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事实，在各种社会事件中，女性仍然是被讨论的那个。
王冰冰事件中，两个女人被翻来覆去分析和批判，男主人公却合理地“消失”；
卡琳娜被出轨，男方仲尼在解释中，狡猾地将矛盾嫁接给两个女人……
而针对这些事件的评论，又总是轻易变成一种情感的对峙。女人一旦说话，便有人说“制造对立”。
我经常在这样的事件中困惑和茫然，不知道作为女性，该如何参与讨论。
最后，我把目光投向了戴锦华老师——
戴锦华老师，第一个站出来说，我是女性主义者的中国女人。
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从事电影史、大众文化以及性别研究数十年。
我希望从她的视频里，得到答案。
下面是我的上课笔记。
大部分时候，戴锦华老师都太深刻。
我只能希望，我有能力把一切说清楚。
编辑｜陈百万
我的问题：我很害怕在朋友圈发表一些与女性议题相关的言论，不论说什么，总会有人说你“打拳”。
现代女性看上去享有平等的权利，但实际上种种歧视就像那看不见的“尖刺”，你只能用生命才会体认到。
而真实的状态是，当你把“尖刺”挑出来，会有人说你“过敏”，说你病态，说你女拳，我们当然会因此感到愤怒。
但从另一方面想，我们之所以会如此痛彻心扉，是因为某种意义上，我们也认同，我们内化了主流的逻辑。
我们需要反思这部分，拒绝认同，接受自己，我们不参与这个社会，已经足够强大的，对女性的迫害。
13岁的时候，戴锦华长到1米73。
从那之后，整个敏感的少女时期，戴锦华耳边最多的声音是：“长这么高以后怎么嫁人啊！”
再后来，当她已经成为学校最受欢迎的讲师，但30岁没结婚的她，仍然像是一种“错误”式的存在。
当时有谣言说她之所以不结婚，是因为她是小三。
戴锦华不喜欢化妆，偶然心情好了化一次，就有男同事调侃：
“这多好！平时你三分男人气，吓得全体男同胞进入掩体。”
很长一段时间，戴锦华都无比痛苦，为自己感到悲惨。
到很久以后她才明白，受到那么深的伤害，她自己也是一半帮凶，因为她在内心深处，认同他们的责难和标准——
当不符合主流的她被主流刁难的时候，她其实也认同这个逻辑，认可自己是“异类”。
有人问戴锦华，越接近30岁，越不愿意回家，因为回去就是逼婚。
戴锦华还是回答：不要参与迫害自己。
你承受的所有指责，无非是想让你觉得你有毛病，你是个问题，从而扭曲我们对自己的认知。
而对抗这个暴力结构，唯一的办法就是拒绝认同，不接受他们的逻辑，不参与迫害自己。
时刻提醒自己，有问题的不是自己，而是这个环境。
回到“害怕被人说打拳”这个问题上，我们所有的愤怒、痛苦，其实也来源于我们认可他们的话语体系，承认他们的逻辑。
所以我们把他们的定义背在自己身上，把自己作为错误。
我们本不该如此悲哀。
我的问题：这几年，大女主、耽美剧成为主流，影视作品似乎越来越懂得取悦女性了，这是否意味着女性地位得到提升？
先说大女主。
大女主往往非常强悍，跟传统意义上柔弱的、被动的，或者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完全不同，她们都是具有主导性和主宰性的。
而我的保留在于，“大女主”的生命逻辑，或者说统治逻辑，基本上都是对男性逻辑的复制。
故事中的女帝、女皇或者说女主管，将他们的性别换成男性，价值观没有任何不同。
可以说，她们的形象，更多来自于女性的幻想，而不是女性的现实。
我很难在其中看到女性解放的轨迹。
再说耽美剧。
我看到这类作品，有时候有点哑然失笑，甚至是愤怒。
原因在于它只是“观看”与“被观看”的性别对调了，而完全复制了父权结构。
好莱坞的经典电影就是男人看，女人被看。如今女性消费者被高度重视，迎着女性的欲望，女性成为观看者，消费男性，但这背后却仍然是对最为残暴的父权逻辑的复制。
我不喜欢这样的复制。
当女性经由消费，在市场占有强大的份额，无数流行文化工业迎着女性的欲望而产生的时候，我希望我们能保持警惕——
消费力买不来权利。
早几年的时候，有人公开表示，女性在消费市场的地位大于男性。
为了迎合这些具有强大消费能力的女性，“三八妇女节”成为似乎更具有赞美意义的“女神节”、“女王节”。
于是表面上，这个社会尊重女性，女性拥有和男性平等的地位。
但事实是，这地位不过是被抬上去，是被给予的，是消费力给的。
我们需要思考，我们是否拥有真正的，写在法律上的权利？
戴锦华老师直言不讳，指出近几年，以新婚姻法的推出为代表，女性的地位是在大踏步的后退。
以“女性产假”为例，这个在男性眼里是福利的规定，在女性看来，却是在毫无顾忌地斩断女性在职场上的发展——
生育成为了女性在职场上的隐形炸弹，企业只能缩窄面向女性的大门，变成四个残酷又冷血的字“只招男性”。
在豆瓣，有人真诚地提问：签不孕不育合同，是否能提高我的录用几率？
女性，在匿名的倒退下，在狭小的空间里，为了生存，气喘吁吁。
