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让我们继续《回忆与思考》。我《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初稿于2010年4月完成，5月开始，我在国内外的一些演讲中就开始谈论我自己的一系列观点。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那么几场活动。一个是2010年5月26日，上海的春秋研究院举办了一个题为“中国模式与普世价值”的研讨会，请我来做一个演讲。我说过我当时已经出版了《中国触动全球》一书，这本书初版做得并不是很好，但该看的人都看到了，包括现在大家熟悉的我们核心团队的成员，但那时我们之间还不认识；他们以上海春秋研究院的名义给我发了一个邀请函，请我来做一次演讲，于是我就来了，也就认识现在我们一起做事的核心团队。
当时我讲了一个观点，我认为中国崛起是一个精彩的故事，但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网上几乎都是骂自己国家、骂中国模式的声音，很令人担心，我说我去过解体前的苏联和南斯拉夫，知道他们国家是怎么解体的，大致上是两步：第一步，他们的知识精英被西方话语洗脑，第二步他们的政治精英，包括党的总书记，也被西方话语洗脑，然后就是经济崩溃，国家解体，财富被西方洗劫一空。我说，我觉得这是要出大问题的。我说，中国已经崛起到今天这个地步，如果我们还被如此浅薄的西方话语忽悠的话，我们的后代将会诅咒我们：你们当时是一手好牌，怎么会打成那个样子。我也阐述了我关于文明型国家的论述，但那次演讲属于内部研讨，没有任何公开发表的东西。
我记得那次演讲，我一开始就讲了一个故事。我说，今年是2010年，是抗美援朝六十周年纪念，当年周恩来总理曾跟印度大使有过一次谈话；因为中美之间没有外交关系，周总理请印度大使转告美国，周恩来说，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我们要管，我们中国人要管。这句话掷地有声，印度大使后来还将此写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我说，我个人认为，敌视人民共和国的力量今天已经越过了“三八线”，我们要管，否则要出大问题。在座的另一位学者、现在也是我们核心团队的成员之一说，张老师，你的判断是对的，但我们在国内，感觉这个状况比你讲得还要严重，不是越过“三八线”，而是已经打到“鸭绿江”边了。当晚，我们就一起吃饭一起商量，决定要做事情。5月30日晚上，我们又在上海武康路一家餐馆再次聚餐，商量一起做一些事情，包括办网站、办刊物，办辩论会，我们要通过自己的资源和力量来纠偏。我们完全是民间力量，没有任何官方指示。
接着，我就从欧洲回来了，还有从美国回来的，从新西兰回来的，从新加坡回来的等等，大家一起聚到上海做事情。慢慢的，刊物、著作、网站、视频等都做起来了，影响也越来越大。总之，一批有担当，有学识，真正做事业的人，在中国崛起的关键时刻，发出了自己应该发出的声音，义无反顾地向西方话语亮剑，总体看来还是起了一点积极作用的。
那次在春秋研究院演讲后，第二天，也就是5月27日下午，我在上海文汇报“文汇讲堂”又做了一个讲座，主要谈中国模式。我演讲的题目叫“世界发展中的中国模式”。大家也知道，当时整体的氛围对我们这种正能量观点认同度比较低。我记得在互动环节中，有一位听众提出“中国模式肯定无法持续”。我说，我自己实地走访了一百多个国家，经过了大量的比较研究，我不认同这种观点。我说，一切在于比较。虽然中国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在国际比较中相对胜出，如果万一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这么好的一个模式被我们自己否定掉，那么我想经过一段时间的天下大乱后，中国人民最终还会站起来，重新回到这条正确的道路上，只是代价会太大，我们要尽量避免。
我那天主要和听众探讨中国模式。但我找到了当时的演讲稿，我是这样结尾的：中国的崛起不是一般国家的崛起，而且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所谓“文明型国家”就是说中国不仅具有政府、经济、国防、教育等现代国家的特征，而且具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文明的所有特征。而中国“文明型国家”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中国具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和文化原创性。在人类主要知识领域内，中国都有自成体系的东西，如政治、哲学、宗教、语言、建筑、美术、音乐、文学、军事、教育、体育、医学等都是这样。所以我也相信随着中国的崛起，随着中国模式的崛起，伴随而来的一定是中国话语的崛起，而这种话语背后是一个五千年文明的底蕴和力量，它会震撼甚至重塑21世纪的世界。
但第二天上海文汇报的报道，没有报道我这段话，文汇报于第二天5月28日发了这样一篇报道：标题是“中国模式是‘最不坏的模式’”，作者是本报记者田晓玲。她是这样报道的，昨天下午，张维为做客"文汇讲堂"，以自己曾经走访考察100多个国家的亲身经历，向现场听众阐释了"中国模式"对于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意义。张维为在"文汇讲堂"作题为《全球发展中的中国模式》的主题演讲中指出，"我把'中国模式'描绘为'最不坏的模式'，是说这个模式尽管也有缺点，但是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相比，包括同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的模式比照来看，'中国模式'的总体效果比它们都好得多。"
"中国模式"已经成为世界性话题。"我在日内瓦仍旧使用着20年前的瑞士地图，但是在上海，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它每天都在变化。"对过去30年中国所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张维为教授的生活体验正是一个生动缩影。去年，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全球第三，尤其是在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下中国仍旧保持了8%以上的经济增长并率先走出危机谷底，张教授提到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日渐成为国内外普遍关注的话题。
张教授将"中国模式"的实质内涵总结为8个方面："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的实践理性，能够制定出符合本民族利益的政策并加以有效推行的强势政府，对于稳定、发展、改革关系的较好处理，民生为大，利用现行体制推进现代化的渐进改革，改革过程中合理并切实可行的优先顺序，市场经济同宏观调控的优势结合，以及有选择性地学习别国经验、同时以我为主的对外开放，所有这些，都是'中国模式'最重要的特征。"
对于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张维为教授做了客观的分析与回应："这类问题在西方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所以，我们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它们，不能片面。" 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张维为教授表达了乐观态度。同时，他也提出了积极的建议："中国的崛起必然要求中国话语的崛起，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应该更加积极地执行领导者战略，或者起码是参与者战略。" 应该说，这位记者对我核心观点的总结还算基本到位，但没有提及“文明型国家”无疑是一种遗憾。好，今天就聊到这里，下次继续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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