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卷第2章《一个备战中的国家》之一

第2章《一个备战中的国家 》之一

秦国对其邻国的征伐以及帝国的统一，都建立在商鞅变法的基础之上。商鞅由魏入秦，成为秦国的重臣。从公元前359年开始，他在秦国的军事和民生方面进行了彻底的、激进的改革。这些改革措施最早肇始于齐国和晋国，它们把周代贵族承担的军事义务逐渐扩大到了整个都城的人民，而后又延伸到部分特定的农村人口。商鞅的变法沿袭并加强了这些做法，秦的农民若在军队服役，则会奖励土地，这些土地可以为他们个人家庭所拥有和使用，并以此为基础向国家上缴赋税。但是，惩罚的措施同样严厉。

如同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奴。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包括以上这些在内的改革措施极大地改变了秦国的军事和其他很多方面的状况。

第一，它们使扩大军队规模成为可能。从公元前第6个世纪中期开始，军队就逐渐主要由步兵构成。长江下游地区的吴国和越国在他们向北扩张的过程中，把对步兵的倚重带到黄河流域。在引进步兵和商鞅变法的这两个世纪里，大量由农民组成的步兵部队在公元前4世纪又增加了骑兵军队，取代了以往由贵族驾驭的战车部队。  

和贵族的车骑相比，步卒需要具备的军事技能更少，装备更便宜。另外，服役对象扩大到了农村，军队也就有了新的人力补充来源，国家和贵族就能够迅速组织步兵，挫败敌军老旧的战车部队。

最后，技术革新——弩的发明，鳞状盔甲的发展，铸剑术的提高，以及铁兵器的更广泛使用——使得步兵成为一支真正不可战胜的武装。在群雄争霸的时代，发展壮大了步兵、配备了新式武器的诸侯国，能够迅速吞并那些没能在这些方面 进行变革的对手。

公元前7世纪，一支普通军队通常不超过1万名士兵，然而到了战国时期，一支军队的士兵人数可能有10万之众，最庞大的军队则多达60万人。因此，有必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征召士兵。但只有把兵役制扩大到更下层的民众和更广泛的乡村地区时，这一点才能实现。

商鞅变法所带来的另一个变化是城邦——这个战国之前具有统治地位的政治机构，后来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变得过时了。战败的城邦被征服者纳入版图，又重新把土地分配给它自己的人民，以此换取他们承担兵役和缴纳赋税。

于是，随着城邦的消逝，贵族们失去了他们在旧的城邦政治秩序中的核心地位，与他们失去在军队中的地位一样。取贵族而代之的，是唯一的国家统治者。他的幕僚统计农户，发动他们为国家服务，并且收取赋税，来支持统治者的军事抱负。

第二，商鞅的政策为国民建立了一套以兵役为基础的统一的管理制度。他的五人为一伍的做法，促使法律能在这个组织的范围内得以实施，也保证了他们在战场上的良好表现。任何能够在战争中杀死敌人或者因指挥有方而取得胜利、获得军功的人，都能拜官受爵，在20个等级中获得相应的爵位。依靠所获的爵位，人们可以获得土地、宅院和奴隶作为奖励。如果以后违反了国家法律，爵位还可以用来赎罪，或者为犯罪的亲属减轻罪名。通过加强系统化的等级制度在全民中的影响，强化了这种与军事相关的社会等级观念。

爵位不能够世袭，但如果一个人在战场上英勇战死，那么他的后人就可以获得他应得的爵位。这种军功等爵制度几乎是秦国社会荣耀和名誉的唯一衡量标准。所有的社会等级都直接反映了他们的战场表现，即便是宗室贵族，也需要凭借军功来保有其社会精英的地位。

在商鞅的改革下，秦把以往称为“县”的军事区域变成了地方政府的基础。“县”这个字最早是指城市城墙外四周的区域，由农民和奴隶居住。然而，到了春秋末期，这些“县”变成了在农民中征募士兵的主要来源地。最后，整个秦国被分成“县”和“郡”。由此，普遍兵役制就变成了国家整个管理机制的根本。

