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统一帝国的出现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在秦朝和西汉早期，产生了很多史学、哲学和诗歌著作，这些著作都是帝国精神的反映，它们试图深入描述这个新近统一的世界。
然后，在西汉末期，经学——即合称为“六经”的《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些周代文献的遗产——开始成为汉帝国理念无所不包的文本体现。如同秦汉历史上其他一些方面一样，随着周代经典成为帝国的基本文献，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从此被划分为两个纪元。
这个章节中勾画了秦汉时期不同流派的知识分子、学术以及目录学的变化，但是，把背诵经典视为教育之基础，以及宗教仪式中对天的崇拜战胜了其他学说，等等这一切都把六经固定在了中国人知识世界的中心。
“道”的竞争派别
战国时期的诸子学术著作普遍断言自己拥有一个通常被称为“道”的完整智慧，以此来强调他们的权威。在这段政治混乱的历史时期，对“道”的不同解释汇聚成为充满争议的流派，每个流派都声称自己的智慧是包罗万象的，都来源于先古圣人的智慧，同时轻视其竞争对手的信条，认为那只是部分真理，其适用性是很有限的。
《荀子》中有这样一段话：
“今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则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乱。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
这种学术的分裂导致了曾经在荀况门下学习、后来成为秦国丞相的李斯向秦始皇建议，应该打压私学，禁止非技术性知识的传授，让国家成为教育和真理的唯一来源。李斯强调全面相对于局部的优越性，但他把这个全面性等同于强制性的统一。他声称，其他的学术都是追逐私利的集团，都只是为了追逐私人荣耀，会对公共秩序产生威胁。而秦的目标应该是通过文字和思想的统一来提供一个权威的传统。哲学、法律、度量衡以及书体——都应该接受中央政府的指导，并且由皇帝任命的官员来强制执行。
把相互竞争的哲学流派视为整体哲学的细枝末节，这种观念一直持续到了汉代早期，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把当时知识界划分为不同学派的第一人，这些学派包括“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德家”。司马谈认为，除了道德家，即道家之外，其他学派都只具备了道的某一个方面。
在他看来，把所有其他学派好的内容都吸收进来，杂糅为一体，始终保持变化和调和适应，以此避免理论不完整所带来的缺陷，这正是“道家”的传统。司马谈对道家传统追根溯源，往上追溯到了周代的老子，当代有些学者很怀疑老子此人是否真正存在过，但老子的《道德经》和《庄子》一起为道家学派提供了基础文献。用司马谈的话来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 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道家强调“神”与“形”的完美统一，把行动建立在事物无形的本源之上，并且遵行自然的规律法则，通过以上方式，道家最后和儒家、佛教一起，被称作中国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柱。
经与传
战国晚期的智识生活出现了一个重要发展，那就是一个新的文本种类的建立，这种文本被称为“经”。然后各学术派别对经进行的注释，又形成了所谓的“传”。该时期所有的学术派别都谴责说，知识界的争论是社会崩溃的一种表现。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声称，自己所持的理念和信条才代表了前代圣贤的最初原则。
“经”这个字最初是指穿过并规范一个领域的某种事物，同时还附带具有“坚韧”“不折”的意思。当这个字和“纬”并列、用在织物上时，就是指某种纺织品上的经线。后来，“经”、“纬”这两个字就被用来表示“纵线”和“横线”。在一些文献段落里，“经”字作为动词，意思是“使之有序”或者“统治”。当作为名词使用时，它意味着“指导原则”和“永恒标准”。
在战国晚期，“经”开始出现在一些文本或章节的题目中，表示一个特定的著作种类。这种文本具有普遍持久的价值，能够向世界提供秩序和结构。比如说：墨子之徒，“俱诵《墨经》”。“经”这个字经常会和一个数字连用。比如《韩非子》一书中有一章被命名为“八经”（即“八个恒久不变的原则”）。这个字还经常被用来命名那些为任何领域提供基本原则的文本。
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经典道家文献的书名里，“经”字是和老子以及黄帝联系在一起的。除了《道经》之外，还包括了《德经》《经法》以及《十六经》。这些文本显示了社会秩序的原则，而这些原则是由宇宙法则衍生而来。到了西汉末期，当皇家图书被编订时，《山海经》等几部地理学著作，以及主要的医学书籍也都被定位为“经”，如《黄帝内经》。
