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卷第6章《外部世界》之一

秦帝国时代的地理边界基本就能划分出当时中华民族及中华文化的边界。尽管帝国在某些时期深入到北方草原、中亚，南部满洲、朝鲜，或者东南亚洲的大陆地区，但是这些扩张时期都很短暂。这些地区的人们也始终处于汉人政权的控制之外，直到中国的最后一个非汉族政权——清朝才发生改变。

中国周边地区的人民可以分为两类。在其西北地区活动着的是游牧部落，他们居住在草原上，建立了和中国模式完全不同的政权，基本处于汉文化范围之外。相反，南方和东南方水源丰富的地区以及西南的高原地区，则逐渐被扩张的中原移民定居。这些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的农耕国家都逐渐汲取了汉人的文字和国家管理模式。

秦汉时代的发展有一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对立的现象：首先它有了边防线的观念，把定居从事农业的中原人和北方游牧民族区别和隔离开来；其次它又有一个理想化的包容万象的帝国观念，认为化外之民都会来到帝国进行朝贡，表示归顺。中国的皇帝也将吸引外族来贡的能力作为衡量自己权威的一种依据。所以，“中国”文化的定义，也是从一系列对异族，特别是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对抗中被总结出来的。

游牧民族和匈奴

游牧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的崛起历史完全来自于考古材料的发现。大概在东周时期，成熟化的游牧经济逐渐成为了北方民族的社会基础经济。在此前的1000年里，中亚地区把农业和畜牧业结合起来，在绿洲或者河流附近种植庄稼，在接近草原的边缘地带放养牲畜。可能是由于人口膨胀和气候越来越干旱，一些部落开始放弃农业，彻底实行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经济，间或也从事一些狩猎和贸易。

商代墓葬中发现了一些非汉文化的青铜器，尤其是青铜刀或者其他武器，这说明在商朝和北方青铜文化之间曾经发生过繁荣的交流。在商朝晚期，大约公元前1200年，马车从中亚经由北方草原地区引入到中国。

游牧民在北方的成熟发展有很多材料佐证，在随葬品中，发现了大量公元前9世纪到前7世纪时期的马具和武器，还有其他一些证据也说明放牧牲畜日益成为当时“北方”经济的主宰。

到了公元前5世纪中期，华夏诸国向北扩张，最终使他们和游牧民族发生了日益紧密的接触，这些游牧民被称为“胡”。当时赵国在赵武灵王的统治下率先采取了“胡服骑射”。随着骑兵成为战国时期诸国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前线边市上，马匹的买卖也成为主要的经济活动。一些年代约在公元前6世纪到前4世纪的考古材料显示，这个时候，中国北方也出现了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说“斯基泰三合一组合”，即欧洲北方塞克族骑兵的三种随身标志：武器、马具以及动物纹饰。

战国时代晚期，为了保证饲养军马的需要，北方诸国占领了此前被游牧民族占据的草原地区，然后修了城墙来保卫这个地带。这个时期的城墙通常沿着山脊或山脉进行修筑，是用夯土和石块垒成的。和我们今天见到的明代砖砌城墙完全不同。

长城的修筑在秦朝达到鼎盛，秦帝国修建了统一的长城和瞭望哨楼，以此标志向草原地区的扩张。游牧民族们觉察到了这个形势的发展，为了在某种程度上进行还击，他们最终联合为一个由匈奴部落为首的统一帝国。

由于常常被迫迁徙到新的地区，这些部落随时都面临着外族的武装袭击，只能组建大规模的军事组织，以求得生存。这一般都依靠具有领袖气质的军事领袖，他召集战士作为他的护卫兵，然后一步一步把早先军功卓著和具有声望的战士都招募进来。以“可汗”领导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标志着游牧国家军事化进程的顶峰。“可汗”由“上天护佑”，因此战无不胜。这种新式的最高领袖，通过把劫掠品分给他的跟随者来确保他们的忠诚，从而把传统的部落贵族统治转变为一种国家层面的贵族统治。

秦国占领了黄河河道以南地区，将匈奴和其他异族居留者赶出去的行动，引起了一轮危机。根据《史记》记载，匈奴帝国的创建者冒顿召集并训练了一群死士，并利用他们刺杀了自己的父亲，获得了“单于”地位，意即“至高的领袖”。随之而来的是他们向中亚扩张的节节胜利，使得一个又一个游牧部落向强大的匈奴表示臣服，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金字塔结构。