商鞅的最后一个主要变革是建立了一个道路网，在农田四周围出矩形的网格，并把农村分割为一块块相同面积的土地。根据有关历史记载，这种网格覆盖了整个秦帝国。其证据来源于一个当代的研究，它利用大规模的地形图去检验中国的土地分布。证据显示，大部分北方地区，尤其是秦国和晋国地区，道路构成了一个从北向南、从东向西的极为惊人的直线分布。如果没有国家的干预和介入，不可能表现出如此大规模的规整性。

把农村规整为统一的街区与秦国的军事和国家控制系统是有机地连为一体的。商鞅认为，农业是所有财富的根本，理想的国家是由详细的法律条文指导下的小规模农民组成的。每家都分到够单个成年家庭成员耕种的土地。通过这样的土地分配方式，国家能够使土地得到最大面积的开发耕种，也能最大限度地获得为国家服兵役和纳税的成年男子。由于那些得到二十等爵制中高爵位的人能够获得额外的土地和奴隶，这种系统化的土地分配方式就为奖励的标准化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单位。在商鞅看来，像商人或手工业者这些不从事农业的人，都是危险的寄生虫，他们要被分开登记在册。国家有时候要求他们在国家工程中提供劳役，或者在边防要塞中服兵役。

通过这些方式，商鞅变法摧毁了周朝形成的社会制度障碍。他把整个农村分成了矩形的方格，全国人口以军事单位划分，国家管理以军事地区划分，由此，他把全国人口的个人财产与军功或者农耕联系在一起。这种对军事和秩序的认同，以及发动整个社会致力于军事征服，是战国时代的显著特征，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国建立的基础。商鞅变法彻底终结了周朝的礼制社会，也终结了半独立城邦中的血缘家族，以及它们所控制的农民村落。所有的武装力量，以及服役和贡赋，现在都集中在地方政府的控制之下，如此，构成了一种新的国家秩序，由全国唯一权威的诸侯王，以及单个家庭中的宗族家长制来维持。

在商鞅新法的重新调整之下，秦国——以往历史叙事中的一个边缘政权——戏剧性地进入了政治舞台。公元前340年，商鞅亲自统率军队击败了黄河流域中心地区的魏国。秦国赢得战争后，扩大疆域，攻破了函谷关，最后迫使魏国成为秦国的下属“同盟”。

公元前316年，秦国结束了早在130年前就开始的对西南巴蜀地区的征伐，把法律、土地分配方式、兵役制度都强加给了这些非华夏地区。公元前314年，它打败了最后一个敌对的戎族部落，彻底解除了西边的威胁。公元前312年，秦军又攻克了长江中游楚国的丹阳，保有了汉中地区。该地区是连接秦国腹地和巴、蜀的唯一屏障。随着魏国的消亡，秦国进入到中心平原地区。这些胜利使得秦国不再有受攻击之虞。这个四周被高山环绕的国家，现在控制了整个关中地区。

秦在南方的扩张还使它获得了一个新的致富之源，秦国把四川盆地建成为一个重要的农业中心，它以著名的灌溉工程“都江堰”而闻名。这个水利系统直到今天仍在发挥着作用，它把岷江盆地变成了秦国军队的谷仓。

独裁者的出现

尽管商鞅变法把以旧贵族统治为基础的城邦 变成了以农民为基础的战斗型国家，但是他没有设法保障个人统治者的地位。公元前338年，商鞅本人被新的统治者处以车裂酷刑。因为商鞅的法律对统治集团同样有效。新的统治者还是太子时，其太傅因为触犯刑律受到惩处，太子对此怀恨在心，一继位就予以报复。

