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卷第9章《文学》之二

史学著述

在西汉《淮南子》一书出现几十年后，《史记》出现了。

《史记》一书的主要作者是司马迁，其父司马谈曾是武帝时期的史官太史令。由于司马迁为一位打了败仗的将军辩护，惹怒了汉武帝，被处以腐刑——这种刑罚常常导致受刑者为荣誉自尽，而不只是失去颜面。

在写给朋友任安的书信《报任安书》中，司马迁为自己的抉择做了解释，他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只是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完成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的志向是写就一部囊括所有人类社会历史的史书，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一直到他自己所生活的时代，这个雄心成就了他的《史记》。他把《春秋》视作历史著作的典范，但他的著作涵盖了比《春秋》更为宽广的历史。司马迁把他父亲司马谈关于“六家要指”的论著收入到后记中，暗示了他的写作动机。这篇文章褒扬了道家，因为该学派“同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因此，它在六经之中代表一种整体智慧的理念，这也正是司马迁在自己著作中想要尽力达到的目标。

这个全面、综合的主题也从司马迁建构全书的原则中表现出来，该原则认为自从远古的黄帝创立这个国家以来，这个世界就由一系列的宇宙主宰所统治。《史记》第一个部分为十二“本纪”，每个“本纪”都记载了一位统治者或者一个朝代。从汉代统一的历史回溯到历史的最初阶段，司马迁得出一个推断，他认为存在着一个完整的“帝统”，它从未间断地从黄帝传到了他自己这个时代的皇帝——汉武帝。

除了“本纪”之外，沿着贯穿历史的“帝统”线索，书中其他种类和章节包括：“表”，这是一种记录诸侯国贵族和诸侯王关系的历史年表；“书”，追述了礼、乐、历法、祭祀等这类给予帝国直观可闻概念的内容；“世家”，主要记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列传”，记录官员、使者、将军、商贾、艺人、诸子、学者、诗人、巫觋、刺客、侠士等普通人，为我们提供了战国到秦汉时期一幅广阔的社会画卷。

虽然《史记》不是经，但它采取了经的结构和注释方式。该书的第一部分十二“本纪”模仿《春秋》构成一种历史事件的编年序列。十二本纪的“纪”几乎是“经”的同音字，而且都有同样程度的意思：是指“导线”“标准”“管理”或“调整”。其他篇章则类似于“传”，即注释。尽管“列传”中的人物故事与《公羊传》中的解释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但它们和《左传》所用史料却相似，司马迁解释说，这是因为《左传》最精确地接近孔子对《春秋》的解释。因此《史记》中对普通人物的传记发挥着为“经”提供注解的功能，为简短、枯燥的系年提供了素材、情节和细节。

司马迁的著作还旨在成为一部对早期文献的综合式选集。他对孔子的记述包含了《论语》中的许多段落，并按照历史进行布局来提供一种背景。其他的一些人物传记——比如屈原、贾谊，以及司马相如——也都收录了由传主们创作的大量作品。司马迁还频繁地引用或汲取了 其他大量史学和哲学著作中的素材和内容，使《史记》成为一部由多种声音组成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在汉代早期就已闻名。

《史记》所具有的这种多种声音的属性，产生了颇具讽刺意味的作用，具备了提供历史教训的功能。借历史人物或同时代人物之口，以及不同事件参与者的视角，《史记》表现出其公允性，立论显得更为客观。倘若只有司马迁本人的话语，这些就都会变得缺乏。

但是，随着作为国家正统学说的 儒家经学取得了胜利，《史记》因其所持的道家倾向而成为批判的对象。公元1世纪，班彪、班固父子担负起撰写汉代历史的任务，他们沿用了司马迁作品的结构，视之为一种模式，但是他们抛弃了司马迁的宇宙观，批评他没能坚持儒家的道德观，因而“其是非颇缪于圣人”。

虽然司马迁声称他写历史是为了赞颂汉朝，但实际上他在撰写汉高祖以及当朝汉武帝的传记时，都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与此相反，班固在他的诗歌中，认为东汉的前三位皇帝即便谈不上圣人，也算得上是聪明的统治者，因为他们使国家前进成为一个儒家的政府。对东汉进行褒扬，就必须对西汉进行批评，司马迁对西汉统治者也是轻视的，因此班固就能够大量使用司马迁提供的材料，同时诽谤司马迁对皇室持有敌意。

班固《汉书》的成书标志着史学编撰性质的一种制度化转移。《史记》是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的家庭努力，班彪也是私撰了史学作品，而班固和他父亲一样，刚开始时是单独撰述，也同样因“私修国史”而被捕入狱，但他很快就被汉明帝启用，去写一部汉代历史，这标志着官修史学的起源。从此，官修史学成为整个中华帝国各王朝的标准特点。

