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卷第7章《宗族》之二

早期帝国生活中的儿童

在中国历史上，汉朝第一次 把童年变成了一种有意识的文学思考。

好几位西汉学者，如贾谊、董仲舒，以及刘向 都写了有关“胎教”的文章，作为在尽量早的、有条件的场合下影响孩子道德发展的手段。这种观念最早是在战国时期的《国语》中得到表达，并由汉代的贾谊具体描述，并发挥成为一种确保皇位继承人健康发展的手段。

他规定，母亲在其怀孕期间所视、所食、所闻、所言、所为，都应受到合理礼仪的指导。如果她被好的事物“刺激”，生出的婴儿就会很好；如果被坏的事物刺激，婴儿就可能很坏。这种对选择受孕重要性的强调很可能产生于《易经》和兵书，它们认为怀孕之初的影响 能使后面的过程得到最好的控制。尽管现在还不清楚“胎教”在操作层面上能传播多广，但在公元前168年的马王堆墓葬中，出土了这种技术手册，这说明至少在当时精英阶层是在尝试使用的。

到了东汉时期，关于利用教育来改变儿童先天气质的知识得到了广泛传播。在某个时候，比如当经学教育被认可为一种通往仕途的途径时，当豪强大族通过荐举的方式支配朝廷的人事任免时，学者们经常辩论着遗传、早期经历以及书本知识在铸就人格方面的重要性。在那些朝廷重臣或著名学者的传记中，通常充斥着他们幼年行为和经历的长篇大论，认为这能够预示出他们后来的出类拔萃。

很多文章重点描写了那些十多岁，甚至更年幼时就能复述传统经典的神童——据说张霸在两岁时就知道礼让和孝义的原则，而周燮在三个月大时就表现出了类似的美德。这些例子引起人们的议论：早年的成绩，能够成为后来获得成功的表征。相反，对神童崇拜持批评态度的人则认为“小器易满”。

下面关于学者王充的童年记录不但说明了东汉教育和学术的理想，而且说明了那个时期成人和儿童之间的关系：

建武三年，充生。为小儿，与侪伦（朋辈）遨戏，不好狎侮。侪伦好掩雀、捕蝉、戏钱、林熙，充独不肯。诵（王诵，王充之父）奇之。六岁教书，恭愿仁顺，礼敬具备，矜庄寂寥，有臣人之志。父未尝笞，母未尝非，闾里未尝让。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以书丑得鞭。充书日进，又无过失。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

7岁以下的孩子在汉朝是免除人头税的，因此这个年龄似乎也是幼年和儿童时代的界限。一般认为这个年龄的孩子已经开始形成理解能力，所以也就能够入学读书。一个男人不到20岁就不算成年人，而一旦到了这个年龄，家里就会为他举行一个“冠礼”。

东汉时期的赈灾法令强调，只允许给那些年满6岁的孩子提供赈济援助，因为儿童死亡并不像成年人死亡那样引人关注。秦律则规定，杀死身体残疾的儿童是合法的。不到6岁就夭折的儿童被称之为“不哀夭”。6岁到20岁之间被认为是人格逐渐达到完善的年龄段，以举行冠礼为标志，进入到成人阶段。

儿童不能够参加其他人的葬礼，因为根据汉代经学大师郑玄的说法，儿童还“未成人”。在实际生活中，父母亲无疑对他们的儿子甚至是女儿都饱含慈爱，而并非像《礼记》所暗示的那样冷酷无情。东汉时期给死去的儿童所立的碑刻也反映了这种观念，碑刻上描绘了孩子们玩着他们的玩具，碑文中悲伤地哀悼了他们的夭折。

就儿童与父母的关系而言，汉代思想资源中最关键的词汇是“孝”。它意味着当自己的父母健在时，对他们要尊重和服从；在他们去世后，要对他们进行祭奠，并且要终生遵循父母生前的教诲。这种行为被认为是发乎天性的，如同《孝经》所说，“亲爱之心，生于孩幼。比及年长，渐识义方，则日加尊严，能致敬于父母也。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其所因者本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 

