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典当行们”的前世今生

在老上海人的印象中，说起典当，很容易条件反射联想起一个名词：“万恶的旧社会”。有一出沪剧叫《为奴隶的母亲》，说的就是可恶的“典当”——典妻的故事。拿女人作“典当”，这还不够万恶吗！家喻户晓的“白毛女”的悲惨故事，讲述的也是恶霸地主黄世仁逼佃农女儿喜儿以身体典她父亲杨白劳的所谓欠债。后来我在电影和连环画上只要看到墙壁上那个足有一人多高的硕大的繁体字“当”，我就有一种沉重的压抑感，我们习惯叫它当铺，看到它，总感到旁边那扇黑森森的门洞里藏着陷阱，只要你一踏入，就会遭遇灭顶之灾。至于里面那高高的柜台，以及在柜台上只露出大半个戴着瓜皮帽的脑袋，加上那透过老花镜上方射向典当者的狐疑的目光，都会让人不寒而栗，感到典当者来到这里，显然是挨宰来了。问题是即使挨宰，典当者也只能来。对后者来说，跑典当行就是跑生活。典当者已经只剩下典当一条生路，一旦失去这条生路，生活就面临绝路。
今天，历史已经进入了新世纪。昔日的典当行已经远了。走近我们的已然是全新意义上的典当业。据此前沪上一家报纸报道，全国规模最大的典当行在沪开张，宣称汽车、房产皆可质钱，还将从事股票质押贷款。果然，这样的典当行开张后，一些投资者、生意人、房产商看中其比银行更便捷的时效，纷纷向它“调头寸”，把资产转化为资金用于再投资。以至有识者指出，以前一直是“穷人的后门”的当铺，如今已然成了一个特殊的金融机构。但是尽管如此，看到那个硕大的繁体“当”字，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已经远去的老上海当铺。尤其是当我在梳理有关旧上海社会舞台上曾经出现的一幕幕场景时，那个触目惊心的繁体“当”字更是时时回闪在眼前。”在我看来，这个“当”字分明也是历史对现实的一种提醒，提醒今天，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幕。
2002年5月10日上海《新闻晚报》曾报道，典当行业主管部门——国家经贸委在暂停审批六年后，重新审批了114家新的典当行，从而使全国的典当公司达到了1004家。物是人非，典当在今天早已是脱胎换骨了。诚如有媒体道出的，典当公司已日益成为上海人身边新的融资窗口和中小企业融资的绿色通道。典当业务除了金银首饰和手表，更有房地产、机动车、生产资料等等。有意思的是，随着上海经济的发展，老典当居然遇上了新难题——一些老外走进了典当行！走进典当行的老外或亮出手里的新款手表，或递上高配置的手提电脑，或带来崭新的数码相机，然后用蹩脚的汉语问道：“请问，这能当多少钱？”典当行的估价师犯难了，他确实吃不准这些东西该当多少钱。曾有一位朋友和我讲起这样一件事：有位俄罗斯人到华联典当行典当一款2000年的伯爵表。估价师脸上露出一脸为难：伯爵表排名世界前十位，它的名贵不言而喻，但到底该当多少钱，他一时也很难判断到位。新的问题出现的同时，也是新的商机存在的写照。所以，我们有理由为之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