朝廷任命史官编撰皇帝实录和个人的传记，这些记录最后就形成“国史”的内容。史学撰述的官修化在唐朝时达到顶峰，表明王朝官修史学的编撰质量下降得极为严重。

诗赋

除了司马迁之外，汉武帝时期的另外一位大作家是司马相如，他创造出的“赋”，用一种诗歌般的语言，来表达其包罗万象的理想。他整合了《楚辞》的元素，人物在神灵的陪伴下漫天飞舞，或者和女神发生一场浪漫的艳遇。他用幻化多变的词藻来描述域外生命、矿物和植物，他把诗赋和颂扬的主题联系在一起——把奇珍异宝献给统治者，作为其权力的象征。司马相如的诗赋和散文强调词语的力量，使读者深深陷入迷幻之中。这种力量和宗教化的语言联系在一起，华丽的辞藻和狂想从这些语言中产生出来。

在西汉的大多数时间里，诗赋被视为朝廷最重要的作品，司马相如当时被认为是最伟大的作家、诗人眼中的典范。然而，随着儒家经学地位的上升，司马相如艺术风格中的很多方面都被抛弃了，一种以扬雄为代表的流行趋势开始出现。扬雄年轻时，也曾经在诗赋里追求司马相如的风格和主题。后来他抛弃了这种风格，因为它缺少道德的严肃性，而且其梦幻般的人物形象和浪漫语言不符合儒家的写作理念，儒家认为，语言应该平实，直接表达情节和角色。

在扬雄所著《太玄经》一文中，他认为诗歌应该成为道德教化的工具。他推崇周代作家的《诗经》，视之为自己敬仰的楷模。自战国时期以来的儒家作品——比如《孟子》《荀子》和《毛诗序》——都强调直接而诚挚地表达作者的道德目的，语言也应该是明确和清楚易懂的，应当避免任何使意义变得模糊不清的华丽辞藻和修饰。过分的修饰或者人工斧凿的语言是司马相如及其模仿者们最大的缺点。虽然感情四溢的词藻可能令读者着迷，却不能够引导人们产生良好的言行举止。因此，扬雄批评这类作品“文丽用寡”。班固也持这种观点，他批评司马相如以及欣赏此类文风的西汉朝廷。

尽管在西汉末期，史诗是特别讲求文辞的典范，但有文学抱负的人并不从事史诗创作，至少留传后世的不多。名垂青史的汉代著名诗歌作者往往是统治者、嫔妃或将军。作者往往充满感情地回应某个社会现状、某种人性悲剧，很多诗歌都描写了永别或自杀，例如项羽唱给其爱妾虞姬的一首歌，据说是作于其最后一战并自刎之前：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汉代的大多数著名诗歌都不是知名作家所写，而只是以“乐府诗”或者“古诗十九首”命名。“乐府诗”的得名，是由于汉代皇帝建立“乐府”这种政府机构，为国家祭祀、宴饮、朝廷招待和行军来创作歌曲。这些歌曲都由级别较低的专业音乐人所写，和庙祭的颂不同，它们反映了一种到处都能听到的口语和民谣风格，可能还与中国早期的流行诗歌创作有关。它们的特点是客观，不夹杂主观评论，内容和形式不落俗套，但缺少反观内省，历史感淡漠，过渡突然，语言比较大众化，语句反复重叠，多用俗语。它们被创作出来，是为了在朝廷上进行表演的，因而表现为一种经典文学和方言白话的混合物。最简单的宫廷作品类似于劳动号子的一个翻版，比如《江南曲》：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还有一些乐府歌曲，其目光瞄准的是宫廷观众中文化素质较高的一部分人。这类诗歌经常提及历史人物或文学人物，还有一些讲到灵魂和神仙一起飞舞、相会。除了在描述主题不同之外，这类诗歌还更改了民歌的重叠结构和转折方式，采用更连续的叙述方式。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下面这首诗：

青青河边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

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可见。

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

客从远方来，遗wèi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

在这首诗里，吟唱者是一位妇女，她的丈夫在戍守边关。整首诗叙述了这位妇女的心理感受，诗最后的书信中，出现了丈夫的声音。在诗的开头几行，每句诗都用上一句的最后词语开头，通过这种富有韵味的诗化语言，使思念充满了肝肠寸断的悲怨。

在这种风格简明的诗句中，作者深思着自己的经历，或者在想象中置入“他者的声音”。这种风格在东汉“古诗十九首”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诗中常见两位对话者：一位是闺妇，另一位是希望博得功名的丈夫。他们悲叹着时光流逝，年华老去，只能沉溺于美酒与音乐，直至死亡。诗歌的语调不断变化，忧郁的深思，直接的哀叹。诗人把叙述因素减少到最低限度，专注于自身的内在体验，玄思着人类的长生之道。这些诗歌是由语法、语义并列句，或者对偶句来完成的，这取代了乐府诗中常见的重复句，是乐府诗歌逐渐文人化的标志。