戴锦华老师总是提醒屏幕前的我们，当我们讨论性别话题的时候，要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以及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是多么脆弱。
100多年前，那些觉醒的女性，被杀，被当成异类囚禁，在流血中，在艰难地一步步前进中，换来我们今天享有的自由。
但倒退的发生，却发生在瞬间。
2015年，戴锦华老师有一个课题是研究《简爱》。
这个在如今看来只不过是一本言情小说的故事，却撼动了当时整个社会，纺织厂女工用一周的工资买这本书。
女性文学批评家毫不保留地赞美作者：这个小女子，要以一己之力改变占人类数量一半的女性的命运。
而当时的男性批评家，却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她。
上世纪80年代，中国驻北欧的一个大使，曾经递交了一个全面的建议：
他用一系列数据表明，中国未来必定是一个劳动力过剩的国家，这将造成无数人失业、社会动荡的悲剧。
而为了预防它成为现实，现在就应该“让女人全被回家，给男人双倍工资。”
当女性站起来呼喊着自己要分享男性权利的时候，她们要遭遇的诋毁和压制，是我们如今无法想象的。
走到今天这一步，太难了。
我们必须时刻警惕。
但另一方面，戴锦华老师又真切地期盼，女性不该走男权结构的道路。
女性主义意味着粉碎一整套压抑制度，看到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受压抑、受迫害，受剥削、受压榨的人群。
在个性差异上去包容每一个人，而不是用性别差异去规范男人和女人。
我们今天流着血走的每一步，不是为了把男性踩在脚下，而是获得平等。
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女性是持剑的少年，她杀死恶龙的目的，不该是成为恶龙。
“世界这么大，男人和女人应该都可以站起来。”
我的问题：如今活跃在公共事业中的女性榜样，都离不开“独立”“成功”这样的关键词，但很多时候又觉得她们悬浮于现实生活之上，所以我们需要怎样的女性榜样？
先说我的女性榜样，很土，是居里夫人。
女性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作为一种很典型的“文化英雄”，我一开始其实并不那么崇敬她。
直到我已经开始教书，读了《居里夫人传》，读到了她的一段不轨的感情。
书里记录，因为这件事，整个科学界陷入了一种动荡中，想象不到的黑水、臭水，全都泼在了居里夫人身上。
这件事让我产生了一种内在的共振：
“一旦她陷入某种丑闻的时候，世界就再度把她还原为一个女人。”
如此成功的一个女人，还是要和无数平凡的女人一样，因为一件丑闻，要被钉在耻辱柱上，人们否定她所有成就。
我开始能够想象和理解，在今天这个据说两性平等的世界上，一个女性可能遭遇什么。
女性榜样，她们不应该仅仅是成功样本，她们也应该是那些能带给我们心灵的共鸣和共振的人。
这种共振本身，有太多意义。
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如今我们衡量一个成功的妇女的标准，是照着成功的男性。
有一句话是“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女性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必须要做到男人能做的，甚至要比男人做得更好，才算成功。
换一句话说，我们在将女性男人化。
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
我们不做父权制度下的女人，但我们也不做父权制度下的男人。
戴锦华老师经常提到自己的母亲。
她和同时代的女性一样，患有一种“无名病”。
她们承担着两份全职工作：在社会上，与男性竞争；回家，一个人承担所有家庭琐事。
戴锦华的父亲，是那个年代所有男人的缩影，回到家换了拖鞋就开始看报纸，“油瓶倒了都不扶”。
戴锦华能清楚地记起，母亲在每个周日，要弯着腰搓洗一天的衣服，中间还要做饭，照顾孩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非常流行“妻管严”，女性似乎很有“妻权”，而这些妻子也共享一种形象，就是在家里非常强势，爱发火。
而等到快半个世纪之后，戴锦华回头看，才发现她们不过是有一种集体性的心理症状，像是躁郁症。
她们太累了，以至于完全能没有精力表达自己的问题，也没有能力命名自己的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熬下去”。
有学者研究过这个时代的女性，尽管她们很多是非常出色的女性领导者，但她们却怀着深深的负疚感。
一方面她们为自己的成就骄傲，一方面却无法逃脱内疚感：我不是好母亲，我不是好妻子，我对不起他们。
在今天，我们将其称为“母职惩罚”、女性的“花木兰式困境”。
而在那个时候，那些眼看着自己母亲过得这么累的女孩，她们的经验让她们得出的解决办法是：
