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春秋战国：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然而，在这充满血污与战乱的动荡时代，中国文化却奏起了辉煌的乐章。
一、春秋战国的文化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辉煌，最根本的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时代为各个阶级、集团的思想家们发表自己的主张，进行“百家争鸣”提供了历史舞台。同时，它也有赖于多种因素的契合：
1.礼乐崩坏的社会大裂变，将原本属于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从沉重的宗法制羁绊中解放出来，在社会身份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而汲汲于争霸事业的诸侯对人才的渴求，更大为助长了士阶层的声势。士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以“劳心”为务，从事精神性创造的专业文化阶层形成，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注定要受到他们的深刻影响。
2.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了孤立、静态的生活格局，文化传播的规模日盛，多因素的冲突、交织与渗透，提供了文化重组的机会
3.竞相争霸的诸侯列国，尚未建立一统的观念形态。学术环境宽松活泼，使文化人有可能进行独立的、富于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从而为道术“天下裂”提供了前提条件。
4.随着周天子“共主”地位的丧失，世守专职的宫廷文化官员纷纷走向下层或转移到列国，直接推动私家学者集团兴起。
二、百家兴起及其学派特征——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所谓“百家”，只是诸子蜂起、学派林立的文化现象的一种概说。诸子的兴起，具有鲜明的文化目的性，这就是“救时之弊”。
由于社会地位、思考方式和学统承继上的差异，先秦诸子在学派风格上各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一）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以“仁”为学说核心，以中庸辩证为思想方法，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实践理性，重道德修养。具体来说：
（1）在道德观上，儒家承继西周史观文化以“天命”与“人德”相配合的思路，宣扬“畏天命，畏圣人之言”，同时又对神灵崇拜作淡化处理，实际上是把超自然的信仰放到了现实人事的从属地位。
（2）在历史观方面，它标榜“信而好古”，每每试图恢复“周公之礼”，将捍卫三代典章文物当做自己的神圣使命，同时亦不排斥对不符合时代潮流的礼俗政令加以适当的变通修改。
（3）在社会伦理观方面，它以“仁”释礼，把社会外在规范化为内在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
（4）在修身治国方面，它设计出一整套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的发展人格和安定邦家的方案，为巩固政教体制提供了切实可循的途径。守旧又维新，复古又开明，这样一种二重性的立场，使得儒家学说能够在维护礼教伦常的前提下，一手伸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在正在消逝的贵族分封制宗法社会和方兴的封建大一统宗法社会之间架起了桥梁。（儒学在当时成为“显学”、以及到新社会被奉上独尊、礼教德治精神始终一贯的原因。）
（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是先秦诸子中与儒学并驾齐驱的一大流派。
道家“历记成败、存亡、祸褔、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
因而道家在许多方面都是儒家的对立面：
儒家
道家
注重人事
尊崇“天道”
讲求文饰
向往“自然”
主张“有为”
倡导“无为”
强调个人对家族、国家的责任
醉心于个人对社会的超脱
但道家和儒家在精神上也不是全然对立，而是存在着相互接近、相互沟通的质素：
在天人关系上，儒家虽然有“天人合一”之说，但其主调仍然是宗法伦理，所以天人谐调还是要归结为人际谐调。道家既以超脱社会伦常为目的，于是把复归“自然”当做寄托身心的不二法门，这就使天人谐调从人际谐调的从属地位独立出来而成为“第一义”。而且，道家的“自然”，决不等同于儒家的“天命”或“天理”，它是一种超功利的境界，带有玄思的品格和自视的情趣。从这个角度来把握与发挥天人关系的作用，恰好可以补救儒家在这方面的略缺。
儒和道，由对立走向互补，相反又相成的路径：儒——“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独善”— —道
（三）法家的先驱人物是齐国的管仲与郑国的子产，他们力主强化法令刑律，以达到富国理乱的效果。
1. 法家完备的理论构建过程：李悝著《法经》——商鞅实行“法治”——申不害、慎到相继提出重“术”、重“势”的思想——韩非集法（政令）、术（策略）、势（权势）之大成，建构成完备的法家理论。
2. 思想方法：“矛盾不可和而解”的专讲对立的极端辩证法，治国方略上主张严刑峻罚。文化上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实行文化专制主义。
3. 法家是战国时的“显学”。后历代采用儒法并用的统治方术。
（四）墨家的创始者是鲁国人墨翟，其信徒多系直接从事劳作的下层群众，尤以手工业者为多。
1. 墨家学说强调物质生产劳动在社会中的地位（“尚力”），反对基本生存需要外的消费（“节用”），企图以“普遍的爱停止战乱取得太平”（“兼爱”），同时又尊崇天神（“天志”），鼓吹专制统治（“尚同”），从而典型地映现出小生产者、小私有者的性格。
2. 秦汉之后，墨家丧失学派生长的适宜氛围，在近代才有所复苏之势。
（五）以邹衍为最重要代表人物的阴阳家，其特长是“深观阴阳消息”。
所谓“阴阳消息”，即阴盛则阳衰，阳盛则阴衰，矛盾双方互为消长，一生一灭，构成自然社会万事万物运动发展的终极原因和基本方式。
三、华夏族的最终形成
春秋战国的特殊文化环境，推动了华夏族的最终形成。北方的狄族多为晋所兼并、西方戎族多为秦兼并、东方的夷族多入齐、鲁，南方的苗蛮及华夏小国，则为楚统一。经过春秋三百多年的变迁，华夏各国视为蛮夷的秦、楚二国，已实现华夏化，在语言文字、生活方式、政治制度、礼仪文化等方面与华夏趋于一致。自此，中国广大地区的居民，已基本上融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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