这种金字塔结构在《史记》中也有描述：“置左右贤王，左右谷lù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匈奴谓贤，曰‘屠耆’，故常以太子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

这些匈奴的“王”拥有帝国的封地，在封地内实行半独立的统治。而那些级别低一些的领袖则参与朝堂议会。这个系统最显著的特征是它的分封制里都设置左右两种职位，二者之间有一种相互对比和制衡的关系，其次是十进制单位的军队结构，以及议会中少数高级成员的存在。

冒顿的新王国颠覆了中华帝国与毗邻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此前的几个世纪里，中华帝国的向北扩张建立在对游牧民族利益的打击和破坏之上。但到了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成了匈奴的手下败将。因此，汉朝采取了一种“和亲”的政策，每年赠送黄金、丝绸和粮食给“单于”，同时汉朝皇帝还定期把皇室出身的公主当作和亲礼品赠送给“单于”充作女眷。作为回报，匈奴允诺不再袭击中国。

虽然这种方式本质上是一种通过进贡的方式谋求和平，但当时很多中国人认为，从长期看，这种方式可以削弱匈奴。那些部落民族可能会沉迷于中国提供的奢侈生活而腐败、虚弱，因此可能越来越依赖于中国。并且 当汉代公主的孩子成为匈奴国王时，匈奴的领袖就成了汉王朝的晚辈亲属。这种观点的一个关键假设是匈奴只是在文化上与汉人不同，人种却是相同的，所以如果匈奴接受了汉文化传统，它就终将融入汉帝国。

除了向匈奴赠送金钱和妇女之外，“和亲”体系需要中国与匈奴之间在外交平等方面达成一致。“单于”的称谓被认定为和中国的“皇帝”同样尊贵，而且这两位皇帝也以“兄弟”相称。汉文帝在诏书中称冒顿为关系亲密的“昆弟”，表示兄弟之间要捐弃前嫌，“俱蹈大道”。

两位天子不但在虚构的兄弟关系中处于平等地位，而且他们都和天、地相提并论，这意味着两个国家平分天地。“单于”给汉文帝的一道外交文书说：“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灭夷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

公元前162年，双方签订了一个条约：“单于”统治中国长城以北的“引弓之国”；长城以南的民众则是汉朝皇帝的统治范围。这就把世界分为两个文化带——游牧民和汉民——它们各自构成自己的帝国。并且认可彼此在其势力范围内，对更小国家的主宰权。

两种文化构成了两极世界，这种世界观在汉代思想中也有体现。在景帝时期，晁错曾对匈奴和汉朝做了系统的对比，把前者视为后者的对立面。他认为游牧民“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而汉人则以谷为食，居于城市，以丝麻为衣。按照晁错的说法，汉人有城郭、田宅，匈奴却什么都没有。他们“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而汉人则扎根、定居于田亩和城郭。晁错还把这种文化对立进一步发挥，用以解释双方之间军事政策的平衡。

几十年后，《史记》用一种更加精确的、近似原始人种志的方式记述了匈奴的风俗，包括他们所猎获的动物、他们崇拜神灵的方式、他们主要的城市祭祀和丧葬风俗，他们使用口头约定而非汉人用的文书，还记录了一些匈奴的词汇。但是，这项工作仍然根植于一种视汉人和匈奴为对立两极的观念和定义。它从匈奴民族的流动迁徙、对牲口的依赖等常见印象来展开叙述，讨论了匈奴以肉为主食、以皮毛为衣的习惯，紧接着是对其传统的抨击，即游牧民族重视青壮年而“贱老”的习俗。司马迁还秉持着固有的汉人观念，描述匈奴民族“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的恶俗，而汉人则具有极高的道德品质。当提及游牧民族战争的早期记载时，他认为，匈奴在打败仗或被击溃时，并不感到羞愧。而汉人总是背负一种责任感，游牧民则只看到自身的利益。