孝道因此也成了一个人行事正确的基础。因此《孝经》成为汉代学者首先要掌握的经典，也就毫不令人感到奇怪了。

所有汉代皇帝的庙号都以“孝”这个字开始，以此表明他们都是孝子贤孙。这种把“孝顺”依附到历代皇帝身上的做法强调了他们都出自同一个血统，汉代所有皇族血统成员都要孝敬的至高源头，就是高祖刘邦，因此，汉代皇帝中只有他的谥号中没有“孝”这个字。

成年女性和成年男子

在早期中华帝国，一个关键的女性角色是妾或者“次妻”。成年男子只能有一位合法妻子，但有钱人则可以在家中再养一个女人，令其侍寝并在家中帮助照料子女。在礼仪文献中，妾或者“次妻”的角色并不特别惹人注意。然而，在四川发现的一方东汉时期的墓碑 却是为了纪念一位 年方14岁的妾。碑文勾画出当时社会对一位“次妻”所持的期望。它很强调纺织和出售谷物，更重要的是她能适应新家族的习惯，对这个家族的祖宗表示尊崇，而且对正妻俯首帖耳。终其一生，她都保持了这种态度。还有另一个墓志则是哀悼一位妻子的去世，并说明 这次她不是和三个早亡的可怜儿子合葬在一起，而是和她的公婆葬在一起，这样就能在身后永远地侍奉他们。

早期的礼仪手册这样描绘一个大家族——在这个家族中，女性处于最谦卑的地位，族里较高辈分中最年长的男性行使着最大的权力。而在每一单个家庭中，丈夫就是主宰。他有权惩罚家里的成员，当然不允许残害他们或者杀人。即使是处罚奴隶，也只有地方官才有权判其死刑。秦律也特别优待家中的长者，并且把孝敬老人写入了法律。一位已经成年的儿子如果状告自己的父亲或者母亲，他的证词不能视为证据，而且告状者本人反而可能受到惩罚。如果为人子者殴打了自己的祖父，他就可能被刺配去做苦役。一个人如果被指控有不孝的行为，就足以被判处死刑。一个父亲在他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中，具有法定的优越性：如“父盗子，不为盗。”。父亲还可以要求政府流放、鞭打，甚至是处死他的孩子。

一个宗族首领的权力和地位 来自于他祖先所累积起来的力量。一个帝国的创始人或一个封国的开创者能够创立一个能量宝库，其中承载的阴德可以传递给他的继承人，但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退。一个拥有这种能量的祖先将长久拥有前途光明的后裔，相反，如果后代缺少这种能量，那么他很快就会淡出舞台。就此而言，刘氏家族仍旧是最清晰的例子。西汉末期的最后三位皇帝都没能养下子嗣作为继承人，这意味着这个家庭的能量已经耗尽了，因而很快就会被取代。于是，王莽试图建立一个新的皇族世系。光武帝恢复汉室，在半路上挽救了这个王朝，并且给了它一个新的能量库。

社会地位较低者或者能量较小者也可以通过数代人的不懈努力，积累能量而非散失能量，最终开花结果，推动整个血缘家族获得影响整个帝国的荣誉。断代史学家指出，绝大多数位至显贵的人都来自那些在地方上已经数代享有声望的家族。

这种认为直系祖先能保证自己成功的观念，导致了东汉时期越来越强调对去世双亲葬仪上的挥霍浪费。在公元前4世纪，就葬仪是该费力精心操办还是该以平常心俭朴对待，曾经掀起过一场辩论。但是到了东汉时期，钟摆果断地停摆到了支持隆重举办葬礼的这一边。各家各户在举行亡父母的葬礼时，都挥霍钱财，努力炫耀，子孙还要按照几近苛刻的要求来“守制”，所有这一切都旨在胜过他人，并且利用这些行为来表现自己的孝道，从而在政府中获得职位。社会上对此持有很多批评的言论，认为许多家庭在其父母健在的时候并不愿意为其花钱，却在他们身故之后夸耀大方。这些后人为亡父母们树石碑，建神龛，上面刻满溢美之词，荒唐地夸张亡父的伟大。尽管这些明显过于浪费的葬礼都只是为了给自己争得体面，但他们这样做还可能是为了回报祖先，因为他们通过祖先给予的阴德获得了物质的财富，同时也是为了确保祖先的魂魄将来继续护佑自己。

