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总统学习中国经验，邓小平却告诉他不要照搬

继续回忆加纳国家领导人罗林斯访华，邓小平那天和罗林斯的谈话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罗林斯看时间不早便主动示意告别。他对邓小平说，“非常感谢您的会见。今天下午还要去厦门访问，参观经济特区，我知道经济特区是您亲自倡导的。”他边说边主动站了起来。邓小平也站了起来，邓小平问他“你在厦门要待几天？”罗林斯转身问我“是一天？还是两天？”，我说，“一天，住一个晚上”。小平听后说：“那只能走马看花了。”罗林斯也表示遗憾：“我很想在中国多看看，但我国内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给自己留一点遗憾吧。”小平此时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看比不看好。听过枪声和没有听过枪声的士兵是不一样的”，罗林斯点头说，“完全同意”。“听过枪声和没有听过枪声的士兵不一样”这句话，后来成为我经常引用的一句邓小平语录，我想它与中国古人主张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合一”的理念一脉相承。

小平接着说，“我们的特区可以看看，有一些成绩，但不要照搬我们的经验。您也许可以看一看我们去年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比较好地总结了我们的经验。”大家可能知道，这个决定的核心内容就是第一次把中国经济界定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也成了邓小平1992年南方讲话后形成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前奏。

罗林斯说他非常期待着阅读这个决定。邓小平回应说，“结合自己国家的情况去探索自己的发展模式就好。”罗林斯感谢邓小平的会见：“在您的领导下，中国用一种理性的精神来对处理自己面对的各种挑战，所以获得了成功。”小平谦虚地回应道，“我个人没有起那么大的作用，我们新老交替，比我年轻的同志在做事。” 罗林斯最后说，“听了你的谈话受益匪浅。希望你保重身体。不光中国需要您。”邓说，“谢谢呀，我已经81岁了，争取多活几年，先做一个五年计划。”

大家都笑了。这使我想起了中共另一位德高望重的元老陈云，他比小平同志小一岁，身体也比小平弱一些，他７４岁（１９７９年）的时候动过一次大手术，手术后他说，我不再制定五年计划了，我只制定“滚动式两年计划”。陈云非常注意保健，他的夫人也细心照顾他，最后９０高龄去世。邓小平是１９９７年２月去世的，高龄９３岁。

罗林斯离开后，服务员递上了热毛巾，小平一面用毛巾擦脸，一面对陪同会见的吴学谦外长和周觉部长助理说，“发展中国家关键是要有稳定和发展，否则什么都难。”邓小平的政治点评总是言简意赅，切中要害。此时，我看到他的秘书张宝忠在小平同志耳边轻轻说了一句话，但邓好像没有听清楚，问了一句“下午几点钟？”后来才知道，当天下午他约了胡乔木和邓力群到他住处讨论他后天在党的代表会议的讲话。大家知道，胡乔木曾经长期担任毛主席的秘书，1985年的时候他是负责理论和宣传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时任中宣部长。我对他们也有一些回忆，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分享。

邓小平会见罗林斯时说的“我们的特区可以看看，有一些成绩，但不要照搬我们的经验”，这句话显然给罗林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9月18号下午坐车去首都机场的路上，罗林斯对我说，“你们的邓主任很谦虚，讲话总是留有余地。经济特区是中国进行的伟大试验，西方媒体也有很多报道，但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不一定靠得住，我想实地看看，这次访问前，你们的大使馆问我去中国访问想看什么，我提出要看特区，因为中国今天做的试验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意义。”

经济特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标志。以深圳为例，40年前还是渔村，现在一跃成为经济规模超过香港、财政收入超过台湾的经济体，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最前沿的城市。任何一个经历改革开放历史巨变的中国人，都会对此感叹万千。早在1977年，当时华国锋主席还在主政，“两个凡是”还是中国主流舆论的基调，但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开始了密集的调研，构思着他心中的中国现代化蓝图。他把广东作为自己调研的第一站。广东当时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很多人经深圳偷渡去香港，一年会有上万人不顾深圳湾的惊涛骇浪，冒着生命危险偷渡香港。深圳边防部队有防不胜防之感。当地政府把偷渡事件作为恶性政治事件不断上报。据陪同邓小平调研的人员透露，邓小平听完汇报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这样的事情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无疑，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促使邓小平思考重大的战略调整。

1978年初，邓小平读到一份香港厂商要求回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他意识到利用外资的时机来了。他做了一个批示：“这件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当年广东省委的一位副书记回忆说：“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感到不改革开放不行了。邓小平的这个批示对我们是很大的启示和鼓舞。我们就从广东的实际出发，分析广东的特点，提出广东的改革开放应该先走一步。”

1978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讨论调整国民经济等问题。广东省的主要领导习仲勋、杨尚昆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快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邓小平听了汇报，这与他所考虑的改革开放需要一个突破口、一个试验场的思路高度一致。

散会后，邓小平又同习仲勋、杨尚昆等谈话，谈到当年从延安那么小小的一块边区，后来竟打出那么大的一片江山。邓说：“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可以考虑在广东也划出一块地方来。这块地方该叫什么? 工业区、贸易区、出口加工区、贸易合作区，这些叫法都不准确。”大概陕甘宁边区的创始人之一习仲勋同志正好在场的缘故，邓小平说“就叫特区吧，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习仲勋本人听到邓小平的话，脱口而出地说“特区，好!”

中央随即派古牧副总理带队前来广东、福建两省进行调研，形成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当时整个国家还是实行“计划经济为主”，但在特区“主要实行市场调节”，这段指示的全文是这样的：“经济特区的管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政策。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换言之，特区最大的特点就是让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央很快批准了这个纪要，确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中央认为“广东、福建两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但有利于加快两省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利于促进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完成了有关兴办特区的立法程序，从此掀开了特区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大潮。

40多年前，我们创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这些特区的最大特点就是开辟一批试验田，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里，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是不能兼容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但经过特区的探索和中国广袤大地上的时间，中国过去数十年的伟大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可以与市场经济结合，市场经济是个中性的东西，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深圳从一个渔村变成一个世界一流大都市，变成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最前沿，变成GDP超香港、税收超台湾的经济体就是很好的证明。好，今天就和大家聊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