然而，用对立两分法来评价两个民族也并不意味着只是一味地抨击匈奴。司马迁在书中引用了中行说yuè的观点。中行说是一位汉人，但后来投奔了匈奴，并助其犯汉。中行说阐述了为何匈奴尊重年轻人而非老年人，以及为何匈奴人会娶亲戚的遗孀。他还提到匈奴王和其臣民的关系比较宽松随意，这和汉朝廷的残酷统治形成鲜明的对比。由此，对游牧民族习俗的记述也成为一种批判中国习俗的方法。

司马迁在论及匈奴的法令时说：“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轧，大者死。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在这里，匈奴法律简单、公正的原则和汉代初创时的简化法令相呼应，也和司马迁所处时代的严刑苛法形成鲜明对比。

晁错认为，匈奴所处的地区是“胡貉mò之地，积阴之处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饮酪，……其性能寒。”这种分析运用了三分法来把不同人群的差异上溯到了宇宙法则，它视南方为阳极，中国处于最平和的中间，而北方则是极阴之地。

在战国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化构成了“中国”领域内的主要区别；而汉代把天下想象成由游牧民族和中国二者所构成，这标志着一个进步。它假定统一的中华文明的依据是它和游牧民族之间的区别和融合，从而把地域差别减弱成了次要的因素，中国由此第一次呈现出一个更大统一体的面貌。

然而颇为讽刺的是，政治上两分天下的局面只持续了几十年。尽管汉朝给匈奴的岁贡在日益增加，匈奴并没有停止其侵略。每一次和约都只持续短短几年，然后又会因一次新的入侵而破裂，而匈奴反过来又要求更多赔偿，以换取和平局面。中国人把这归因于胡人本性的不忠。中国皇帝作为至高的立法者和统治者，其地位不容置疑，但匈奴政权的权力却被血缘纽带、习俗以及部族间的横向分割所限制。单于只能通过不断谈判来保持对各部落领袖的控制，在谈判中，他不是一位绝对权威，而是一群领袖中的领头人。在这样一个体系中，单于不能无限地制约军事行动，也不能阻止他的部下自作主张地袭击他人，因为单于的权力和威望在很大程度上，本来就取决于他能够在战争中获胜以及分配战利品的基础之上。

随着匈奴违背了一个又一个协议，中国朝廷中要求战争的呼声越来越高。几十年的和平岁月使中国人有时间积累财力，并组建起一支新式的军队，依靠骑兵和弓弩技术，在战场上对付匈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最终决定发动一场战役来摧毁匈奴。虽然他伏击单于的计划落空了，但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中国军队深入到了中亚腹地，使匈奴遭受了包括人民和牲口在内的巨大损失。

然而，汉朝的损失同样严重，一次次的军事行动耗尽了国家财富，却没有取得任何决定性的成果。后勤供给遇到的困难以及恶劣天气使任何一支军队都很难在战场上坚持100天，因此战争的胜利并不能转化为持久的占领。汉武帝的继承人后来放弃了这种劳师袭远的策略，他命令军队从防卫线上撤退，但拒绝再向匈奴岁贡。这种政策是颇有成效的，因为它剥夺了单于从汉朝那里得到的进贡，同时削弱了他作为匈奴捍卫者的角色，单于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公元前120年，一位持反对意见的匈奴王带领4000名兵士投降了汉朝。随后的几十年里，其他一些匈奴王也拒绝再参加单于的朝政。在公元前115年到公元前60年期间，汉朝还获取了对以往由匈奴占领的中亚东部地区（即现在新疆一带）的控制权。

公元前57年，匈奴因王位继承问题发生了一场内部战争，至少有五位王要求获得单于的头衔。几年之后，一个匈奴王承认了汉王朝的宗主权，觐见了汉代皇帝，并迁居到中国内地。后来证明他这么做是非常有益的，为了表彰他的顺服，他收到了汉朝政府慷慨给予的大量馈赠。在公元前49到前33年，他多次朝觐汉朝皇帝，并将自己的一位儿子作为质子留在汉朝，并学习了汉朝的文化。这位臣服的酋长从中获得的财富使他能够建立自己的军队，并且打败了他的对手。最终，他的势力不断强大，得以返回北方，重新开始要求汉朝政府的岁贡，直到公元48年第二次内部继位冲突引发新的内战。这导致了定居在汉地并臣服于汉朝皇帝的南匈奴和居住于北部边疆以外的北匈奴产生了持久的分裂。