乐府有时会受到儒家学者的谴责，因为它们采用了战国晚期的俗乐——“郑卫之音”，而这类俗乐曾经被孔子谴责为“淫声”。随着儒家经典思想的影响日益提高，礼仪制度进行改革，国家实行节俭政策，于是，乐府机构在西汉晚期被废除了。然而，儒家的诗歌理论家也强调说，周代诸王们提倡搜集民歌以观民风，所以乐府诗仍然是一种合法的形式，而且变成了“诗”的一个标准种类。

尽管“古诗”对长生和物质愉悦的痴迷不符合儒家的道德理论，但它们简洁的语言、直抒胸臆的风格、雄心壮志的主题等都符合东汉文学所倡导的理念。到汉代末期，曹操家族及其追随者们修改了这些“古诗”、“乐府诗”的技巧和主题，形成了第一种真正由著名文人创作的诗歌。

儒家著作

经学对汉代文学影响最大的或许是儒家著作，它们是国家图书馆目录的一个种类，由刘向、刘歆父子二人于西汉末期和王莽统治期间，父死子继、共同完成。班固将其修改后收入到了《汉书·艺文志》中。

图书目录的分类系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使我们能够一窥当时知识领域的结构，因为它们向我们揭示了 当时社会对各知识领域的组织方式。经学是正式写作的模范，也是其他各类文章的源头。刘氏父子认为这些是圣王所作，而且他们把每类文本都追溯到了周朝时期的某个政府机构。

由于图书目录把知识的统一视为一个理想，这就把其他所有不同的学科或交叉学科的文本都视为需要予以纠正的错误。刘向解释了在学术辩论中的花言巧语就是“便辞巧说，破坏形体”：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 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纵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至秦患之，乃燔fán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

刘氏父子列举了一些发起搜集整理文献的汉代皇帝，赞扬他们召集学者，创设了国家图书目录，这正和《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相呼应，因为后两者之所以能够完成，也正得益于当时英明的君主。

刘氏父子赋予经学以核心的地位，以为它们是其他所有作品的基础。除了“经”之外，目录分为经典技艺的“艺”和其他作品的“文”。“经”直接由“圣王”创立，而其他各类文献则来自早期国家的一些机构。这些非经典的知识种类都是通过“经”或者孔子作品中的某一句话而变得合理合法，“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

按照刘氏父子的看法，尽管战国时期各派哲学思想都是经学的细枝末节，但他们也都保留了经学所具有的部分真理因素。当一位真正的君主到达这个世界时，他将把这些失散了的经典重新汇聚为最原初时的整体。同样的模式也适用于诗歌：

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

在这些段落中，文本著作和政府相对应的关系是非常明确的。刘氏父子通过把不同的文献种类追溯到周代政治机构，发展了著作和政府的对应关系。于是，儒家思想来源于负责民众和教育的“司徒之官”，道家思想出自“史官——天官”，阴阳家出自“羲和之官”，法家出自“理官”，名家出自“礼官”，墨家出自“清庙之守”，纵横家则出自“行人之官”，等等。

把学术与政治机构相联系，既反映出学术权威和政治权威的平衡，也反映出将破裂的世界修复为一个整体的理想。书目强调各派学术著作都由某个官僚群体共同写就，其中每一个人都拥有某种有限的专长。只有当他们在统治者的组织下联合起来，才可能就某个知识领域编写出一部完整的、有注解的记录。于是，知识的最高统一性就类似于君主统治之于帝国。

在目录中，诗歌因为缺少和政府之间的联系，变成一个特殊种类。在诗歌里，作者用精心设计的语言、飞舞的想象力表达了普通人的悲哀和绝望。兵家的著作专注于将帅运兵策略和诡诈之道，方技著作转到了不能掌握星相的技术型专家之手。长生久视之术则被那些专家演变为延长寿命的欺骗把戏，从而将长生久视之术彻底毁灭。

所有著作都被分为七类，即“七略”。前四“略”——“辑略”、“六经略”、“诸子略”和“诗赋略”——是由刘向、刘歆父子完成的；后三“略”——“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各由一位该领域专家编成：包括一位步兵校尉、一位太史令，以及一位御医。学术分类按照等级排列，在每个技术种类之前都有一个总的序言。

在这个新的知识秩序中，经学与时俱进地表达了一个统一的世界，它本身就代表着君主体制和一种统一的意志，与之相比，其他任何知识都是不完整的。

在由“经”和“注”所定义的一个等级秩序中，哲人们都被置于屈尊附属的地位。同样，诗歌和历史，以及实际上所有形式的创作，都只能在国家经典所建立的这个知识世界中进行解读，这种模式也就是人们所理解的汉代帝国的“文本形式”。

（以上内容经删节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