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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有一本常年畅销的，冯仑、张德芬、毕淑敏、柴静等人联合推荐的正能量励志书，叫《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拼命的自己》。我最近还看到这么一个标题：《孩子，我宁愿欠你一个快乐的少年，也不愿看到你卑微的成年》。
难道说不拼*命*就对不起自己，不想卑微就得放弃快乐吗？我看这种自残式的奋斗不是真奋斗，这是自嗨、是逃避现实的自我麻痹、是把希望寄托给了奇迹力量、是不敢思考、是幻觉式的信仰 —— 当然更可能是那些励志导师胡说八道。
从理论和临床实验上来说，能不能学好一项技能的确并不依赖于你是否热爱这个技能。你只要方法正确，刻意练习，投入足够多的汗水和时间，只要坚持下来就能达到高水平。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明明不喜欢学习也能考上好大学。
但是你不能常年这么干。明明不喜欢，还要坚持不懈常年去做，这不反人性吗？
诚然，了不起的成就都有一些反人性的成分，以前唱戏的说“要想人前显贵就得人后受罪”是有道理的，有志向的人是应该对自己狠一点，但是这里面有个度的问题。什么事儿都得适度才好。你的模型不应该把人生设计成泾渭分明的前后两部分，说我前半生专门奋斗，后半生才能享受：那都是想象，没有人真是那样生活的。
当你考虑奋斗模型的时候，你应该把自己也当作其中的一个变量。你不能假设自己是个没有人性的人。你不可能在战略上违反自己的本性。
我们继续讲摩根·豪泽尔的《金钱心理学》这本书。豪泽尔讲了几个故事，说明“人性”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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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马可维兹（Harry Markowitz，1927 - ）是现代组合投资理论的开创者。你要说你有一大笔钱，怎么设计投资组合才能既让预期回报最大化，怎么又能对冲风险，马可维兹研究的就是这个，他据此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当初马可维兹搞这个理论出名以后，不可避免地就有人问他，说你自己的投资组合是什么样的啊？马可维兹非常实诚地说，我的做法很简单，一半买股票，一半买债券。
你看这也不够“量化”啊，这不科学啊。
马可维兹说，我没想那么多。如果我没买股票可是股市大涨了，我会觉得非常遗憾；而如果我全买了股票可是股市大跌，我又会非常懊悔。我这个一半一半的投资法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让我的遗憾和懊悔最小化。
这很老百姓。这不是一个“理性”的投资法，但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投资法。马可维兹并没有上亿美元要管理，他就这么点财产，多点少点其实差别不大，没必要费太多脑筋。他内心的愉悦感，他晚上睡觉是不是很踏实，那个心理需求也许更重要。
这个道理是幸福并不是把资产最大化。幸福还包括不做让自己强烈感觉不舒服的事情，包括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包括尽量避免后悔、对得起良心，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生活有掌控感。
当然据说马可维兹后来改进了他的个人资产管理方案，可能因为钱多了。但是我们赞赏他这种对优化适可而止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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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个例子。你说人生病之后这个发烧，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非常不喜欢发烧，但发烧其实是个好事。这里有个故事。
神经病学家朱利叶斯·瓦格纳-尧雷格（Julius Wagner-Jaureg，1857 – 1940）是 1927 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他得奖的工作就是用发烧治病。
当时有一种病叫“神经性梅毒”，是梅毒已经感染了大脑或者脊髓。在没有抗生素的年代，这个病等于是绝症。但是瓦格纳-尧雷格有一个观察。
他发现神经性梅毒的患者，如果恰好因为得了别的病，而发烧了，梅毒往往就会因为这次发烧而被治愈了。瓦格纳-尧雷格据此猜测，是不是发烧有利于身体对抗病毒感染呢？
当时是 20 世纪初，对人体实验的要求没有今天这么规范，所以瓦格纳-尧雷格可以大胆地直接拿病人做实验。他的方法是给神经性梅毒患者注射一种别的成分 —— 比如伤寒、疟疾、天花等等 —— 故意让病人发烧，看看能不能把神经性梅毒给烧死。
他这个疗法等于是病上加病，有些病人就直接被他给治死了……但是，瓦格纳-尧雷格在实验中发现，有一种轻微的疟疾病毒，既能让人强烈地发烧，又比较可控。只要配合使用奎宁 —— 众所周知奎宁能治疟疾 —— 就可以让病人比较安全地发烧。
瓦格纳-尧雷格做了分组实验，结果是使用这个疟疾疗法，每 10 个神经性梅毒患者能治好 6 个，而对照组只能治好 3 个。他就靠这个发现拿了诺贝尔奖……不过后来青霉素被发明出来了，他这个方法就没有必要了。
但是这个道理很重要。现在我们知道发烧确实能增强人的免疫系统。人体温度每升高1华氏度（等于5/9摄氏度），就能让某些病毒的复制率下降 200 倍之多。
五岁以下的小孩经常发烧，搞得家长很紧张，有的医院就特意在网站上告诉家长们：发烧是增强免疫系统的好事儿，如果你的孩子发烧在华氏 100 度到 104 度（摄氏 40 度）之间，烧一烧是可以的，没必要上医院也没必要吃药。
