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经由宫廷的渠道，说服了安妮女王替代她丈夫赞助《不列颠天空的历史》未完成的工作，同时，他再说服女王设立一个以他为首的委员会，负起监督皇家天文观测台工作之责，让他达到向弗拉姆斯蒂德施压的目的。起先，牛顿故意和这见不得人的阴谋保持一段距离，他聘请皇家学会院士朋友兼皇室医师阿巴思诺特做他的代理人。于是阿巴思诺特前往格林尼治村拜访弗拉姆斯蒂德，带给他关于委员会的消息，同时也尝试给这位天文学家一点儿催促，向他强调女王坚持要用最快的速度出版他的巨著。可是弗拉姆斯蒂德对于阿巴思诺特的虚伪显得毫不在乎，他立即看穿了这个计谋，并愤怒地在日记中如此记述：“我刚刚又被牛顿爵士的新发明弄得烦恼不堪。”他不理会阿巴思诺特企图提升他责任感的好意，反而告诉这位大夫他已经无法再快了，然后立即向国务大臣圣约翰抗议牛顿干扰天文观测台的工作。但是，弗拉姆斯蒂德又慢了一步，他的愤怒只换来一封短笺，命令他“女王的命令务必服从”。
牛顿大概不知道弗拉姆斯蒂德已向国务院抗议并招来了训斥，他为了确保弗拉姆斯蒂德服从，又交代阿巴思诺特写给弗拉姆斯蒂德一封言辞委婉的信，希望能激起这位皇室天文学家的爱国心与责任感：“我深信你会遵从这样理智的一个要求，为了你对亲王的怀念和敬意，也为了你个人的名誉，把工作完成对那些都是有利的。”这样恶劣的手法只会令弗拉姆斯蒂德更为生气，反而得不到牛顿想要的效果。弗拉姆斯蒂德发誓要让隐藏在幕后的傀儡操纵者现身，因此回了一封信给阿巴思诺特，邀请他到格林尼治来吃饭，讨论如何进行出书的事宜，“避开以前妨碍和拖延工作的那些路障”。如果弗拉姆斯蒂德那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要将牛顿引到前台来，那么他是成功了，牛顿被皇室天文学家指责为出书障碍，这令他大为恼火，他匆匆写了一封信给弗拉姆斯蒂德，信中就差没有称对方为叛国贼了。
天文观测台设立的目的是要把从格林尼治观测到的天象资料编成一本完整的恒星目录，你的责任是在那里进行观测……因此，我要求你将目录的剩余部分交给阿巴思诺特带回，不然至少也应将尚待完成的观测结果给他，这才能使编印顺利进行。如果你不立刻照办，又提出其他任何建议，或者制造任何借口，故意毫无必要地拖延，你将被判以间接违抗女王陛下命令之罪。我等待你最快的、直接的答复，也期待你的遵从。于是，书本开始编印了，争执也跟着拖扯到1711年夏。弗拉姆斯蒂德虽然遵从命令，却显得步履蹒跚，他对牛顿的攻击则以牙还牙，尽可能地延缓供应牛顿需要的资料。弗拉姆斯蒂德知道自己处于劣势，牛顿不但使科学界的上层人物臣服，他在宫廷中也有了极大的影响力。弗拉姆斯蒂德唯一感到安慰的是，他拥有牛顿想得要命的东西，只要他仍然握有那些东西，他就不会如别人一样被牛顿踩在脚底。然而那已经是一盘死棋，只不过多拖延了短短几个月而已。
1711年5月，因为即将来临的7月4日日食，牛顿以皇家学会的名义命令皇室天文学家报告为观测所做的准备。弗拉姆斯蒂德故意忽视命令，于是他被叫到理事会来说明原因。那次会议在丹鹤庭举行。他多年来的挫折与痛苦，终于在这公开的场合上尽情倾吐出来。那是皇家学会从未有过的景象，弗拉姆斯蒂德在回忆录中重述了事情的经过。我到达会所的时候，哈雷博士出来迎接我，邀我先去喝一杯咖啡，我拒绝了。我直接走进屋里，我的仆人扶我走上楼梯（为严重的痛风所苦）。到了楼上，我见到牛顿爵士、米德博士和斯隆博士，这三位就是我所看到的全部理事，而后面两人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是前面那人的应声虫，无论是对还是错。接着就是有关天文观测台的讨论，那是一场简短而激烈的争执，在结尾时，弗拉姆斯蒂德不客气地说，他认为皇家学会的责任是为他的辛劳给予鼓励，而不是来妨碍他的工作。
牛顿问斯隆博士我说些什么，他回答说我提到关于鼓励的事情，此时我告诉他我的成果被劫夺了，我付出了超过2 000英镑购置仪器和雇用助理。这位容易冲动的先生因此大怒，他说：“那么我们是你劳动的劫匪吗？”我回答说：“我很抱歉你们使自己看来如此！”之后他就不停地骂，用许多难听的名字称呼我，“榆木脑袋”是其中最好听的一个。我告诉他我对女王陛下的命令和国家的荣誉是绝对尊敬和服从的，但是以那种方式利用我并非国家的荣誉，也不是女王陛下和这个学会的荣誉（更不是主席自己的荣誉）。最后他用最凶狠的态度（一再如此）命令我不可搬走观测台的任何仪器，因为我在前面曾经说如果我被调离观测台，我就会带走我的六分仪。我一直都要求他保持冷静，控制他的脾气，我说谢谢的次数与他喊我难听名字的次数一样多。临走出门之前，我告诉他，上帝一直保佑我努力工作，将来上帝也会继续保佑我。我说上帝的智慧高于凡人的智慧。经过这一场争吵，双方不再公开冲突，但是才淡化的争执终于又陷入更厉害的拼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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