以“经”冠名的著作篇章经常伴之以“传”或者“说”（意思是“传递”或者“解释”）。《韩非子》的六篇以“储说”冠名，它以简短的政府原则开头，称为“经”；随后进行注解，称为“说”。更多的情况下，注释部分称为“传”。东汉时期成书的字典《说文解字》和《释名》把“传”定义为“以传示后人也”。
在这里，由于“经”本身字义精微，用词古老，表现的是“微言大义”，其所含信息也就模糊不清，因此需要被详加解释传播。可以做这样一个类比，经典都是圣人的书面遗产，而附注则来自于文人贤士，他们致力于传播圣人们的意图和思想。如果没有“传”的存在，“经”就无从理解。
在战国晚期，“经”文在撰写过程中都附有自己的解释。儒家学派的核心经典——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在几个世纪以前已经产生，并且都有附注。事实上，几乎任何一种理论，如果给它们加上附注的“传”，那它都能变为“经”。增加注释就说明了它具有作为经典的价值，有不为人知的深度，或者能够灵活运用到更多场合。
于是，《荀子》就认为周代的《诗经》是古代圣人的智慧，它揭示了那个时代种种制度和行为的真理。《春秋》的传注则说，这部记载鲁国朝廷的编年史，实际上是一套通过密码式的、准司法审判的方式来表达的政府理念。它被认为是关于汉朝制度的一个预言和典范。同样，《尚书》的传注也解释它是对一种理想化的王道的描述。
百科全书式的作品
“经”旨在向人们提供普遍原则，它们由警句格言构成，需要进行解释注释，才能揭示其中的微言大义。与此相反，秦汉时期有几部著作号称是囊括了所有重要知识的百科全书。其中两个主要例子是《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前者是在秦国国相的主持之下编纂的，于公元前3世纪中期成书。后者由淮南王刘安发起编纂，于汉武帝统治早期编纂成书。
这两部书具有许多共同特征：都是由某位政治显要主持，召集无数位学者共同编纂，而且成书都以这位主持人命名。两书都集合了当时所有哲学流派的格言和原理，并把它们进行综合，转化为一种前后一致、合乎逻辑的学说。这种综合采取了仿照自然规律的模式，都包括了时间的维度。最后，两书都强调了政治和学说相统一的理念。
战国时期的显贵们常常在自己身边汇集有一技之长或娱乐天赋的人，这是当时个人荣誉和声望的象征。而秦汉时代发起的大型编纂活动就是在这个汇聚人才的过程中，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吕不韦和淮南王刘安的传记中，记述他们安排了成千上万的学者来从事这项编纂工作。
以政界的要人作为书名，而不是用某位学者的名字，这也反映出这类著作的公共性。战国时期的哲人们把智力上的争论视为腐败的象征。而《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的模式是，一位相或者王召集一帮互为竞争的不同学派的学者，然后把他们的不同立场综合为一种和谐的整体学说。虽然这些文章最早只是不同作者的散文集，但它们被重新加工后，形成了一种精心组织的结构，来显示它的包罗万象和所拥有的自然基础。
《吕氏春秋》由三部分组成：即“十二纪”“八览”以及“六论”。其中“十二纪”构成了书的核心，它按一年十二个月命名，每部分均以人所尽知的“月令”起始。紧跟其后的是专篇论文，把有限的国家历法扩展为一种王道理论。例如“春纪”这一部分的论文描述了生命的最高意义，君王要看重自我生命的重要性，并且君王要担负起帮助其他生命的责任。而“冬纪”之下的论文则讨论丧葬，然后延伸到君王要提倡个人节欲舍生，以及修饬国典，奖励有功之人，并且“论时令，以待来岁”。
君主根据季节的转换来调节自身行为，这为全书提供了一种框架，在这种框架下，各哲学流派所倡导的理论都能有其地位。“春纪”中的主导思想来自《杨子》和《庄子》中调和论的观点；“夏纪”的主导思想是儒家的教育理念；“秋纪”则是来自兵家的军事和战争思想；而“冬纪”汇集的是墨家学派的节用和节葬思想，以及法家对人才的评估方面的教诲。这种将诸子百家学说 安排在天子起居日程中的结构方式，完成了融诸子于一炉的观念。君主体现并执行着由上天决定的循环周期，因此他也就成为所有这些学派的焦汇点。
《淮南子》没有采用季节转换的模式，但吸取了道家对宇宙本原及其性质的解释。第一篇解释了宇宙的道，它既是万物的来源，也是万物存在的模式；第二篇论述了事物之间的区别以及转化的原则，宇宙及其中的万事万物都是按此原则形成；第三篇论天；第四篇论地；第五篇根据“月令”讨论季节；第六篇表达天、地，及所有自然现象相互呼应的原则；第七篇探讨了人的产生和本质；第八篇讨论人的智慧；第九篇则是论君主。——《淮南子》从最初的基础物质出发，通过第一次裂变，分为天和地，形成了空间和时间的结构，产生了人类的起源，这展现了一种把所有哲学及技术流派整合在一起的宇宙模式。
《吕氏春秋》的成书时间比秦完成最后统一征服只早20余年，很显然，该书和政治统一的雄心是结合在一起的。文章反复强调君主的重要性以及统一所具有的价值。它认为，在遥远的古代、人们只能像野兽那样生活。所有亲缘关系、等级制度、礼仪行为、工具或技术方式，以及其他一切文明所具有的特色，都依赖君主的产生。但是君主的功能只能通过一人统治其他人的方式来实现，如果缺少宇宙统治者，缺少他制定的所有规则、度量、判断标准或理念，都会导致混乱和战争。
（以上内容经删节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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