……但是没有几个家长、甚至没有多少医生真会这么做。你不太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孩子发烧而不管他，因为发烧很难受！现在已经不是没有抗生素的时代了，为啥非得用发烧疗法呢？
用豪泽尔的说法，用退烧药不是完全“理性（rational）”的，但是是“合乎情理（reasonable）”的。我们应该尽可能做合乎情理的事，因为不合乎情理的事你坚持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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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投资这种事情，能长期坚持一个策略，比具体用的是哪个策略还重要。
从历史数据来看，至少对美股市场来说，如果你只做一天的交易，你赢钱的概率只有50%。如果你能做一年的投资，你的赢钱概率就是68%。如果你能坚持10年，赢钱概率上升到88%……而如果你做20年的投资，你的赢钱概率几乎就是100%。巴菲特的秘密是活着，你要做投资也得坚持。
宁可使用一个有瑕疵但是能坚持的策略，也不要选择绝对理性但是无法坚持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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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耶鲁大学的两个研究者发表了一份报告，提出了一个比较极端的投资策略。他们的指导思想是人在年轻的时候应该勇于冒险，等到慢慢变老再慢慢减少冒险，越来越稳健。这个思想没问题。问题是，你年轻的时候应该有多冒险呢？
报告的建议是你要按照 2:1 的比例，融资买股票。也就是说如果你自己能拿出来1块钱，你就应该找机构借2块钱，总共投入3块钱。
这个杠杆是个什么概念呢？只要市场上升1/3，你的净资产就翻倍了；但是只要市场下跌1/3，你就血本无归。
而耶鲁报告说，只要你还年轻，哪怕经历几次血本无归，也应该坚决使用这个策略，然后在漫长的人生中慢慢减小杠杆。只要你能坚持下去，这个策略能让你的投资回报最大化。
这个完全符合数学。但是豪泽尔说，这不是数学的问题。有多少人会在账号清零的情况下继续使用同一个策略呢？你能说服你自己吗？你感情上能接受吗？你接受不了。
只要你把自己也作为一个变量，考虑到自己不是一台自动机器，你的金钱模型就需要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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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需要忍耐，忍耐需要热爱。
如果你对这个东西没有热爱，纯粹是出于利益去坚持，那它表现好的时候还好，万一出一点波折，你就会坚持不下去。有了热爱，你才能在它表现不好的时候坚持下来。
很多人说炒股第一条法则就是不要爱上你投资的公司。纯理性来说这确实是对的，我们每天面对自己股票帐号，都应该像第一天炒股一样，选择当前整个市场上最有潜力的公司。如果最有潜力的不是你持有的，你就应该立即把持有的卖掉。投资就好像下围棋一样，每个局面都应该当作全新的开始，对吧？
不对。事实是你根本不可能每天把所有股票重新分析一遍。频繁交易不是个好办法，特别对于普通投资者，我们专栏以前讲过，有研究表明最好的办法是忽略短期信息，减少查看股票账户的次数 [1]。
考虑到这一点，你恰恰应该买自己喜欢的公司的股票。这样你才能拿住它，才能容忍它短期表现不好，你的投资事业才能坚持下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为了爱情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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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人性，有些看似不是纯粹理性的行为，其实是合乎情理的。
比如投资者有个“家乡偏误（home bias）”，人们总爱买自己国家的股票。按理说哪国的钱都是钱，你为啥非得投资中国股市呢？现实是很多中国人，在美股市场上，也爱买“中概股” —— 你这到底是来赚钱还是来爱国啊？但这其实是合乎情理的。可能你更熟悉中国的公司，更愿意研究它们，也就更愿意持有它们。
再比如说，理性的普通散户应该极力避免像“日内交易（day trading）”这样的高频操作，因为必定输多赢少。但如果你就是喜欢买卖股票，设定一笔小钱专门用于高频交易，满足自己的爱好，保护主力，这也挺好。
美国最大的管理基金之一叫领航投资（The Vanguard Group，也称先锋集团），已故的CEO，约翰·柏格（John Bogle），在职业生涯中一直大力鼓吹买指数基金，特别不建议个人自己选股，而且反对那些收取高额管理费的对冲基金公司。但是他儿子却是一个对冲基金的经理。他就给儿子投了一笔钱。
人们问柏格，你整天鼓吹要买指数基金，你自己怎么给对冲基金投钱呢，这不符合你的理念啊？柏格说是不符合我的理念，可我为什么就不能出于家庭原因投点钱呢？
这一讲的道理是人不应该为了所谓“理性”而丧失人性。情感和爱好都是我们的重要立场，是我们科学思考的出发点，而不是科学思考应该回避的东西 [2]。我们活着不是为了让金钱收益最大化，我们活着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快乐，要满足自己的喜好。
把自己也当作变量，把自己的情感和爱好也当作优化指标，我们会活得更有精神、更有意思、更有意义。延迟满足不是让你回避满足，推迟享乐不是让你推迟好几年。快乐的人从来都不是挣够了钱才快乐，而是从小到大不管有钱没钱，每天都很快乐。英雄豪杰不但要敢于吃苦，更要敢于快乐。
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保留美好人性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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