回家，做一个被男人养的女人。
中国优秀的女作家王安忆曾经说：“我就想回家。”
“我觉得妇女就应该回家。我才不想每天早上起来坐长途车去上班。”
作为女性，王安忆这样说，无非是把母亲不容更改的生存现实作为负面参考。
当女性必须化妆成男性才能实现价值，而男性又没有接受任何的教育和改写，那她们承受的命运，就是在“既要是男人，又要是女人”的双重要求下，成为牺牲品。
历史上，曾有真实的案例。
在“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号召下，中国女性执着于男人能干的，女人都要干。
曾经有一个“三八妇女采油队”，一个全由妇女组成的队伍。
石油矿井上，特别壮的男人才能承担起的、最重的体力劳动，妇女偏要去做。
然而后来很多材料表明，这些女性身体所受的伤害是完全不可逆的，大量的人开始停经闭经，很多人终身不孕。
在如今，这样的事情仍然在发生。
我们完全拿男权结构下创造的那个成功标准来要求女性，而完全忽略了它对于女性是否合理？
当一个女性初为一个社会的成员，试图介入社会性的事件的时候，她们可能选取的形象，可能参照的模版，只能是男性。
我们迫切需要创造男权逻辑之外，另一种成功的标准，另一些“差异”的女性模版。
换一句话说，女人，不该只有成为男人时，才是成功的。
在互联网上，我们很容易找到戴锦华老师的视频。
但不得不承认，她仍然是神秘的。
戴锦华将私域和公域划分得很清，很少在公共场合谈自己的事情。
我们只能从她的语言里，尽可能地认识某一部分，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的她。
在北大，戴锦华的课很难抢。你要想上她的课，得在同一个教室提前上两节课，才能占到位置。
在一篇对她的特写中，透露了她的一点生活习惯：戴锦华嗜烟，一天两包半，作家余华感慨：“戴锦华的烟抽得很厉害，一颗接一颗，好像一刻都不停。”
上过她课的同学对此印象深刻，那些毕了业的学生，总是惦记着她这点“恶习”，出国买礼物，“给戴老师带烟总不会错的。”
戴锦华说话从来不留情面。
作为电影研究学者，在导演冯小刚把自己商业转型的失败归咎于观众的时候。
戴锦华犀利地指出：
“责任当然不在观众，而是影视资本的高度垄断。毕竟在一个大多数作品都粗制滥造的产业里，观众并没有选择。”
陈凯歌的《道士下山》，戴锦华的评价是：
“这次陈凯歌不是求爱一样地来讨好大家，而是趴在地下，舔大家的鞋底，说拿钱来吧，我在娱乐你们。”
但作为出生于1959年，经历过“文革”，参加过抗议，陪着中国走过近一个世纪的知识分子，她有着对底层人民无尽的慈悲。
有人问“北京有穷人吗？如果有穷人的话为什么看不到？”
她只能无尽悲哀地承认，是我们的眼睛，包括她自己，对他们不曝光了。
外卖小哥这些穿上工作服的人，我们很难把他们体验成和我们一样的人，他们在我们的空间隐形。
“底层不在别处，底层就在建筑里。”
这两天，有同行通过电影这个切面，感叹如今我们只能去赞美繁荣的大树，却不允许树下那细小的哭声的存在。
但戴锦华老师却明白地说：“我们在倒退，老实说，这个世界不会变得更好。”
那些消失的热搜，那些无止境的对峙，似乎可以印证这个预言。
这些是我们作为媒体人所不敢说的，但她说：“比起给出虚假的希望，表达绝望是一种勇气。”
而作为研究了几十年女性主义的学者，她却说，自己根本没有资格代表女性整体发言。
戴锦华始终认为，女性被分化为不同的阶层，她们所面对的完全是不同质的问题。
某位女星代孕被曝光后，整个社会掀起的“代孕能否合法化的讨论？”
戴锦华为那些不得不选择代孕的女孩感到无比心痛：
“我们有没有在最基本的人性底线上将心比心地去想一想那些代孕的女性？”
“到底有多少女性自主选择成为代孕者，她又因为什么自主选择成为代孕者？”
作为尚有能力为自己争取权利的女性，戴锦华深刻地体认到：她拥有的，不能代表所有女性。
无数女性被困在眼前，是十一点前回家的末班地铁，是在主管咒骂下要跑着完成工作的流水线女工。
尽管悲观，戴锦华对女性抱有无限的期望。
她始终期待女性能创造出一个完全颠覆父权逻辑，粉碎一切不平等和压抑，划过漫漫黑夜的平等的规则。
写到这里，也应该结束了。
可我总觉得还是太过深刻。
如果必须要用一句简洁的话，总结我从戴锦华老师的课堂上学到的那些皮毛的话，那一定是：
“我们不做男权逻辑下的女人，但也绝不做男权逻辑下的男人。”
参考资料：
B站国仁全球大课堂：《未完戴叙》；
B站巨浪音乐：《新知女性之戴锦华》；
B站北京大学出版社官方：《戴锦华对谈贺桂梅|女性文学是什么？》
新世相直播：《戴锦华️向京：女性是彼此的镜子》
B站戴锦华讲电影：《如何理解“花木兰”式的现代女性困境》
编辑 | 陈百万
监制 | 兔姐
微博 | @InsGirl
这是InsGirl写的第184篇新女性故事，我们真诚地希望她们能被看见，被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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