，有来自京都的大森伊八，等等。
他们雄心勃勃，起初在日本毛织会社办公，其办公地点就是今天位于长春的人民大街55号的吉林省建筑设计院。为了解决影片拍摄的问题，他们在长春二道沟宽城子火车站借用了一座仓库作为临时摄影棚。与此同时，他们选择长春洪熙街，即今天的红旗街，建设巨大的电影工厂。日本东京照相化学研究所建筑师增谷麟承担了建筑设计的任务，他以德国乌发电影制片厂作为参考，设计了“满映”的建筑形式以及功能布局，获得了一致赞同。当时，号称亚洲最大的电影公司开始在中国东北的腹地拔地而起。按照规划，厂房占地16万多平方米，6个摄影棚，每个都在600平方米左右，还有大小共4个录音室。
说“满映”亚洲第一，并非虚言。在完全建成之后，从规模上看，日本本土任何一家电影机构都不能与之媲美。从设备的技术指标看，采购的德国最新式摄影机，即便在零下40摄氏度的气温里，仍然工作如常。从洗印机及黑房设备看，美国好莱坞也不过如此。
从录音室看，最大的一间可以容纳100多人的乐队演奏。而在电影厂的多个仓库之内，所储备的制片材料，按五个剧组同时拍戏，每天工作14个小时算，能整整用5年。而此时延安的袁牧之等电影人，就连一部摄影机都是宝贝疙瘩，几千米、几百米的胶片都倍加珍惜。
“满洲国映画协会，关于制作适用于满人的映画，曾做种种协议中，近已得成案。为整备演员起见，决定募集满人男女演员，作为练习生。募集人员大体男女各十五名，资格须有小学以上之学历，年龄自十五岁以上四十岁以下。应募者须书写亲笔履历书一份及全身像片一枚，截至本月廿八日止，可向满洲国映画会株式会社本社提出。”从《大同报》到《盛京时报》，成立之初的“满映”招募演员的广告打遍了中国东北。怀着成为“红星”的梦想，学生、商人、教员、工人，甚至一些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都纷纷报名。1937年和1938年两年期间，“满映”共招收了100多名演员，分别于1937年11月、1938年3月和1938年5月形成了三期演员训练所，学程为期一年。张奕、王美云和浦克等后来成为明星的演员名字分别出现在这几期培训人员的大名单当中。
然而，“满映”最初的几部影片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其一，由于太急于拍电影，演员的基本功还处在磨炼当中，便被拉到了摄影机前。“由于拍片需要，……很多学员没有学习完全部课程，就投入到影片的实际拍摄工作中去了。……第一部电影《壮志烛天》 中，就大量使用了训练所的练习生参演。”b 即便如此，日本关东军仍然觉得“满映”效率低下。其二，由于“满映”出于“国策”电影公司的考量，推出的片子都是硬性的“宪兵式”的电影制作方案。
比如，“满映”推出的第一部电影《壮志烛天》，是由“满洲国治安部”委托摄制的，导演是日本人坪井与。影片讲述了农村“模范”青年刘得功为讨伐“土匪”参加“满洲国军队”，然后实现了“抱负”的故事。“满洲国军”的形象在影片中得到了极大的美化。然而，影片除了得到“满洲国军”的赞赏外，并没有多少人走进电影院观看。
此后，“满映”又制作了几部带有强烈宣传色彩的电影，比如歌颂“满洲国警察”的《大陆长虹》，“教化”民众的《国法无私》《烟鬼》《田园风光》等。
在“满映”电影不被叫好的同时，“新京”的电影放映场所却越来越多，人们的电影消费不断趋旺。自1907年长春有了第一个看电影的场所，到1920年，长春已经有专门上演戏剧兼映电影的影剧院3所。1929年，长春七马路建起一座木质结构的小型电影院—兴华影院。到了1932年时，“新京”已有日本人经营的“新京”电影院、长春座和帝都电影院和中国人经营的龙春电影院4座专门电影院，1935年和1936年又分别增加了日本人经营的丰乐剧场及中国人经营的“新京”电影院。
但当时的电影市场基本被美国片和中国的上海片所占据。“据一份1937年的官方统计，在30年代中期前，长春各电影院放映的美国片占60%，上海片占25%，日本及其他影片占15%。”这种情况在“满映”成立之后，并没有马上改观。“满映”的几部新片也在长春的电影市场遇冷。
“满映”也不是没有做改变这种局面的努力，他们在1938年把李香兰招募进来，用她的美貌演绎银幕上的缠绵悱恻，以温柔的爱情故事宣扬“日满亲善”。但局面并不是一时能够打开的，无论是“满洲国”的电影官员还是关东军的要人，都认识到找一个破局之人的重要性。
此时的“满映”实权掌握在专务理事林显藏和以电影发行工作擅长的总务部长山梨稔手中，金璧东仅是个挂名的理事长而已。两年来，“满映”虽然生产了几部影片，而且在中国东北处于绝对垄断的地位，但内部传出了濒临破产的消息。而且，“满映”内部十分腐败的传闻也在关东军及“满洲国政府”各处传播。
甘粕正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进了“新京”的洪熙街。
（五）
1939年11月1日上午，天气晴和。从距离长春火车站不远的大和旅馆下楼后，甘粕正彦钻进了送他第一天正式上班的汽车。
按他精确安排的时间，8时55分，汽车准时出现在了位于当年“新京”洪熙街、今天红旗街的“满映”总部。
部长以上的干部都在干什么？9时整，没见到几个人的甘粕正彦把庶务课（机关杂务部门）课长叫过来问道。
“他们10点钟才能来。”庶务课长如实回答。
“派车马上把他们接来！”甘粕正彦命令着。
庶务课长立即做了安排。很快，各部负责人都被接来了。当他们被带上汽车的时候，已经意识到今天会有大事发生。
“我是甘粕正彦，现在来担任理事长，请大家多关照。我要宣布一条纪律：从明天开始，9时必须准时上班！”站在众人面前的甘粕正彦尽管个子不高，但自带气场。
随后，“满映”召开全厂大会，欢迎新任理事长的到来。甘粕正彦从这一天开始开启了生命中最后6年的电影生涯。
大刀阔斧的改革和整顿很快开始了，而甘粕正彦所靠的，一手是铁腕，一手是“柔情”。
首先解决的是“满映”的资金源流问题。甘粕正彦找到“满铁”的负责人，陈述资本金增加的必要性，获得同意后，又找到“满洲国政府”相关部门，要求追加资金投入。结果，“满铁”和“满洲国政府”很快就各增资了200万日元，使“满映”的资本金增加到了900万日元。“这样艰巨的工作，只有甘粕的铁腕才能办到。”
在经过了两个多月的调查和了解后，甘粕正彦以雷霆万钧的速度重新建造组织结构，深化人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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