南匈奴始终依附于汉朝的支持，正如公元88年南匈奴单于所说：“臣等生长汉地，开口仰食，岁时赏赐，动辄亿万。”然而，这种把游牧民内迁的政策将产生长期灾难性的后果，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它导致了西北地区秩序的崩溃，以及大量汉人逃往南方地区。

尽管北匈奴一直蔑视汉朝，但是他们在好几次战争中被汉朝和南匈奴联军击败。不仅如此，诸如乌桓、鲜卑等其他部族也与匈奴分裂，且因斩杀匈奴而从汉朝那里获得大量赏赐。公元87年，一支鲜卑军队击败了匈奴，杀死了北单于，并对其鞭尸。经此大挫，超过20万名匈奴部落民投降汉朝。最后，公元89年，汉朝军队的一场大捷终结了匈奴帝国。

边防军队

汉朝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转变是普遍兵役制的废除，这个征兵制度曾经是战国诸侯和秦帝国得以存在的基础。

公元前154年，随着汉朝政府击败诸侯王叛乱，汉帝国内部发生大规模战事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只有北部边疆仍然处在匈奴的威胁之下。由于农民服兵役为期一年，无法熟练掌握弓马技艺，不适合远征，也无法在边防长期驻守。于是，汉武帝允许农民用缴税来替代兵役，然后用这笔钱去雇佣职业士兵。与匈奴为敌的游牧民以及匈奴内部的反对派也被招募入伍，成为汉帝国训练有素的骑兵。有时候刑徒也被送往边关成为边防守军。因此，在公元前1世纪这个阶段，中国军队开始由农民募兵转化为一支以职业军人、游牧民以及刑徒构成的军队。

这样的征兵趋势本来没有被官方认可，但一场反对王莽的起义把它推进成为一项官方政策。这场起义证明了招募农民入伍还可能产生对国家的不利，特别是在秋季检阅时期，当一个郡的所有成年男丁聚集在一起接受检阅时，尤其危险。事实证明农民更愿意追随地方豪强大族，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比和朝廷的关系更紧密。训练农民打仗实际上是养成了一支潜在的地方反叛力量。另外，起义过程中大量人口流离失所，在籍人口的损失导致朝廷所能得到的税收也急剧下降。因此，出于削减开支和减轻国内潜在威胁的需要，新建立的东汉王朝取消了秋季检阅制度和地方军事长官，同时废止了正规的农民军队，只留下很小一支职业军队驻扎在都城周围。

公元48年，当匈奴分裂为南北匈奴之后，游牧民内迁规模更为庞大。为了监管这些新的居民，东汉政府在边塞驻军中设立了都尉，每一位都尉负责一个大的内迁游牧部族。这些常备军配备的都是职业汉军。虽然军营中的军队人数没有被记录下来，但散落的史料说明他们达万人以上。

远征军不同于常备军，主要是从内迁安置的胡人中招募军力。在公元1世纪摧毁匈奴联盟的战役中，大多数骑士都由游牧民士兵组成。早在汉王朝创始时期就在内战中使用过游牧部落士兵。汉武帝统治之后，允许他们在校尉监督下，保留自己的首领和生活习俗。东汉朝廷更是逾越了“以夷制夷”的政策。非汉士兵也参加镇压国内汉族的起义，这和近现代欧洲早期外国雇佣军的模式非常相似。历史文献中的证据说明，在公元1世纪中叶之后，骑士的主要来源就都是非汉士兵了。西汉时期维持汉族骑兵需求的国有草场和马厩，在这个时期大多数都被废弃。

除了利用非汉士兵在军中服务之外，汉朝还对斩获敌军首级进行悬赏。鲜卑的酋长在归顺汉朝之前，就因斩杀匈奴人的头颅获得报酬。公元58年，他们再次因为击溃乌桓的一次入侵而获得厚赏，在此之后他们就正式归顺汉朝，并获得了每年为数二亿七千万五铢钱的赏赐。作为回报，他们控制了乌桓并击杀匈奴。

于是，东汉时期最常见的军人都是游牧战士，他们在部落酋长的率领下为汉帝国服务。

（以上内容经删节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