并非所有人都同意一个宗族能够产生给后人带来美德和成功的能量。在争论教育的价值和目的辩论中，有人认为知识和成就依赖于个人的努力或者天赋。东汉学者王充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其父亲和祖父都以狂放不羁jī的言行而不被看好，但王充辩论说，聪明人都会显得特立独行 。学者王符也同样指责那些攀附大宗族以谋取功名的行为。然而，他和王充都不得不承认，在现实中，同时代大多数能够富贵的人都是因为其家族背景，断代史家的传记也证明，东汉时期很少有人能够不出身名门而身至荣显。

老人和先祖

在早期中华帝国，从某种程度上讲，潜能可以用寿命来衡量。孔子就说过“仁者寿”。虽然有很多无法解释的例外，一些汉代思想家仍然坚持这个看法，而且认为理论上就是这样——无论世系还是个人的持久性都来自于道德潜能的一种共同资源，这种资源是由正确的言行产生的。在中国社会，早在汉代以前很久，对老年人的尊重就成为一种价值体系。

在孟子描绘的一种理想图景中，照顾老年人具有重要意义，他说：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到了汉代，尊重并照料老人已经成了一种社会基本道德。尊敬长者有几种表现形式。朝廷给予头衔的赏赐常常把等级和年龄两者挂起钩来，因此，在政府组织的宴享典礼上，座次的排序、食物的摆放都更尊重长者。法律还赋予老年人几种明确的权利。在东汉时期，每年中秋，国家都会在都城南边的老人庙来祭祀老人星。在这个宴会上，年满七十的老者都会被御赐手杖，还会假设他们都已年老齿稀，手把手给他们喂粥。手杖的头上雕成鸠jiū形，称为“鸠杖”。据说鸠永远不会被食物噎住，因此这也是给年长老人的一种祝福。这些手杖由皇帝赐予，也称王杖，被授予的老人可以得到声望和保护。

简牍文书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案例。一位官员殴打一位持鸠杖的老人，老人失手把手杖掉在地上，摔坏了鸠。因为鸠杖乃皇上所赐，这位官员就因此被处斩弃市。汉律强调，乡民们应该给予老人优先权，而且因其年龄而享有一些地方官员的类似权利。东汉时，由朝廷发起的礼仪汇编《白虎通》也强调，老人具有免除惩罚，免除极度紧张的致哀义务，以及免除强制性的劳役。

在那个时代，理想的寿命是70岁。孔夫子活了72岁，刘向和扬雄活了71岁。墓碑经常会记录那些五十多岁去世的人，认为他们死得太早了些。但活过70岁却也是喜忧参半，因为汉代的人们已经充分意识到 老年之后健康方面会出现的问题。

少年时期和欢乐时光的短暂易逝也是该时期诗歌的一个主题，尤其是《古诗十九首》：

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

秦汉社会亲缘结构中的另一个重要元素 是祖先的记忆以及他们对崇拜仪式的保留。能把祖先追溯得越久远，就能号召更多数量的亲戚，也就越能在必要时召集更多的力量。一个家庭如果只能记忆不到一两代人，就只能与少量的家庭发生联系，但是如果一个家庭能把他的祖先追溯到数代以前，那么他就能把成百上千的家庭联结在一起。所以，缅怀祖先并为他们骄傲，对建构他们当下的社会是至关重要的。

分享共同的先祖，决定着亲戚之间的纽带。礼仪手册指出，宗族神龛有两个目的：首先是纪念共同祖先，其次是决定家族成员关系的亲疏。排列世系的方式是众所周知的“五服”制度。如果是儿子祭奠其父，他将穿上最简陋粗劣的丧服（那是一种不缝边的衣服，犹如刀割斧斩，故名“斩衰cuī”），服丧时间也最长（一直要到其父去世后第三年）。如果他祭奠的是本族曾祖父兄弟的妻子（即曾伯祖母），那么他将穿上最轻一等的丧服（这种丧服可以缝边，用最细的熟麻布做成，名叫“缌sī麻”），服丧期限也最短（只有三个月）。于是，这种五个等级的服丧制度形成了一个高度复杂和内容宽广的礼仪体系。