公元前307年，一连串的斗争使秦国处于宫廷大臣的联合执政之下，秦的国力因以上挫折而变弱了，它于公元前295年被诸侯联军击败。短暂的恢复之后，它又受到赵国骑兵的一次打击，损失惨重。当秦国的一部分军队对赵国进行一场毫无胜算的反攻时，其他的军队则被派往山东半岛的齐国，穰侯魏冉在这里扩大了定陶周围的领土范围，进而成为他自己个人的封地。

秦的历史在这时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说客范雎游历到了秦国，他在说服昭王时指出了魏冉的错误，并且提出“远交近攻”的战略（“远”指齐国，即魏冉进攻的地区；“近”原指韩国，后指赵国）。秦昭王接受了这些意见，任命范雎为相。范雎此后劝说秦王亲政，把目标指向公元前307年开始就专制擅权的太后和魏冉。公元前266年，秦昭王夺去太后的权力，并且将魏冉和他的同伙驱逐出了朝廷。

这个事件意义重大，因为范雎是第一位提倡秦国进行扩张的政治家。他放弃了秦国以前的旧传统，比如为了适应暂时的需要，与人结盟、毁约，或者攻伐。他认为扩张的方式就是远交近攻——结交远的国家，攻击近的邻国。他认为，这是使秦国由诸侯国扩张成为一个大一统国家的唯一途径。为了强力推行统一的政策，他坚持对占领的土地“得寸则王之寸，得尺则王之尺”。

这不仅是对“穰侯”魏冉的批评，也是对皇亲和高官广泛实施的分封制度的批判。这些受封者把持内阁，搜刮大量财富，私自招募军队，从而严重威胁到最高统治者的权威。范雎禁止了这些做法，把权力收归统治者个人之手。

统治者的权力随着禁军的引进得以加强。这支军队由职业军人组成，他们都享有很多的法律特权，只服从统治者本人的调遣。这类军队最早出现在吴王阖hé闾lǘ统治时期，他拥有500人的常规卫队，以及人数达到3000、以坚忍闻名的近卫士卒。

先秦哲学名著《荀子》一书描述了魏王的精英卫队，他们接受严格训练，身穿铠甲，携带强弩，箭囊装有50支箭，背扛长戟，头戴头盔，斜插宝剑，带着三天的口粮，能在一天内行军百里之远。那些满足条件并加入卫队的人，能够为他的家族免除劳役和赋税。秦国的商鞅也组建了类似的军队，他们为著名的秦始皇兵马俑兵阵中所陈列出的士兵形象提供了较早的原型。因为皇帝生前的个人卫队捍卫他成为不可战胜的独裁者，所以在皇帝死后，要把陶制的卫兵模型放入他的墓中，继续捍卫皇帝身故之后的世界。

范雎最终追求的不只是掠夺敌国的土地，而且要消灭敌国的人民。他的目标不仅是国土扩张，而且要彻底摧毁敌军，确保敌国再无恢复和反击的可能。这个新政策的结果是公元前3世纪的几次战役都以前所未闻的大屠杀而告终。据当时的历史记录，最大的一次杀戮发生在公元前260年秦赵两军的长平之战。赵国战败，40万降卒被秦军坑杀。虽然秦国自己也在这场战争中损失严重，且迅即被韩魏联军击败，因而将秦国建立帝国的目标延缓了几十年。但是，赵国被击败之后，秦国就再无与之匹敌的对手了，剩下的就是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间秦灭六国。

简言之，秦国崛起后获得对诸国的支配地位，并且能最终成功地缔造一个统一的帝国，依靠的是两个方面的发展。第一，在商鞅的领导下，秦国的改革具有很强的系统性。这些改革把国家所有成年男子统计在册，发动他们服兵役，缴纳赋税。虽然所有诸侯国都在备战，但只有秦把这种模式扩大到整个社会的层面，使整个国家管理的各个方面都致力于发动和支持国家的武力征服。第二，通过范雎的改革，秦国成功地把权力集中到了统治者个人手里，这在诸国中是独一无二的。在其他各国的分封官员和皇室宗族忙于分裂政府权威时，秦国却把权力集于统治者一人之手。

（注：以上内容经删节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