《礼记》指出，根据五服制度，如果你和某位去世者有亲戚关系，那么即便是长途跋涉也要前往凭吊，但你不需要参加一个没有这类关系的葬礼，即使逝者是你的近邻。这是一个极端的规定，现在无法断定当时的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严格遵行它。近年来在马王堆遗址发现了一份带有亲戚表格的简牍，上面所刻的凭吊关系说明，遵循血缘结构是非常严格的。

这种对死者的礼节性记忆 在汉语关于人的生命长短和生存时间的描写中也有反映。汉语里生命长短称为“寿”，它最为常见的比喻是“寿比金石”。然而，“寿”不仅仅是外在躯体的生命，还体现在后代们关于祖先的记忆 以及祭祀礼仪之中，那是一种社会身份的寿命。例如人们会在祖先的神龛前向他祝寿，这就是《道德经》所说的“死而不亡者寿。”尽管人的肉体无一例外 会“变形”并过世，但一个光荣的声誉却是一种财富，它将存在于崇拜仪式和文学作品中，经受住漫长岁月的考验。

在汉朝的祖先崇拜中，死者的魂魄与崇祀和照料它的人一样生存着。一旦魂魄停止了接受献祭，那么它就会被淡化，直至消逝。礼仪经典中描述了一个“有计划忘却”的过程，最老的神主将按顺序被撤去。在国家层面，距当代最近的四代祖先的神主都有神龛，接受后人的献祭。而当新的一代祖先被加上去以后，最上面的第一代神主将被撤去，其他几个就顶替上去，这样依次往后排。如汉元帝时的少傅匡衡所说：“立亲庙四，亲亲也。亲尽而迭毁，亲疏之，示有终也。”

唯一能免于被撤毁神主的人物，只能是帝国的开创者或分封国的首位诸侯王，他们是不能够被忘记的。因此，理论上讲，在每个祖庙中，只有五庙的神主能够接受祭享。据说，周代有七庙，即除了当前的四代祖先之外，还有传说中创建了“周”的后稷，再则是周文王和周武王，他们征服了商朝，把“周”由一个封邑变成一个王国。这样，祖先魂魄的寿命也就与其贡献联结在了一起。

到了西汉末期，有异议认为国家开创者并非唯一值得永久记住的君王。最早的异议是为了支持永久祭祀汉武帝，因为他击败了匈奴，改革了历法，建立了神圣的崇拜制度。在其死后，数代后人仍然能感受到他的影响，所以这种观点被普遍接纳，汉武帝因此和汉高祖一样，成为汉代一个永久崇祀的祖先。

这一步开了一个先例，西汉官员们一直纠缠于谁才够资格接受永久纪念   ，但到了东汉时期，争论变成了哪些人不该接受永久纪念。而到了东汉倒数第二位皇帝汉灵帝时，所有以前七位成年皇帝加上西汉时期的另外一位皇帝，都被赋予了永久崇祀的地位。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位建立了国家或者开拓了疆土，有的根本没做出过任何贡献。可见，给予某位祖先永久祭祀而拒绝另一位，事实证明这是很困难的。

在帝国层面以下，对死者的永恒记忆也得到提升，人们开始在先人的墓地前树立墓碑。这种大众化的做法和在神庙中供奉木主具有同样的性质。有一方石刻这样夸赞：“镌石立碑，勒铭鸿烈，光于亿载，俾永不灭。……先民所臧。载名金石，贻于无疆。”

于是，在汉代发展过程中，对祖先的记忆开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寻求寿比金石的永恒。

永不衰朽的祖先保证了统治者的血脉传至久远，国祚万年，但是，这一切 最终 都化为了尘土。

（以上内容经删节整理）